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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其實最想提出的問題是：政府，是依據什么確認與確定“網約車的定位高于出租車”作為公共交通的有益補充的？換言之，是依據什么得出了網約車不準、不可以提供低于出租車（價格和檔次）的服務？

我們知道，在所謂的城市公共交通之外，出租車和私家車被視為是其補充，而近年來網約車雖然蓬勃發展，性價比、效率和影響力遠遠高于出租車，卻不得不遵循政府的指令定位于出租車的“高級補充”。

我不禁疑問，在城市交通中，在基本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市民尋求最好的性價比（或者叫做出行成本與效能之比）是理所應當的，那么如果城市公交無法滿足的情況下，他們就必須尋求出租車服務。那么問題來了：一、出租車是除去城市公交之外，最性價比好的服務嗎？難道就沒有其他形態了嗎？二、是否允許市場（企業）探索且提供處于公共交通與出租車之間的另一種出行服務？

現在政府沒有給出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卻強制性給出了第二個問題的選擇！這種強硬態度很難說是科學和客觀的，也很難說是一種理性和良性選擇。

消費升級的三方面

對消費升級之于國民經濟、國家創新和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偉大意義不多闡述了，上至國家領導人、中至部委司局處科領導、下至國民百姓都知道。我重點說說近年消費升級的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此輪的消費升級是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的搶救性/補償性消費的升級，也就是從商品消費極大匱泛走向基本需求滿足，也不同是新世紀前后進入小康/服務型消費的升級，也就是從物質有形產品消費轉向服務消費。此輪消費升級有六個特征：

1，科技促進。無論是消費的商品與服務本身的科技含量、還是消費過程前后體驗與權益保障上，科技因素都在極大地增強。前者如平板PAD、納米面料、視頻點播、網絡金融服務，后者如在線CRM、評價、維權；

2，循環經濟。近年來對環保、綠色、低碳、生態型消費的認同和認可，使得分享經濟、二次利用、回收循環的商品與服務得到廣泛認可，如私房短租、網約車、二手物品、可回收外包裝；

3，市場無界。消費者不再局限于本地消費，因互聯網帶來的電子商務、跨境零售、異地預約預訂等等，讓消費者不僅可以享受到本地市場和企業直接提供的商品與服務，也使得它們開始關注異地市場的風吹草動，如他國消費服務、跨境網購政策、異地維權投訴；

4，新生需求。科技與創新帶來了很多此前并大多數人沒有想象過或不敢想象的消費內容和消費形式，創造出了諸多的新商品品類與服務類型，如平衡車、空氣進化器、虛擬現實視頻、在線直播；

5，結構催生。隨著中國社會與市場結構的政策與環境變化，以往不曾出現的新群體和新市場變得愈發重要，并且出現了快速增長，如老齡化問題帶來的護理服務、鼓勵二胎政策帶來的家庭多子教育等等；

6，體驗滿足。與以往滿足狹義的功能性、功用性的商品與服務消費不同，如今伴隨與觸發消費的過程和場景本身就是一種消費，并且這種過程與場景的體驗滿足度和滿意度直接影響著交易，如購物中心廣場化和休閑化，又如交通出行環境的資訊。

第二個方面，便是在這些特征背后的消費升級中間，發生著最大的一個經濟意義上的變化，即：消費與生產的一體化，也即經常將的消費者與生產者的融合，這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們說的，你在網絡生看著資訊并且熱切地評價著它們的時候，你不僅在消費內容，你也在生產者。

當然，并非只有新媒體資訊消費是如此的，在內容搜索、在點播直播、在電商評價、在參與眾籌、在試用創新市場和創新服務給出反饋等等，我們都看到消費者與生產參與者角色的并存。就像一句話說的：你在橋上拍美女，另一個美女卻在橋下拍著你。—— 而這到處了一個實情，也就是一個以往簡單、明晰和單向的商業交易，一個以往可以毫不猶豫地指出誰是消費者、誰是服務者的場合，現在變得復雜了。

第三個方面，便涉及到了維護消費者的什么權益，以及如何維護這些權益。在過去以消費者滿意度為核心評價的體系當中，鑒于商品與服務的功用功效的基本唯一性和單一性，消費者評價和滿意度是相對容易取得的，而且是基本可以直接反映出消費者付出與獲取、成本與收益的關系的，但現在不行了。

例如，在一個最為典型的資訊平臺上，如果僅僅提供資訊內容（哪怕是最優良的），但不提供評論或互動——雖然對于消費者閱讀資訊本身這個行為，這一功能毫無價值——那么，讀者的滿意度都可能下降，甚至直接拋棄這個產品。這并非是以往消費市場學所討論的附加和增值服務，而成為必須的核心服務，盡管企業不能依靠它獲取任何收益，這就是新的消費形態下的消費者滿足度高低對增和滿意度的直接影響。

除去滿意度和滿足度這對關系之外，與此類似的，有品質（標準、規范）與體驗的關系、有知情與選擇的關系等等，所有這些都構成了新消費環境和訴求之下，消費者對成本、收益和權益的理解。

網約車的消費者成本與權益

在上述論述的消費升級大背景下，我們可以看到消費-消費者-消費者權益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有了極大的內涵、外延和層次發展。簡單以今天討論的網約車為例。

我們在以前的出租車服務當中，消費者的直接付出（成本）僅僅是車費，企業的直接獲得（收益）也僅僅是車費，因此我們在定價也好、公平也好基本都是圍繞這個（乘行服務過程）展開的。但，到了網約車時代，消費者付出（即便無意）、企業獲得（即便非直接）的便不僅僅是車費一項，還包括用戶信息、行為、路線、時間、頻率、甚至包括攜乘人數量等數據信息，此外還可能包括信用評價、社交關系等，這些其實并非消費者單一出行所必需，卻在不知不覺間成為了消費者的付出成本。 

更為有趣的是，這些信息數據不僅可以幫助企業改善產品和服務，甚至可以用來幫助政府部門來規劃、改善和升級城市交通。盡管我們可以善意地理解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不可否認，這些付出起碼是消費者除去車費之外多付出的成本，它也無法從本質單一出行上獲得回報。 

因此，綜合下來看，網約車并非僅僅定價目前被政府制定要高于出租車，而且政府忽略了（無論有意無意）消費者出行的付出，并無償占用了這些付出的資源。這更加凸顯了目前網約車定位與定價的不合理之處 —— 非但沒有借助創新和科技降低國民單位成本，反而為了某種低效生產力的持續存在而強化和提高成本。

談到定價問題，今天的一個談論熱點話題就是春節前后的打車難家居和出租車浮動加價的話題。這里面的原因其實遠遠超過單純新政壓制整體供給（這點經常被政府輕描淡寫或所謂主流媒體指鹿為馬）、節假日供給因素、企業刻意為之、出租司機利用規則見利忘義等指責，據我的觀點這個里面其實真正的核心是政府是寧可接受普遍抱怨但不致有害的短缺，也不肯選擇脫離自我設定的規制的市場自由競爭機制。——這個指控太嚴重了，不多說了。

關于春節前后風波的話題，還有一點讓我感到不是很開心。造成目前市場對定價不夠滿意的原因有兩個簡單的因素，一是政府強制性要求高于出租車，這是根本性的，二是企業本身定價機制不夠透明、目的不夠合理、方式不夠晚輩。別的不說，就說滴滴的出租車浮動加價這事情，或者企業出發點是好的（通過經濟杠桿來提升供需平衡性），但顯然缺乏對中國多年以來出租行業封閉、壟斷和職業素養普遍低下的認知，更由于一直與公眾在此方面溝通不足，所以在風波發生之后，企業被恩將仇報、狼狽不堪、心懷冤屈，卻不得不聽從政府要求改變策略；而更為荒唐的是，政府在明知企業并沒有從出租浮動加價中收取任何費用，卻還不肯主動公開公正地為企業向市民說明，反過來通過約談來向企業提升要求、施加壓力，讓企業成為公眾眼中的壞孩子，自己做一個大義滅親的好家長，這似乎極為不妥！

網約車的安全，毋容置疑，當然重要。但，首先，網約車安全從來不是話題，無論從任何方面來講都低于出租車出現的事故和惡性事件比例，也遠低于公共交通事故和上網比例；其次，安全問題，是交通出行領域的基本要求，具有強制性和規范性特點。在提供國家規定的必需的安全規范和措施之上，技術提升和投資加大都無法在體驗之外取得無限制的運營和消費收益，換言之，網約車的進一步提升不在更加安全（數據安全除外），而在經濟性、性價比、體驗度和靈巧供給。在這些方面，幾家網約車企業談得都不透。尤為重要的是，保障與發展消費者權益是一個廣泛性的概念范疇，不是僅僅的不漲價、不繞路、無異味、態度好、認路途、還失物、平穩安全等功能性的，真的核心在于能否不斷提升消費者在出行上的綜合收益，如更加的智能化、更低成本、跨域對接等，否則又回到出租車的將錯就錯、縫縫補補、得過且過的老路上。

小結語

網約車，在中國市場規模、數字人口、經濟轉型三大紅利之下，依舊有著巨大潛力和廣闊空間，在這其中網約車企業與政府、社會、市場、公眾協同治理，充分保障和發展各方權益（不僅僅是消費者權益）、切實遵循法律和規范，是必須堅持的，無論從技術、價格、產品、服務和安全，這些不僅是政府要求，也是行業責任，也是市場和公眾期望，更是未來進一步發展的前提。

但，需要我們留心的是，在整個網約車和分享經濟發展深化過程中，如果由于過早、過硬和過狹隘地轉入到行業修補的內化過程中，那么顯然將錯失將這一分享經濟經典與標志性形態的能力最大化的機會，更加有可能的是，將這個中國在全球領先位數不多的領域變成了一個數字經濟時代的數字出租車，這個損失會是令人痛心的，值得警惕。

*本文轉載自馬語微言（WeChat：MAYUWEIYAN）,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