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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個論斷具有普世性，適用于人類社會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只不過不同國家、不同發展階段的民眾對“美好生活需要”的內容、形式不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的狀態、水平也不同。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一部人類發展史就是為“美好生活需要”而奮斗的歷史，這種奮斗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內容、方式也不同。看看中外遠古時代遺留下來的巖畫，石器時代的貝殼、玉石、魚骨制作的女性飾物，可以想象他們當時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要具體研究對“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的具體特點，才能找到解決這個矛盾的有效方向、途徑與方式。

十九大報告的這個論斷可以指導與與民生相關的產業、行業和部門今后的發展方向與政策。這里用這個論斷來觀察我國的旅游業，可否作這樣的表述：“我國的旅游業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旅游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

目前旅游業存在的“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表現在以下八個方面：

一、國民旅游兩元結構式的“不平衡不充分”

全體國民收入不平衡的程度嚴重到什么程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全國人口13.38億， “按全國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組”，占人口1/5的高收入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59259元（月均4938元），1/5的中等偏上收入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31990元（月均2666元），占人口1/5的中等收入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20924元（月均1744元），占人口1/5的中等偏下收入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12899元（月均1075元），占人口1/5的低收入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5529元（月均461元），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52元（月均702元）。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高收入人群與低收入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10倍以上。其實真實情況比這更嚴酷。約占人口1/10的富豪群體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何止5萬元？

“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月均1985元），這樣一種收入的情況下，所謂人均出游3次掩蓋了國民出游嚴重不平衡的實際狀況。筆者據此推測，1億多的富豪群體是國內高端旅游和出境旅游的主體，約2億的高收入群體是國內旅游和出境旅游中端消費的主體，近3億的中等偏上收入和中等收入城鎮居民參加國內近程、廉價旅游（他們往往是低價游、零團費的主要群體），占城鄉人口一半左右的中等偏下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群體沒有參加旅游。十九大報告中多次提到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說明目前中國中等收入群體人口比例小，國民貧富兩元結構決定了旅游市場消費的兩元結構式的“不平衡不充分”。

二、城鄉居民旅游兩元結構式的“不平衡不充分”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按常住地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月均2801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月均1030元）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相差3倍以上。其實真實情況比這更嚴重。

2016年國內旅游44.4億人次（戴斌先生說過這個數據是以離開慣常環境10公里以外、6小時以上標準測定的），其中城鎮居民出游31.95億人次（城鎮戶籍人口5.6億），人均出游5.7次；農村居民出游12.4億人次（戶籍農村人口8.2億），人均出游1.5次。國內旅游收入3.94萬億元，其中城鎮居民花費3.22萬億元，人均花費1007.8元；農村居民花費0.71萬億元，人均花費572.6元。城鄉居民之間的人均旅游次數相差近3倍，人均消費水平相差1倍。城鄉居民收入結構不平衡決定了出游率和消費水平的“不平衡不發展”。

三、入出境旅游市場發展“不平衡不充分”

入境旅游“不平衡不充分”。1980年入境旅游570.3萬人次，其中港澳臺同胞517.3萬人次、占9成，外國游客52.9萬人次、占1成。2010年入境旅游13376.2萬人次，其中港澳臺同胞10763.5萬人次、占8成，外國游客2612.7萬人次、占2成，自此以后一直是這種結構。2016年入境旅游13844.38萬人次，其中港澳臺同胞1.1億人次、占8成，外國游客2815.12人次、占2成。入境游客中同屬一個中國、但屬于4個不同關稅區的港澳臺游客為主體、外國游客為輔助，而且外國游客自2007年以來一直在2600萬人次上下徘徊。2016年接待外國游客2815.12萬人次，排在法國、美國、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德國、英國、墨西哥和俄羅斯之后，居世界第十位，與我國國土遼闊、歷史悠久、資源豐富、國際大國的地位很不匹配，足以證明入境旅游市場的客源結構不平衡、國際化程度發展不允分。

出境旅游“不平衡不充分”。2016年出境旅游1.22億人次，其中去外國旅游3812.67萬人次、占31%，赴港澳臺旅游8390.13萬人次、占68.76%（《中國出境旅游發展年度報告2017》）。全國目前有1億人有出境旅游證件、約占總人口的7～8%；有6000萬人有護照、約占總人口的4.5%。2016年出境旅游1.22億人次，占總人口的8.8%；出國旅游3812.67萬人次，占總人口的2.7%。出游目的以觀光與購物為主，休閑度假、文化體驗和娛樂花費低；按全體人口為基準，國民出游率低、人均花費低；能出境、出國旅游的基本上是占人口1/5的高收入人群，占人口9成的民眾尚未參與其中，出境旅游、尤其是出國旅游仍是少數人的專利。大陸居民出境旅游的主要目的地是中國的港澳臺地區，出境旅游的國際化程度低，說明出境旅游發展相當“不平衡”，出國旅游發展更加“不充分”。

入出境旅游發展“不平衡”。我國旅游從入境旅游起步，1979年到2000年入境旅游一直以以兩位數的年增率高速增長，出境旅游1997年以前發展緩緩慢，20年間入境與出境旅游發展不平衡。從1998年后出境旅游一直以兩位數的年增率快速增長，但2004年以后入境旅游停滯不前、時起時伏，出現了入出境旅游發展新的不平衡。其主要原因是國內經濟發展、富裕階層增長、購物需求旺盛，同時國內旅游供給的狀況既不能滿足高收入群體的需求、又不能滿是外國游客的需求，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國內旅游供給“發展不充分”，導致出入境旅游新的不平衡。

四、國民休假時間“不平衡不充分”

休假是休閑與旅游的時間前提。當代文明社會公認休閑權與勞動權、教育權、醫療權、居住權一樣成為人權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目前我國已經形成了每天8小時工作、每周5天工作、一年11個公共節日和7至15天的職工年帶薪休假組成的國民休假制度，符合我國的社會人文特點、適應當前經濟發展水平。在國民休假制度的四個方面，前三個方面已大體到位、基本上與國際接軌，第四方面只占應享帶薪休假職員的一半左右。從1999年以來實施的拼假式休假導致國民旅游（包括國內旅游和出境旅游）時段過份集中。《中國國內旅游年度報告2017》：“2016年全國七個節假日共接待游客達14億人次，約占全國國內旅游市場的32%”，“旅游收入達到15757億元人民幣，約占全年旅游收入的40%左右”。今年國慶中秋期間國內游7億人次，約占全年的1/7。

全國7個節假日共計29天，占全年的8%，但國內游人數占全年的32%，旅游收入占全年旅游收入的40%左右。旅游市場的季節性波動是世界現象，也可以說是旅游市場的規律之一。“全年候旅游”只有少數地區存在，絕大多數地區不可能。但是旅游消費高峰期如此集中導致全年旅游客流運行的大起大落、高度失衡，其中主要原因是帶帶薪休假制度落實不充分，國民的自主休假權利保障不充分，同時國民休閑設施供給不充分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五、旅游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

按照《中國國內旅游報業發展年度報告2017》的判斷，“2016年，我國國內旅游產業發展仍然呈現區域發展不均衡的局面，總的來說，東強西弱，南強北弱”。“旅游發展指數”從東向西、從南向北遞減，東、中、東北、西部四大區域之間表現為0.56：0.47：0.28：0.23。

全國游客接待量比例，東部地區占37%，中部地區占27%，西部地區占29%，東北地區占7%。全國旅游總收入比例，東部地區占45%，中部地區占22%，西部地區占26%，東北地區占7%。

旅游目的地的接待能力從東向西遞減，在東、中、西三大區域“旅游產業綜合發展水平”表現為5:3:2的三級階梯狀分布。

全國10550家星級飯店中，東部地區占46%，中部地區占47%，20%，西部地區占33%。高星級飯店數量總體呈現東多西少的格局，東部地區所占比重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各地區星級飯店平均房價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有8個省（區、市)，位居全國前六位的為上海、北京、海南、廣東、天津和浙江。

全國27621家旅行社中，東部地區占50%，中部地區占20%，西部地區占21%，東北地區占9%。東部地區的旅行社數量最多，占全國一半，東北地區的旅行社個數分布最少。

區域發展不平衡也體現在東部沿海地區基本與國際接軌的旅游服務設施與水平（主要體現在旅行社、飯店、景區上）與中西部大部分地區粗放式經營與接待的差別上。

區域發展不平衡體現了旅游目的地與客源產出地之間的不平衡。東、中、西三大區域之間“客源地潛在出游力”為7:2:1的“三級階梯狀分布”。東部地區既是主要的旅游目的地，也是主要的客源產出地，中、西部地區偏重于旅游目的地。尤其在東部與西部之間，東部是西部的主要客源地，西部是東部的重要目的地，兩者處于不對等的狀態，類似歐洲與非洲的客源地與目的地之間的關系。

世界上旅游發達國家和地區都是目的地與客源產出地的統一，兩者兼而有之、大體平衡，既有較強的出游消費能力，也有較強的接待服務和創收能力。在區域經濟不平均和城鄉兩元結構的大背景下，我國客源地主要在東部特大城市群和中西部的大城市，廣大中西部和中小鎮鄉地區出旅游的少，區域之間的由發展不充分而導致的不平衡相當突出。

六、旅游發展數量與質量、規模與效益的“不平衡不充分”

旅游接待總體規模迅速擴大與旅游企業經濟效益普遍低下的狀況并存。20多年來，旅游企業員工的人均勞動生產率、人均利潤和人均利稅額長期徘徊，甚至下降勢頭。旅游業三大支柱行業增速快、數量多，但旅行社業和酒店業總體微利、景區多數不景氣的局面持續多年。以星級飯店為例，2016年全國11685家飯店的利潤總額僅4.7億元，實現稅金134.4億元，人均利潤僅390元，人均實現利稅僅1.1萬元，客房出租率54.7%，足以說明旅游企業的經營的窘迫狀態。正是由于“宏觀形勢大好”與“微觀日子難熬”并存，才出現了時下旅游高層管理部門和旅游官方媒體講的，與多數基層旅游部門、旅游企業經營者的感受大不相同的現象。

2016年云南省國內旅游收入年增率44%、接待國內游客年增率34%，分別居全國第一、第二位，但同年“旅游服務質量指數”為7.0，位于全國末位，這個例子足以說明數量增長與質量提升的“不平衡”。

七、旅游綜合競爭力要素發展“不平衡不充分”

世界經濟論壇（WEF）發布的《旅行和旅游競爭力報告2017》，對中國（大陸地區）的全球旅游競爭力指標因子的排序分別如下（括號內為序位數）：

第一板塊“有利環境”：商業環境（92）、安全防范安全保障（95）、健康與衛生（67）、人力資源與勞動力市場（25）、信息技術與通信技術的準備（64）、行業的價格競爭力（38）。

第二板塊“旅行與旅游政策和有利條件”：旅游業的優先程度（50）、國際開放度（72）、行業的價格競爭力（38）、環境的可持續發展（132）。

第三板塊“基礎設施”：航空運輸基礎設施（24）、地面和港口基礎設施（44）、旅游服務基礎設施（92）。

第四板塊“自然與文化資源”：自然資源自然資源（5）、文化資源與商務旅游文化資源（1）。

近幾年來，中國大陸的競爭力排名從四十多位、三十多位提前到2016年的15位，可以認為世界經濟論壇的這個排名總體上是客觀的。在分項評估中，文化資源（1）、自然景觀（5），航空運輸基礎設施（24）、人力資源與勞動力市場（25），說明我國旅游競爭力的強項主要在自然與文化資源方面，其次是人口眾多的人力市場及航空能力；我國旅游競爭力的弱項主要在健康與衛生（67）、國際開放度（72位）、旅游商業環境（92）、安全防范安全保障（95）、旅游服務基礎設施（92）、旅游安全與保障（95），環境可持續性（132）等方面。

2014年，中國旅游輿情智庫曾發布十多個國家《來華旅游輿情報告》表明，外國人不愿來中國旅游的主要因素是在“空氣污染”、“食品安全問題”、“治安不好”、“簽證不便”“語言不通”、“價格偏高”、“服務不好”方面，與《世界旅行旅游競爭力》的評估大體吻合，表明中國旅游的國際綜合競爭力在資源與環境、硬件與軟件、安全與開放度等方面突出存在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

八、規模總量與國民人均之間的“不平衡不充分”

世界旅游組織年度報告還有一種測算一個國家國民出境旅游消費水平的方法，即以該國總人口為分母、出國旅游總消費額為分子，測算該國全體國民人均出境旅游的花費水平。以UNWTO的《2016全球旅游報告》為例，該《報告》第13頁有這樣說明2015年十大頂級旅游支出國的一張表：

資料來源：《世界旅游組織：2016全球旅游報告》，2011年1月29日。

由此可見，如果以出境旅游支出總量排名，中國大陸為第一；如果以總人口為基數的人均出境旅游支出排名，中國（大陸）213美元，排在澳大利亞（978美元）、德國（946）、英國（972）、加拿大（820）、俄羅斯（598）、韓國（493）、意大利（402）、美國（351美元）和法國（239）之后，居第十位。這與GDP排名一樣，以總量排中國大陸為世界第二，以人均GDP排，中國大陸在一百位左右。以GDP總量排，是世界經大國；以人均GDP排，是中等發展中國家。兩者一起看才是中國大陸經濟及旅游業的全貌，這樣才不致于過低或過高評價自己。

如果用大陸3800萬的出國旅游人次與各國出國旅游的人次比較，大陸排在美國、德國、英國和俄羅斯之后，為第5位。筆者認為，如設立出境旅游人數與國民總人口相比的“國民出境旅游率”概念：日本為14%，韓國為26%，澳大利亞為23%，德國為88%，英國為95%，意大利為40%，美國為20%，加拿大為88%。在金磚五國中，俄羅斯為34%，印度為10%，南非為10% ，巴西為4%。如以“國民出國旅游率”比較，中國低于俄羅斯、印度、南非和巴西。

總體上判斷，中國旅游業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性表現如下：

從資源品質和游客規模上，處世界上等水平，這主要得益于國土遼闊、歷史悠久和人口眾多，也得益于改革開放的國策；

從產品質量和產業效益上，處于世界中等水平；

從國民人均接待人次、人均旅游收入與花費，人均出游人次與人均花費來講，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處于偏下水平。

我國旅游業發展的這種不平衡不充分，從根本上說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可以說，當今中國旅游業仍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旅游業。如果說已進入了“大眾旅游時代”，那也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大眾旅游時代”，實質上“半眾旅游時代”。旅游業的綜合性特征決定了永遠不能超越社會發展的階段，而且總體上受社會發展的階段的制約，正如一個人不能揪著自已的頭發離開地球一樣。

同時，有些不平衡的問題長期存在也與旅游指導思想上的偏差，如重速度、輕效益，重數量、輕質量，重規模、輕品牌，重形式、輕實績，重整齊劃一、輕因地制宜，重行政推動力、輕市場原動力，以及報喜不報憂、好大喜功的工作心態有關，與近年來對中央提出的隱中求進、隱中求好的工作方針貫徹不力有關。

*王興斌教授，國務院特殊貢獻專家津貼獲得者、歷任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政治理論部主任、旅游科學研究所所長。國家旅游局旅游規劃專家、國家林業局森林風景委員會顧問、中國旅游報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