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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嚴22條整治措施，歷時20個月后，云南省旅游業終于挺直了“腰桿”：1月14日，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廳黨組書記、廳長和麗貴表示，2018年該省共受理旅游投訴780件，同比下降53%，云南已基本告別低價旅游與強制購物。

云南旅游的投訴率也從2017年第6位降至2018年的第21位。在2014年至2016年，云南旅游的投訴率曾連續三年位居全國榜首。

這是強力高壓整治的階段性“勝利”。在這個節點，云南旅游似有一掃長期陰霾之感，其將繼續保持高壓，還是放松緊繃的神經？

重建良好市場秩序，是云南“旅游革命”的重要一環，而壯士斷腕、刮骨療毒……當這些詞置于云南旅游的尋變過程，亦不難發現云南旅游整治的決心以及其中難易。

云南旅游曾長陷“整治—反彈—再整治—再反彈”怪圈，下一個循環將如何開始？

2017年3月27日，云南省旅游主管部門發布《云南云南省旅游市場秩序整治工作措施》，包括七個方面22條措施（以下簡稱“云南旅游22條”），是云南史上最嚴旅游治理措施，目標是確保云南全省旅游市場秩序在一年內根本好轉。其于當年4月15日正式實施。

在矛盾突出的購物、低價游方面，上述措施包括取消旅游定點購物、嚴禁變相安排和誘導購物、嚴懲針對旅游者的欺詐銷售，以及禁止“不合理低價游”、實行新的旅游標準合同、建立旅行社“黑名單”制度等，以期對購物店、旅行社、導游和景區予以嚴管。

執行層面，云南16個州市及重點旅游縣（市、區）建立以政府一把手為指揮長的旅游綜合監管調度指揮部，抽調人員集中辦公，對旅游市場整治工作進行統籌調度，集中受理，并分辦和督辦旅游投訴。

偌大陣仗背后，云南當地紀檢監察部門還對各級政府和職能部門履職情況進行監督，以確保各地“守土有責”。數據顯示，截至去年三四月，因在旅游市場整治中不作為或慢作為，云南省有41名干部被問責。2017年，云南查處涉旅案件343件、行政拘留225人、刑事處罰87人等，另查處173家旅行社，占云南全省總量的1/5。

由此，從整體到諸多個體，進行網格化的嚴控整治，云南的旅游市場顯現整治成效。

上市公司麗江旅游2017年年報顯示，2017年其營收、凈利潤分別為6.87億元、2.04億元，同比分別下滑11.86%、8.76%。其中主因是團客數量減少，導致索道及演藝等主營業務營收下滑，其中營收占比超半的索道業務為近五年的首次下滑。

該年報還顯示，麗江旅游前五大客戶均為旅行社，2017年銷售額為1.75億元，同比下滑12.94%，但前五大客戶占年度銷售總額的比例卻上升了1%。

去年3月初，云南省高層對外透露，經過一年治理，云南旅游市場原來鋪天蓋地個體競爭的低價旅游、原來普遍存在的強制購物現象基本都沒有了，但一些問題仍然存在，包括有的旅企沒有改變經營模式，一些違規行為由地上轉為地下等。其表示將更大力度整治。

更多旅企承壓漸巨。

去年8月前后，擁有云南最大的地接社（年接待游客超百萬人次）的云玉珠寶集團（簡稱“云玉集團”）一朝閃崩，負債近10億元，瀕臨破產。其多名員工近期向執惠透露，此前的數萬元欠薪依然沒有拿到。

云玉集團的主要營收來自團客的消費，隱患早已積重，“云南旅游22條”的施行，成為將其壓垮的“稻草”，其游客接待量和營收嚴重下滑，多個項目被裁撤，資金極度緊張，在去年8月左右，員工由8000余名減至2000名。

這是云南旅游市場整治的鮮明注腳，而整治的滾滾車輪繼續快速向前。

“云南旅游22條”措施之嚴密、執行之嚴厲，顯現出云南旅游業有治“亂世”用重典意味。這個“亂世”的形成也非旦夕之功。

原國家旅游局規劃專家王興斌對執惠表示，可以從供給端和需求端來看云南旅游市場。供給端，云南作為旅游目的地有很多旅行社、很多類同的景區，特色旅游產品的供給不多，加上旅行社進入門檻較低，在提高旅游產品質量及增加特色服務方面，其員工的能力素養和訴求都不夠高。相對同質化的競爭，使得不少旅行社采取最便利的“低價”手段來爭奪客流。

而在奪得客流后，他們更大的“價值”在地接社、導游和商鋪形成的利益鏈條中，通過強制購物等方式，加以釋放。久而形成惡性循環。

需求端，王興斌認為，應該承認國內還有很多游客的收入仍較低，但有出游需求，對他們而言，哪個旅游團價格低就選哪一個。他表示，目前大部分的旅游者有可能還處于一個初步步入旅游消費的層次，旅游素養或經驗的欠缺，使得他們對低價團缺少免疫力。

云南省高層也曾提到，云南旅游存在多個問題，包括市場失范，沒有規范，普遍存在不合理低價游模式，導致價格欺詐、壟斷經營、虛假宣傳、強迫消費等市場亂象屢禁不止；同時，業態落后，觀光產品比重大，過度依賴門票收入，新產品新業態培育不足；此外，管理滯后，旅游行業治理能力、治理意識不足，標準化管理不嚴等。

該高層認為，云南旅游更深層次的問題是當地干部在發展發展旅游行業指導思想上，在旅游業定位目標上出現嚴重偏差。比如部分干部熱衷于追求旅游人數大幅增加，而不注重旅游者本身的感受和需求。

王興斌也認為，盲目追求旅游業的高速發展、旅游規模的擴大及游客的增加，在云南很突出。

這種發展思維使得低價游、零負團及強制購物等行為，在云南一些區域被默許甚至縱容，直至滾成雪球進而爆發。 

對低價游與強制購物的利益鏈，王興斌直言這個鏈條的形成，實質上可能與云南當地的一些主管部門不作為，或主管部門人員可能腐敗有關聯，不舉報不管、私下勾兌等行為可能存在。

上述云南省高層也曾公開表示，有些購物店之所以囂張，關不掉可能是“背后有人”。

近年來，云南省幾乎每年都對旅游市場進行治理，但效果并不樂觀。比如2016年，云南發布《云南省整治“不合理低價游”專項行動方案》，成立監理中心，建立旅游購物退貨的“快處快賠”機制，并在昆明、大理、麗江、西雙版納等地組建了旅游警察隊伍，各級旅游部門聯合工商、交通和公安等部門聯合整治。

但2016年，云南省旅游投訴率再次位居全國榜首，是繼2014年、2015年后的第三次。

依靠“云南旅游22條”的強手，云南省旅游投訴率全國排名在2017年為第6位，2018年為第21位，共受理旅游投訴780件，同比下降53%，已基本告別低價旅游與強制購物。

云南似乎終于要松一口氣？

并非如此。媒體報道顯示，云南提出2019年將實施九大工程，包括旅游市場持續嚴打嚴管工程。同時提出，2019年將發揮多部門聯合執法作用，強化旅游綜合監管效能，通過根除“不合理低價游”、加強旅游團隊運行監管、加大“訴轉案”力度和提高“行刑銜接”效能等四項舉措，持續保持旅游市場整治的高壓態勢，穩步建立旅游市場整治的長效機制。

這里可理解為兩層意思：2019年云南旅游整治將繼續高壓，云南希望以此獲取時間和空間來謀求長效機制的建立。

高壓態勢將持續多久？

王興斌認為，這個高壓態勢不可能持久，因為它動用了大量的行政力量，不少人都是加班加點工作等。

執惠曾獲取的一份材料顯示，2018年春節期間，云南旅游綜合執法部門共派出百余名包括旅游執法人員、臨時外聘人員、部門借調人員在內的“隨車市場監督員”，跟隨旅游團隊，共同乘坐旅游大巴車對旅游全行程進行監督。同時，旅游綜合執法部門在各具有旅游商品經營、餐飲服務的經營場所門口，設置臨時辦公臺，提醒游客在旅游過程中警惕誘導購物、脅迫購物，謹防購物欺詐，以及消費者維權方式等信息。

這種明晃晃的人海戰術，顯現出云南旅游整治的“細致”，背后卻是市場機制力量的孱弱，對不少商鋪、飯店業者而言，也難免被拖入“難堪”之境，對正規運營的業者或企業而言，也可能帶來利益損害，這對云南旅游產業的形象及其長期發展亦難加分，乃至減分。

王興斌認為，云南旅游目前的市場整治成果是階段性的，并未鏟除旅游市場亂象的根源，這種運動式的“嚴打”手段，比較穩定的法制手段、行政管理以及行業自律手段，加上社會輿論監督手段等還沒有形成一個較好的機制。最后還要回到“常規”，一放松，低價游、強制購物等行為又將冒出來

云南旅游市場要擺脫“整治—反彈—再整治—再反彈”的長期怪圈，亟需盡快建立長效機制。

云南省有一些思路。云南省旅游主管部門官員曾表示，“云南旅游22條”是為倒逼云南旅游產業從“景點旅游”向“全域旅游”模式轉變，實現產業升級。從2018年開始，云南不再依托幾個重點景區和幾個重點地區來發展旅游，而是在全省77個縣(市、區)開展全域旅游創建，目標是到2020年，云南成為一個“大景區”，走到任何地方都可享受一流環境和服務。

這可視為增加旅游產品供給，提升旅游供給能力的邏輯，有助于云南旅游擴大市場收益面，對“觀光游+團客+低價游（零負團）+強制購物”的鏈條模式也有改善之益。

但能否取得實質成效依然需要建立在幾個前提之上：這些產品是否符合市場升級需求，擴增的景點景區能否有效監管？

在當前市場長效機制尚未有效建立的情境下，擴增的收益面如何覆蓋，如何避蹈覆轍？那些嚴重依賴團客購物的仿古小鎮實為商業街的產品，以及類似產品，如何走下去？待落地以及未來引進的項目如何把控？

背后都是實質的利益劃分或延展，于云南旅游業者、投資方、省市級政府，以及整個行業，莫不如此，其間如何平衡？

王興斌認為，云南旅游市場的實質變化取決于當地能否將數量型或速度型追求發展為品質型，這意味著其從上到下的指導思想、工作方式、考核標準等都要來個大調整。

對于旅游業是支柱產業的區域來說，這里面利益溝壑遍布，踩踏之間如何護得各方“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