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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網上興起了拼酒風氣，從“一斤哥”發展到“七斤哥”，網友簡直拿命來拼酒。盡管有醫生發出警告，但是拼酒的惡行還在繼續。前些日子，有警察喝酒過量殉職，也有官員因為陪酒而陣亡。

這些事件的背后是中國變態的酒桌文化在作祟。年關將近，很多人將會面對無數應酬。在酒文化如此豐富的中國，想躲過勸酒、逼酒、拼酒，幾乎是不可能的。中國的酒文化到底是怎么來的，難道不喝真的是不給面子嗎？

酒有悠久歷史 勸酒自古有之

在中國，酒的歷史幾乎與人的歷史一樣久遠。早在漢字成熟之前，中國人就已經掌握了釀酒技術。很多典籍中都有關于酒和飲酒文化的記載，酒文化深入中國人的血脈深處，影響深遠。

與酒文化一樣久遠的是勸酒文化。中國古代的餐飲擔負著極為重要的社交功能，所以延宕的時間較長。唐代的宴會一般從上午開始，一直持續到黃昏，算來不下七八個小時。清朝時期，很多公家買單的宴會甚至持續三五天，這些既是社交活動，也是政治活動。

貫穿宴飲活動的，除了絲竹歌舞外，就是酒。中國早期的勸酒風氣源自各種持續時間很長的宴會。一頓飯吃這么長時間，話題必然枯竭，干喝也無趣，于是便發明了各式各樣的勸酒技巧。

嚴格地說，勸酒源于敬酒，而敬酒是宗法社會遺留下來的舊俗。敬酒是有社會等級區分的，臣敬君，子敬父，弟敬兄，下級敬上級，晚輩敬長輩等。敬酒首先是下對上的互動，相對沒有強制性。但，上對下的互動，可稱作回敬，也可以是主動敬，就有了極大的強制性。

尤其是從家過度到國，這種倫理慢慢變成了政治強制力。中國歷史上出現過無數政治語境下的強制性勸酒案例，有些妙趣橫生，但也有很多案例異常殘忍，讓人毛骨悚然。

打、殺、脅迫 勸酒的極端

三國魏晉時期，中國喝酒風氣很盛，而勸酒風氣更盛。曹丕在《典論》里記載，劉表大宴賓客時，身邊放一根長木棍，木棍的頂端安放一枚長針。如果哪位賓客喝多了，爬到桌底下睡覺，他就拿針扎人家屁股，扎醒后命其繼續喝。

如果說劉表的勸酒更多屬于個人行為，而曹操、孫權等人的勸酒就有了很強的政治含義。據《三國志》記載，張繡投降曹操后，曹操很高興，開宴會請大家喝酒。曹操在前面敬酒，典韋拿著大斧子緊隨其后。

曹操向誰敬酒，典韋就拿著斧子向誰行禮。那架勢的潛臺詞是：“你喝不喝？你丫不喝爺爺砍了你”。相比曹操，孫權也沒好哪兒去。在一次宴會上，孫權逼大家喝酒。虞翻假裝喝醉，倒在地上，當孫權要離席的時候，他爬起來就要溜。孫權大怒，拔劍就砍。要不是身邊人拉住，虞翻的腦袋就落地了。

中國歷史上逼酒最絕的算是西晉的石崇。據《世說新語》記載，石崇經常宴請達官貴人，并且喜歡勸酒、逼酒。他的絕招是，讓家里養的美女給客人敬酒、勸酒。如果哪位客人沒喝干美女敬的酒，他就吆喝家丁，把美女的人頭割下來。

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客人礙于人命關天，不得不多喝，直到酩酊大醉。后來在東晉擔任大將軍的王敦偏不信這個邪，無論美女怎么勸酒就是一滴也不喝。石崇毫不猶豫地連續殺了三個美女，以逼迫王敦喝酒。

酒為政治而生 自古為官方把控

上文提到的極端勸酒案例多發生在政治語境下。因為從被發明那一刻起，酒就成了名副其實的“政治液體”。酒具有讓人亢奮的性質，在遠古時代屬于奢侈品，用于祭祀、慶典、戰爭等隆重場合。

古時候，酒被譽為通神之物，屬于“圣液”，與國家大事緊密相連。作為超自然的之物，酒一開始是給祖先、神仙享用的。周公頒布的《酒誥》明確指出，造酒的目的并非供人們飲用，而是為了祭祀天地神靈和列祖列宗，嚴厲禁止酒會、宴飲，違令者處死。

中國的禮儀很多源于祭祀，而酒一直是祭祀中最為重要的道具之一。甚至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很多禮儀就是來自酒文化。《周禮》中，對祭祀用酒有嚴格規定，用“五齊”、“三酒”共八種酒。

在原始社會，主持祭祀活動的人多為巫師，權力很大。后來演化出了“祭酒”等官職。最早有關飲酒的禮儀與規定是出自帝王家，有著極強的政治含義。酒一開始就被統治階層把控，慢慢演化出一系列的禮儀，以便讓統治更為莊嚴和牢固。所以，酒的生產也是受官方把控的。

在中國，歷朝歷代的慣例是高度壟斷酒類的生產、銷售、擁有、使用等。每個朝代都有管理酒類的機構，被稱為“酒政”。周有酒正、漢有酒丞、齊有酒吏、梁有酒庫丞、隋唐宋有良釀署。

未經官方允許，私自釀造、販賣酒類會受到嚴厲處罰。直到現在，中國還有一個叫做“酒類專賣局”的行政管理機構。這就是為什么當代中國會有“國酒”、“國宴用酒”等專稱。茅臺之所以被賦予了如此高的政治含義，與中國歷代政府對酒類的管理與控制傳統有關。

政治道具 并非大眾飲食文化

現代人談到的酒文化更多是飲食文化中的酒文化。其實，在古代，很長一段時間內，酒文化與飲食文化并沒有關系。早期酒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與祭祀、慶典等禮儀結合緊密，是屬于皇家與當權者的上層文化。

酒的稀缺性與神秘性，為各種儀式做點綴，用莊嚴與宏達的場面詮釋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在集權的君主政體下，權力高度集中，得到權力的一方極為恐懼失去權力，于是便編制了各種禮儀，舉辦各種活動，以便維護自己地位的正統與神圣。

由于國家政權對酒的高度壟斷，所以早期的飲酒也被列入政治活動的內容之一，并非現在意義上的飲食文化。酒是奢侈品，是稀缺資源，唯有皇室與貴族才可以享有。而皇室與貴族的宴飲行為多披著政治的外衣。

酒的這個性質決定了它不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消費品，所以酒文化一開始就與政治相融合。飲酒禮儀的莊嚴，形式的高雅，場面的莊重，都成了政治的道具。從后期演化出來的酒器可以看出，形狀大小無不象征著權威。

酒文化的擴展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隨著技術進步與經濟的發展，慢慢自上而下滲透。統治集團形成的政治性酒文化慢慢向社會各階層蔓延，影響深遠。從最初的政治統治道具，到普通大眾的消費品，酒與酒文化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深入到中國人心中。可以說，當代的酒文化是古代政治文化演化過來的，有著政治強制性的陰影。這是中國酒文化與其他國家酒文化最根本的區別。

從家到國 家庭倫理是政治預演

上文指出，酒文化源于政治文化，是傳統社會政治統治的道具，后來下移到社會普通大眾生活中。這個過程極為漫長，但也影響深刻，最終高度異化了中國人的人際情感。在中國，除了皇家法律系統外，社會與家庭的倫理和禮儀也具有高度的強制性。

宗法社會下，每個人在家中、社會上都有自己的位置，以等級來區分，社會上并沒有平等的大多數。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多數是不對等的，所有不對等的關系之間一旦互動，就會產生強制性。家庭倫理、社會倫理都是這樣。

所謂“國家”不過是“家”向“國”的延伸，“家”是“國”的迷你版。兩者不過是換了身衣服，內核還是一樣的。國家講究的秩序與原則，反映在家庭里，就是家庭倫理與禮儀秩序。普通百姓的酒桌文化不過是宮廷、貴族酒桌文化在老百姓身上的體現罷了。

酒文化帶來的規則與禮儀，折射了塵世間的游戲規則，為整個社會的統治秩序提供了“理論支撐”。傳統社會的酒文化與人的身份、地位、權勢有著密切的關系，始終閃爍著強制與被強制的關系。

席位的秩序，器皿的多寡，擺設的位置，與當事人在社會上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完全吻合。家庭酒桌上森嚴的等級，以及嚴格的長幼尊卑，最直觀地反映出當事人的血統、地位、權力。其中隱含著當事人對食物占有的順序、數量、權力的多寡等。

在家庭中坐錯位置，是極為嚴重的失禮行為。很多人在步入社會之前，要通過家庭環境反復演練，直到完全明了其中的規則，以便進入社會后，都能夠對號入座。這些都是潛在的規則，所有人都遵守，但全都心照不宣。

政治潛規則 蔓延到社會各角落

家庭規則與社會規則合流，上升到政治高度，就是政治潛規則。這種潛規則告訴我們，人要時刻守規矩，找準自己的位置，不可亂說話，不可亂做事，不可亂動，不可亂想。人在踏進社會之前，已經被這套思想完全禁錮了。

“規矩”與“禮儀”的背后是不平等，是專制權威，是人與人之間的差別。所以，在喝酒的過程中，如果有權力、地位不對等的關系，就會有強制性的勸酒或逼酒。對位高的人來說，這是彰顯權力的機會，對位置低的人來說，不喝就是不懂規矩。

你不尊重別人的位置與權威，也就相當于不給別人面子。在中國，面子是典型的權力產物。這種權力可以是政治權力，也可以是隱形的權力，比如年齡、職位、身份等。所有不對等的關系，都會產生面子。

所有不對等的敬酒、勸酒、逼酒都是潛在的權力在起作用。所以你不喝就是不給人家面子，不尊重別人的權力與地位。這種觀念深入社會所有的階層，內化為中國人的文化性格。即便是國際化的今天，這種文化性格也依然在中國血脈深處，時刻發揮著巨大的威力。

面子的權力屬性在政治潛規則中尤為明顯。宋仁宗年間，王安石與司馬光同在包拯手下當差。有一天，衙門里的牡丹花盛開，包拯很高興，請同僚們喝酒。王安石與司馬光坐在一塊，但二人平日里都不喜歡喝酒。

因為頂頭上司包拯勸酒，所以司馬光硬著頭皮喝了幾杯。當包拯給王安石敬酒時，無論他怎么勸，怎么說，王安石就是不喝。這事把包拯弄得極為尷尬，當場下不了臺。包拯之所以不高興，是因為王安石作為下屬，竟然公然違抗自己。這不是法律問題，也不是道德問題，但王安石卻違法了大家普遍遵守的政治潛規則。

勸酒文化 毒害社會風氣

在當代中國，勸酒文化并沒有隨著中國的國際化而有所收斂，反而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上升而越來越嚴重。越是靠近政治權力的地方，這種風氣越嚴重，反而是經濟相對發達的沿海地區，這種風氣相對弱一些。如，河南、西安等傳統政治中心，以及北京及其周邊的東北、山東、河北等省市地區，勸酒、逼酒的風氣極為盛行，因為逼酒構成刑事犯罪的不勝枚舉；江浙嶺南一帶，勸酒風氣相對弱很多。

與古時候一樣，現在的敬酒、勸酒也都是具有強制性的行為，多發生在官場、商場。酒桌上的勸酒、敬酒、罰酒把人際關系搞得極為復雜，處處險象環生。為了混跡這些酒場，中國人練就了虛偽、陰險、狡詐的應對手段，做出了很多極為庸俗的行為。很多人犧牲自己的健康，以獲得別人的肯定與認可。原本簡單的人際交往，因為特殊的酒文化搞得復雜難測。

現在意義上的敬酒與罰酒，政治強制性弱了，但卻內化為中國人的價值、習俗與習慣。敬酒成了對他人的尊重，不接受就是瞧不起人。如果不回敬更是沒有教養的表現。既然成了習俗，人們也就習慣了，習慣了就成為社會規則。很多人即便是不能喝，礙于所謂的習俗、習慣，也不得不硬著頭皮上。整個社會風氣因為這種敬酒、勸酒的習俗，搞得烏煙瘴氣。

政治行為 應從規范上梁開始

即便是當代中國，酒與釀酒產業依然是政府把控的產業。當代酒文化有著政治的烙印。改革開放之前，酒還是奢侈品，要憑糧票領取。改革開放之后，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酒才慢慢進入平常百姓的生活中，成為普通的消費品。

由于需求旺盛，中國釀酒業發展迅速，現已成為世界頭號產酒大國。很多地方將釀酒當場支柱產業，如中國最為貧窮的西南地區占據中國白酒市場三分之二的份額。從世界范圍看，文明程度相對高的國家，酒的市場占有率則相對低，所以中國的酒產業折射的是中國現代文明的落后。

酒的消費與釀造一樣，也有政治烙印。改革開放后的中國飲酒風氣，是從體制內蔓延出來的。體制內出于政治活動的考慮，有特供酒。酒一直在“三公”消費中占據極為重要的地位。體制內的喝酒、勸酒、逼酒與古代沒有區別，是強制性的行為。再者，中國改革開放后的商業行為與政治有著難解的關系。當代的酒文化更多是從官場到商場，再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一路蔓延下來。

結語

當代勸酒文化是傳統社會酒文化的變體，是強制性的政治行為內化到普通大眾心中的價值觀念和風俗習慣。這本質上是一種文化，或曰一種政治。只要酒的“政治液體”身份還在，酒桌的“權力場”還未消除，敬酒勸酒的習俗也會一直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