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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一幅中國地圖，我們可以發現我國的省級界線有兩種情況：一部分是相當符合自然地理區域界線的，如太行山分隔了河北、山西，武夷山分隔了江西、福建，南嶺山脈正好是廣東、廣西同福建、江西、湖南的天然界線。

但是也有一些省界卻完全不符合自然地理區劃，明顯的例子是，秦嶺之南的漢中盆地不屬于地理條件更接近的四川，而是屬于秦嶺之北的陜西；江蘇、安徽不僅跨長江南北，而且包括淮河流域；太湖流域卻又分屬江蘇、浙江；稱為“河南”的河南省又有相當一部分在黃河之北。

很顯然，行政區劃的形成并不僅僅決定于自然地理因素，還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因素的制約，而政治因素往往起了主要的作用，前面提到的這幾個省的省界的形成就是如此。

漢中盆地為何劃歸陜西

自古以來，秦嶺曾經是不同行政區的天然界線。早在二千二百年前的秦朝，秦嶺以北是首都咸陽所在的內史（首都所在地區的郡級單位），而秦嶺之南則是漢中郡。

西漢和東漢期間（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長期穩定的建置是：秦嶺以北為右扶風、京兆尹（首都所在地及其毗鄰的兩個郡級單位）和弘農郡三個單位，秦嶺以南依然是漢中郡。

漢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分全國為十四個監察區，秦嶺以北的三個單位都屬于司隸校尉部，漢中郡則隸于益州刺史部。

東漢后期，這些監察區演變為行政區，但這條界線始終沒有改變。由于自然條件的差別，加上長期隸屬于不同的行政區域，秦嶺南北的人文地理條件也不相同。

所以在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和班固的《漢書·地理志》中都將秦嶺南北分為兩個不同的地理區，前者屬巴蜀，后者為關中，兩者的物產、經濟、風俗、文化都很不同。

秦漢以后很長一段時間里，這條界線也一直沒有改變。在統一的王朝中，秦嶺是不同政區間的分界線；而在分裂時期，秦嶺又常常成為割據政權的邊界。

三國時的魏與蜀、吳之間，南北朝之間，五代時前、后蜀與北方政權之間，南宋與金之間，大致都曾以秦嶺為界。

至今膾炙人口的諸葛亮六出祁山的故事，就是蜀、魏之間以秦嶺為邊界進行的持續戰爭。從秦朝開始直到南宋末年，這條界線維持了近一千五百年。

漢中在秦嶺南邊，把漢中盆地劃歸陜西，就使四川失去了北方的天然屏障。

但在元朝統治四川以后，就將設在漢中盆地的興元路劃歸陜西行省。從此，漢中盆地和關中盆地就一直處于同一個行政區。明代的陜西布政使司和清代的陜西省都包括漢中盆地的漢中府、興元府。

元朝統治者做出這樣的改變顯然是出于軍事和政治上的考慮。在宋金對峙和宋元之戰中，秦嶺及四川盆地一直是宋軍憑借有利地形長期守御的戰略要地。將秦嶺以南的漢中劃歸陜西，就使四川失去了北方的天然屏障，不易形成一個完整的割據區。

在政治、軍事中心在北方的情況下，這樣無疑會有利于北方對秦嶺南部以至整個四川盆地的控制。

明清兩代的政治中心都在北方，這種劃分對維護由北向南的控制同樣有利的，四川盆地多次作為割據基地的歷史和“天下未亂蜀先亂”的現實危險更是統治者不得不顧慮的，所以這條界線得以長期維持。

由于漢中與四川之間的聯系比與關中的聯系更加便利和頻繁，漢中的自然條件與四川的相似之處比與關中的多，因而盡管漢中盆地劃入陜西已經七百多年了，其經濟、文化、語言等方面還是更接近于四川。

四川是個大盆地，北邊的漢中是個小盆地。

明太祖朱元璋的大手筆

從秦朝至元朝近一千六百年間，長江下游與淮河流域基本不屬于同一行政區域，長江南北也大多不在一個行政區之中。

秦漢時期，從淮河以南到長江以南，整個東南地區的開發程度還大大落后于黃河流域經濟發達地區，地廣人稀，交通閉塞。而江南又落后于江淮之間，因此政區范圍很大，如西漢的會稽郡即包括今江蘇省江南部分、浙江省絕大部分和福建全省。

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長江以南、江淮之間和淮河以北一般也都隸屬于不同的政區。如東漢時江南是丹陽、吳郡，江淮間是廬江、九江、廣陵郡，淮北是沛、下邳國和東海郡，其中漢下邳、廣陵、東海三郡國在淮水南北略有交錯。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加，這一地區的經濟、文化逐漸接近并超過了北方原來發達的地區，因此行政區劃也出現了相應的變化。

唐朝（618—907年）開始直到元朝（1279—1368年），這里的一級政區（道、路、省）比較穩定，也比較合理，而二級政區（州、府）則隨著經濟的開發而出現逐漸增設的趨勢。唐朝時，今蘇南、皖南的一小部分和浙江省屬江南東道，皖南的大部分則屬江南西道，江淮之間是淮南道，淮河以北屬河南道。

北宋時，原屬江南東道的這些地區劃歸兩浙路，而皖南大部分屬江南東路，江淮之間及淮北相當于今蘇、皖二省北部地區大部分屬淮南東路和淮南西路。南宋的情況大致相同，但淮南東路僅轄江淮之間，淮河之北已是金朝的南京路、山東東路和山東西路了。

元朝建立行省，每省轄境很大，建置變化也十分頻繁，但比較穩定的區劃是：江南歸江浙行省，江北至淮河流域歸河南行省。太湖流域在唐朝置有蘇、常、湖三州，北宋時又析置了一個秀州，但這些州始終隸屬于同一政區。

這種狀況到元朝末年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明太祖）建江南行中書省，治應天府（今南京）。

明洪武元年（1368年）建南京，周圍地區劃為直隸中書省。由于南京是首都，所以朱元璋要在周圍建立一個相當大的直隸地區。長江三角洲是全國最富庶的地區之一，又緊靠南京，自然在劃入范圍，所以原來江浙行省太湖周圍地區，也即以后的蘇州、松江、常州、湖州、嘉興各府統統劃歸南京直隸。

而鳳陽是朱元璋的故鄉，祖宗墳墓所在，也要讓它享受首都直隸區的優待，于是又劃出了一個范圍相當大的鳳陽府，直隸于南京。所以在明朝初年，就出現了一個大致相當于今江蘇、安徽二省和浙江北部地區，跨大江南北、淮河兩岸的大行政區。

明朝鳳陽府幾乎包括了今天整個安徽省北部和江蘇省西部的一小部分。

由于嘉興、湖州二府直隸南京，新建的浙江行省在浙西只剩下杭州、嚴州二府，省會杭州處于省境的邊緣。大概朱元璋也覺得不太合適，因此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將湖州、嘉興二府劃歸浙江。這樣對浙江固然有利，但是從此太湖流域不再屬于同一個政區了。

明成祖遷都北京后，南京一直作為明朝的陪都，南直隸繼續存在，對于“太祖高皇帝”劃定的區域誰也沒有敢變動。清朝初年完全沿襲了明朝的區劃，只是將南直隸的名稱改為江南布政使司。

但治理上的需要還是導致康熙六年（1667年）江南布政使司被分置為江蘇、安徽兩個布政使司（通稱省）。不過，由于兩省的分割是自南至北分為東西兩半，所以兩省的轄境都是從淮北直至江南；太湖流域分屬江、浙兩省的局面也沒有改變。從明初至今，這種狀況已經持續五百年了。

清代將原明朝鳳陽府東部劃歸泗州，西部劃歸穎州府，鳳陽府管轄范圍縮小到只有原來的大約三分之一。

河南省為何名不副實

黃河是一些政區之間的天然界線，有的地名如河東、河西、河南、河北就是以它們相對于黃河的位置而得名的。西漢時設河南郡（故地在今河南省境內，郡治洛陽，在今洛陽市），顧名思義，轄境應在當時的黃河水道之南。

事實也的確如此，河南郡與河內郡就是以黃河為界的。以后盡管政區變化頻繁，但河南的名稱一直存在著，而且到隋朝（589—618年）為止，河南郡只限于黃河以南。

唐朝以洛陽為東都，因此給予洛陽與首都長安相似的特殊地位。洛陽所在的洛州改稱為河南府，轄境也因之而擴大。但河南府的東、南、西三面已分別接近相鄰的鄭州、汝州、陜州的治所了，南、西二面又為山地所限，所以就越過黃河向北擴展，將王屋山南的王屋、濟源、河清、河陽、溫等縣劃入河南府；還將河北太行山東南的懷州劃歸河南府所屬的都畿道（道是府、州以上一級的政區）。

北宋（960—1125年）沿襲了唐代的做法，河南府也有一小塊黃河以北的地區，而王屋山南大部分地區另置孟州，也隸屬于基本在黃河以南的京西北路（路是府州以上的一級政區）。但到金朝，孟州就不再屬黃河以南的政區管了。元朝的河南府路，進一步恢復到以黃河為界，連河北的一小塊地方也劃出了，成了名副其實的“河南”。河南府路所屬的河南行省，盡管轄境很大，但基本都在黃河之南。

朱元璋在南方建立政權后，分兩路進兵北方。西路軍以開封為據點渡河北伐，沿途占據的地區統統劃歸以開封為治所的河南分省。東路軍所占的地區則劃歸山東分省。

這樣，原屬元中書省的彰德路、衛輝路和懷慶路先后在洪武元年閏七月、八月、十月改為彰德府、衛輝府和懷慶府，并劃歸河南分省。但隨著明軍的節節勝利和對元朝首都大都的攻占，太行山以東直到燕山的大部分地區都已劃歸河南分省，小部分劃歸山東分省。

這樣的臨時措施當然不能持久，所以到洪武三年（1369年）三月置北平行省，將臨時劃歸河南、山東分省的地區重新劃出。但最先歸河南的這三府卻沒有劃出，而是正式隸屬于河南省了。

同時，河南省的開封府也劃進了黃河北的幾個縣。清朝基本維持原狀，只是在這三府與直隸（今河北）所屬的府之間做了一些交換。這一結果就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后，河南省的“河南”之名不副實，也已有五百多年了。

河南省地圖

行政區劃的形成和演變是相當復雜的，即使在以上這幾個例子中，除了政治因素之外，往往還有其他因素起作用，這里所說的只是主要方面。在其他省界的形成過程中也有類似情況，這里也不一一列舉了。

以上這些界線的變動開始都是出于封建統治者的私利或者一時權宜之計，但卻能維持幾百年不變。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封建政權因循守舊，習慣于維持原狀；另一方面也說明這些變動在當時的條件下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當然，在社會制度和物質基礎已根本不同的今天，衡量其合理性的標準是不可同日而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