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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部長高虎城表示，中國目前有一個中高收入的階層正在形成，有人說是9000萬人，有人說已經超過了1億人。中國社科院在去年12月的《社會藍皮書：201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發布會上，對北上廣三個一線城市進行的抽樣調查顯示：北京的中間階層規模比例大約是55%，上海大約是51%，廣州大約是42.5%。

據每日經濟新聞報道，近日，商務部部長高虎城在國新辦舉行的發布會上表示，中國目前有一個中高收入的階層正在形成，有人說是9000萬人，有人說已經超過了1億人。這里面可能有不同的計算標準，每個城市的消費水平不同，用一個統一標準來計算恐怕是有失偏頗的。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中高收入階層正在形成。

他指出，2015年出境人數是1.2億，境外消費1.5萬億元人民幣，其中至少有7000-8000億元是用于購物的，這個購物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是中高收入階層在境外的購物，而且從過去主要購買一些奢侈品牌、高檔品牌轉向高質量的、性價比合適的日用消費品。

這個“正在形成的中高收入階層”，你是其中的一份子嗎?

1、收入多少才能算中產階層

先撇開高收入群體不談，因為首先你得跨入中等收入階層，才有可能進一步邁向高收入階層。

中等收入階層，顧名思義，是一個地域在一定時期內收入水平處于中等區間范圍內的所有人員的集體。在我國一般將其稱為中等收入群體、中間階層等，這與發達國家的中產階層概念相接近。但在學術界，對于中間階層如何界定，還沒有統一的標準。

中國社科院在去年12月的《社會藍皮書：201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發布會上，對北上廣三個一線城市進行的抽樣調查顯示：

北京的中間階層規模比例大約是55%，上海大約是51%，廣州大約是42.5%。

其中北京的中等收入群體收入最高，年收入為256016元，其次是上海中等收入群體的年收入219770元，廣州的中等收入群體年收入最低，為170037元，工資性收入也呈現相似的狀況。

總支出方面，北京最高，約為126012元，其次是上海，每年的支出約為115646元，而廣州最低，為95213元。

北上廣中間階層收入支出等情況，上海大學張海東教授在發布會上，對中間階層收入的表述較為直接：就工資收入而言，總體來看中間階層的月收入接近13000，非中間階層收入只有7400。每個月收入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說，中間階層的年收入在15萬以上，而非中間階層的年收入在9萬元左右。

2、國外如何劃分中產階層

美國：大約25%-66%的人口可劃分為中產

中產階層的提法來自西方，但是在學術上，美國也沒有一個確定唯一的標準。不同的學者對中產階層的界定有不同的標準，根據這些標準，美國有25%---66%的人口可以劃分為中產階層。雖然各個學者對中產階層劃分有不同的標準，但是相同的是他們都是根據家庭年收入、從事的職業、教育程度來劃分的。

比如在2013年的減稅大戰中，民主黨人認為20萬美元以下(年收入，下同)的為中產，共和黨人則認為低于13萬美元的才為中產。也有將25萬美元以下劃分為中產階層(其中15萬美元以上為上層中產)，25萬美元以上為富人(約占人口的5%)，40萬美元以上為超級富人的(占人口的1%)。

英國：占總人口的46%左右

英國傳統的觀念把社會劃分為上層階層、中產階層和工人階層，但是這種劃分已經過時。2013年4月，BBC與社會學家合作的研究找出7個新的社會階層。從這一劃分來看，最高層的是精英階層，最底層是傳統工人階層和無工作保障的人，中間階層則包含了第二到第四這三個層級的人群。

第二層級是世家中產階層，即財富僅次于精英階層，經濟、社會和文化資本均相當雄厚。這也是各階層中社交層面最廣泛的。占人口的25%。第三層級是技術型中產階層，即一個規模不大卻特色明顯的新興類型。這一階層社交層面相對有局限并對文化生活追求有限。占人口的6%。第四層級是新型富有工作者，即一個年輕和社會、文化上活躍的新階層，擁有中等收入和經濟資本水平。占人口的15%。這三個階層大約占人口的比例的46%左右。

德國：占總人口的58%左右

在德國，中產階層被視為社會的中流砥柱。然而，人們對于德國中產階層的定義卻莫衷一是，眾說紛紜。去年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的一份研究試著從收入上對中產階層進行簡單的劃分：如果一個德國人的工資水平在全國平均工資的70%到150%之間，那么他(她)就是德國中產階層中的一員。

貝塔斯曼的研究認為，德國中產階層的構成顯得十分復雜，并沒有明確的職業界限，其中囊括了律師、建筑師、公務員、藝術家、老師、音樂家、記者甚至政治家等多個種類，德國中產階層占總人口的58%左右。

1%人占有40%財富，國企占全國8%員工占有50%的工資

中國基尼系數調查真正的實質問題在于城市的高收入者太難以取樣調查。統計局統計的基尼系數偏低的原因主要正是“難以獲取高收入階層居民真實的收入信息”。中國的高收入階層總是喜歡在調查中遮遮掩掩。

中國統計局最近公布的基尼系數引起了一場大討論。全國最近十年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然后逐步回落，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這些數據在普通民眾看來是太低了，不符合現實情況。

近年來，中國國內不少學者對基尼系數的具體計算方法作了探索，提出了十多個不同的計算公式，不斷修改洛倫茨曲線等。但基尼系數隱含的經濟含義一直不變：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這個數字如果超過0.4就表示一個國家的貧富兩極分化較大。

但老百姓現在比較質疑的是，咱們中國的貧富差距只用較大來形容么？連美國2009的基尼系數都達到0.468，中國現在的基尼系數只有0.47么？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中國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從財富集中的角度看，中國的財富集中度已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基于此，中國的基尼系數公布的只是比美國稍高一點，還是有點說不過去的。

按照這次公布的結果，2008年后中國的貧富差距真的一定是在縮小嗎？恐怕也不見得。從過去30年的經驗數據來看，基尼系數每上升0.01，儲蓄率就上升0.76個百分點。如果其他的條件不變的話，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推算，基尼系數如果在這幾年出現回落，那么必然伴隨著儲蓄率的下降以及消費率的有效提升。

然而，中國的儲蓄率卻很不給面子的連年創下新高，而正是由于基尼系數的逐年升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導致國內消費的長期不振，從這個角度來看，國內經濟結構調整難以到位，恰恰是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的證據。

這并非聳人聽聞，絕大多數人已感覺這幾年的貧富差距比之前變得更大了，曾經調查過的80%以上的人表示這種貧富差距已經讓人不能接受。然而，一些政府官員卻一直說沒問題、不可怕，不用過于擔心，不要任意夸大。公眾與政府官員的感覺差別這么大，是多數公眾感覺錯了，還是少數政府官員的自我陶醉呢？

實際上有不少民間機構的調查已經在支持公眾的這種觀點：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領導的課題組曾經以其2007年的調查為例，考慮到灰色收入因素而做過相應調整，得出基尼系數由0.48上升到0.52~0.53。

2012年12月9日，西南財經大學發布的一個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家庭的基尼系數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此報告后被認為結論“離譜”、分析粗糙等被大受批評！后來甚至有部分學者在著作中稱，如果將“暗收入”、“灰色收入”、“非法收入”以及尋租收入考慮進去之后，全國基尼系數將上升為0.67。

看來中國的基尼系數到底是多少？這個問題徹底成了一個本世紀最大的懸疑。

學術界比較一致的認識是：當今世界，經濟市場化越發達的國家，貧富差距越小。北歐和歐洲其他國家的貧富差距最小，基尼系數應該最小。美國的基尼系數高于歐洲，但肯定低于中國。

全世界基尼系數最高的國家應該是在拉美或者亞洲的部分國家。中國現在的基尼系數應該是介于美國和拉美之間，但在整個亞洲應該是處于相對前列，僅次于菲律賓等。

那么具體從各國公布的基尼系數來看，北歐國家的基尼系數一般是低于0.3，歐洲其他一些國家的基尼系數如果超過這個數字，一般就被認為是貧富差距較大，主要發達國家的基尼指數約在0.24到0.36之間。美國的基尼系數高于歐洲，比如2010年美國公布的基尼系數為0.46。

亞洲基尼系數最高的國家一般是接近0.6，比如2001年以后的香港曾測算達到0.525，2006年高達0.533，2012年更高達0.537，幾乎是發達國家及地區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區。而拉美一些國家的基尼系數甚至已經在0.6以上，目前全球基尼系數最高的地方是非洲的納米比亞.

雖然目前中國基尼系數存在不同版本，現在有不少的共識是已達到或超過0.5但低于0.6，介于0.5和0.6之間，這種學術認識和老百姓的感覺還是比較相符的。

問題是，中國的基尼系數真的就無法正確統計了么？中國的基尼系數統計到底難在哪里呢？統計局從2000年之后的十余年一直再無官方版全國基尼系數發布，直到現在發布，而結果依然受到無數人的質疑。

對此，官方的解釋是全國居民統一的基尼系數的計算需要以推動城鄉住戶調查一體化作為基礎條件，而國家統計局現在對農村、城鎮住戶調查是分開進行的。

這也許是一個理由，但筆者認為真正的實質問題在于城市的高收入者太難以取樣調查。西南財經大學就曾說過，他們的調查在農村的拒訪率為3%，在城市的拒訪率為16%，“主要是因為城市高收入家庭拒訪相對較多。”

可見，基尼系數的各種算法沒有太大差別，關鍵就是欠缺高質量的這部分基礎數據。統計局統計的基尼系數偏低的原因主要正是“難以獲取高收入階層居民真實的收入信息”。

這些高收入階層主要聚集在哪里，中國的高收入階層為何總是喜歡在調查中遮遮掩掩呢？

就在前些時候，有相關機構曾發布過一份中國的“富人地圖”，結果比較震驚。中國富人最多的前幾個省市，依次是北京，江蘇，上海，浙江，廣東。更早些時候的《2012胡潤財富報告》，詳細剖析了目前中國內地富裕人士的數量、地域分布情況以及消費習慣等。北京千萬富豪達到了17.9萬人，億萬富豪約有1.05萬人，均排名第一。

中國富人最多的地方并不是中國最強大的經濟省份廣東和江浙魯，而是北京。這是一種極度不正常的現象，充分折射出中國經濟的邪路。可以想象，美國的富豪都來自華盛頓，那會是什么情況？如果財富充分集中于首都，說明此國是一個充滿權貴的國家。北京的登頂，成為了中國所謂“權貴”最好的解釋——有權才能富貴。

對比其他國家，這種黑色幽默的味道則更為濃重。在美國，華盛頓并非富豪集中之地，這一位置留給了作為經濟中心的紐約。而盡管日本和英國的富豪的確集中在首都附近，但事實上，在這兩個國家東京和倫敦亦是全國經濟的中心地帶。

唯獨北京因為政治資源的集中帶動了經濟資源的集中，這正是中國市場化并不完善的表現。權力左右了資源配置，這也恰恰是很多國家不承認中國為完全市場經濟國家的重要原因。中國處于財富頂端的正是這些與權力親近的階層。

上市國企高管收入是社會平均工資的128倍，企業業主與雇主的收入最高相差251.87倍，中國前400位富豪的財富占GDP的比重在2010年就已經達到10.45%。這些數字非常驚人。

中國造就了一批數目巨大的富豪，然而，巨量富翁崛起的同時，卻并沒有給中國帶來更好的發展。中國富人在享受了經濟發展、改革開放所提供的致富資源的同時，并沒有承擔相應的責任。

事實上，在近年來，國內的富翁們反倒是正出于各種原因，想法設法的將更多的財富轉移到國外——甚至不惜通過違法手段。按照加拿大官方的數據統計，在多倫多和渥太華機場，每年收繳的非法移資中，中國公民的資金占到了半數以上。而且幾乎近一半中國富人考慮移居他國。

從以往國外的經驗來看，中國這次恰恰可以以富翁人群為主體，作為完善國內福利制度的資金有效來源。這正是為收入分配改革打前兆，中國收入差距擴大體現在勞動者占整個收入分配的比例降低，這與中國漸進式改革進程中一些舊體制尚未完全改變有關。

能否解決這些問題，關系到社會的和諧以及發展成果能否讓全民分享。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應以一次分配為主，二次分配為補充。二次分配中，可以通過對富人增稅，來補貼低收入人群，實現公平和效率。

從歐美國家的經驗來看，向富人征稅并非千難萬險，正是因為財富重新分配帶來的好處是巨大的，才使得政府促進重新分配變得更有意義。而中國屢屢不敢向富裕人群“動手”，從另一個角度講，這種瞻前顧后，很大程度上又與前文提到的“權貴”一詞有著很大的關系。這一切更多的還是要看中國政府的決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