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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21日，郝景芳創作的《北京折疊》獲第74屆雨果獎最佳中短篇小說獎。這篇科幻小說構建的北京分為三層空間，分別居住著底層工人、中產白領、管理者三個階層；不同空間按不同比例分配著48小時的周期。這個創意源自作者的日常所見；她曾租住在北京的城鄉結合部，感受不同階層的生活形態和他們的人情悲暖，似乎覺得北京就是幾個不同空間折疊起來的。不過，并不只是科幻中的北京才處于這種折疊的狀態中。在現實的中國，限制性的戶籍政策，尤其是大城市人口控制其實就在折疊著中國社會，在事實上強化了空間隔離，并加劇階層分化。

中國城鄉和地域差距

無論是根據基尼系數還是收入最高組與最低組的收入比，中國的貧富差距都排在世界前列，不僅高于幾乎所有發達國家，也高于包括印度在內的大部分發展中國家。

中國的貧富差距首先體現在城鄉之間。從1952年有數據起，中國城鄉的收入比在1.82到3.2之間，而印度介于1.25到1.72；中國的城鄉收入比平均是印度的1.66倍，甚至中國這些年的最低值1.82也要高于印度的最高值1.72。到2015年，中國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依然是農村的2.73倍，這種差異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只是東部略好于西部。

中國的貧富差距也體現在不同地域之間。根據各地年度統計公報，201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5個省市區依次為：上海49867元、北京48458元、浙江35537元、天津34101元、江蘇29539元，全部位于東部，其中第1、第2、第4位都是直轄市。而最低的5個省市區依次為：西藏12254元、貴州13696.61元、甘肅14205.31、新疆15097元、云南15223元，全部位于西部，其中兩個為少數民族自治區。這些數據表明，東西部收入差距巨大。最高的上海是最低的西藏4.07倍；就省份比較，最高的浙江是最低的貴州的2.59倍。從人均GDP來看，東部3個直轄市約合1.6萬到1.8萬美元，達到聯合國高收入國家標準，放在全球約200個國家的人均GDP排名上，列50位以內，而西部最低的3個省份約合4200到4800多美元，剛達到中等偏上收入門檻，在全球排在100到120位左右。

東西部的收入差距可部分歸因于城市化水平的差異。在收入最高的5個省市中，3個直轄市的城鎮人口比例都超過80%，浙江和江蘇也分別達到65.8%和66.5%；而最低的5個省區的城鎮人口比例分別為：西藏27.74%、貴州42.01%、甘肅43.19%、新疆46.07、云南43.3%。如果貴州的城鎮人口比達到浙江的水平，那兩地的收入比將從2.59倍降為1.94倍。

發達國家的城鄉和地域之間也有差距。比如，2012年，美國農村家庭的收入中值約為城市家庭的78%，盡管這個比值與中國的數據并不直接可比，但它所反映的美國城鄉收入差距要明顯小于中國。 從2010到2014年，美國人均收入最高的3個州分別為哥倫比亞特區45877美元、康涅迪克州39373美元、新澤西州37288美元；最低的3個州分別為密西西比州21036美元、西弗吉尼亞州22714美元、阿肯色州22883美元。最高的哥倫比亞特區是最低的密西西比州的2.18倍，不算作為首都的哥倫比亞特區，最高的康涅迪克州是最低的密西西比州的1.87倍。地域差距明顯小于中國。

戶籍限制是城鄉和地域差距的重要原因

由于受到族裔鴻溝及福利政策較保守的影響，美國的貧富差距要大于其他發達國家，但無論在基尼系數、城鄉差距還是地域差距上，美國都要明顯小于中國。之所以有這種反差，是因為美國沒有戶籍制度對遷徙的人為阻隔，因而人口可以在城鄉和各地之間自由流動。昨天中部堪薩斯鄉村小鎮上的園藝師，也許今天就能成為在紐約的白領，而明天又可能去佛羅里達享受退休生活；只要自己愿意，他隨時都能回到城市或者鄉村，也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生活。這種高度的流動性有助于縮小貧富差距，因為如果一個地方收入太低，勞動人口就會離開，直到當地勞動力價格因為勞動力短缺上升到可比的水平。

這種人口的自由流動并不只是發達國家的特征，而是世界各國包括以前中國的常態。去哪里工作和生活是個人的選擇，政府的職責只是按合理的預測來規劃和提供公共服務。甚至在歐盟各主權國家之間，人口也可以自由遷徙；一個來自波蘭農村的年輕人只要愿意，就可以去巴黎工作和生活，并享有與當地人相同的就業、居住以及孩子受教育的權利。

相比而言，中國大陸各省市區雖然都屬于同一個主權國家，中國人在種族、語言和文化上的內部差異性很小，但卻不能在城鄉之間、地域之間完全自由地流動。一個河北農民在北京工作一輩子也可能無法獲得北京戶籍，甚至他的孩子都不能在北京正常上學。這種隔離正是折疊中國的最大人為因素。

實際上，中國政府一直致力于縮小城鄉和地域之間的差距。中共中央每年的一號文件都專注于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新農村建設、村村通、新農保等一系列傾斜性政策更是在扶助農村的發展。與此同時，中央政府對區域平衡的促進更是不遺余力；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振興東北都是國家層面的戰略舉措，相應的政策傾斜和資金投入不計其數。然而，中國的城鄉和地域之間的差距，縱向來看幾十年里幾乎沒有縮小，橫向來看不僅大于幾乎所有發達國家，也要大于包括印度在內的大部分發展中國家。

在我們看來，限制性的戶籍政策是導致這個后果的重要原因。在市場經濟中，人口隨著經濟機會而流動，其動力是需求和供給的匹配能帶來更高的經濟產出。因此，限制人口流動自然會造成經濟機會和效率的損失。經脈暢通才能健康，各種要素的充分流動才能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比起財和物，人是更核心的要素，因此人的自由遷徙對經濟的健康發展更重要。

現代社會的發展體現為技術的進步和經濟的多元化。在這一過程中，食品等基礎性的開支占消費的比例將不斷下降，這也意味著農業占整體GDP的比例會持續萎縮。因此，要讓農業領域的人均收入趕上全社會的步伐，就必須大幅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并同時讓從事農業的勞動人口自然減少。否則，大量的勞動人口局限在農業上來分享相對占比日益萎縮的餡餅，他們的相對收入只會越來越低。

因此，真正的出路是順其自然，讓農村人口從農業中自然轉移出來。實際上，這一變化早已發生；目前農村年輕人口已經很少從事農業生產，他們大都轉移到了其他行業。不過，除非在東南沿海及部分平原的人口稠密地區，一般農村地區缺乏工業和服務業所需的集聚效應。這也是為何過去幾十年來大量的年輕人去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區打工。遺憾的是，嚴重滯后的戶籍政策是在阻滯而非順應這種變化。

至于區域扶持政策，其效果也乏善可陳。雖然很多項目提升了接收地區的基礎設施，但在人口密度不大，經濟水平較低的區域，這些項目投資收益也相對較低。特別是，受到東北振興戰略支持的東北三省，已成為中國經濟最低迷的地區。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還是東北災難性的人口形勢。東北的生育率在全國墊底，長期處于1.0左右的水平。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大的區域在如此長的時間處在如此低的生育水平下。 在東北面臨雪崩式人口坍縮的前景下，對東北的硬件投資大部分將血本無回，真正有意義的或許是實施強力的托育政策。如果能成功提升生育率并將其維持在可持續水平，二十年后的東北或許還有轉機。

城市化不充分的各種后果

限制性的戶籍政策導致中國的城市化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5年中國有56.1%的人口居住在城鎮。這個比例低于朝鮮，甚至低于韓國在1970年代末的水平和高收入國家在1960年代之前的水平。相比之下，人均GDP與中國上下差距在2000美元以內國家的城市人口比例普遍超過70%，而高收入國家目前達到81.1%。

而且，中國數據中的城鎮人口指的是常住人口，其中有很大比例為外地戶籍，在一線城市尤其如此。比如，2014年年末，北京常住人口中外地戶籍的比例38.1%、上海為41.1%、廣州為35.6%、深圳為69.2%。由于不少權利和福利只有本地戶籍者才享有，外地戶籍者雖然在當地常住，但并不是完整意義的市民，而這種區隔在絕大部分國家都不存在。這意味著，中國的實際城市化水平比數據顯示的還要低。

人是跟著工作機會走的，戶籍限制并不能真正阻擋人口遷徙，但會讓在當地工作和居住的外地戶籍者生活在無奈和怨氣之中。對更多人來說，戶籍限制讓很多人無法在職業、事業乃至家庭生活上做長遠規劃，甚至有撈完錢就走的心態，這些現象不利于當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內需的提振。目前，一線城市的年輕就業者中，外地戶籍者已占一半，很難想象如此大比例的人永遠是法律意義的“二等公民”會有什么后果，由此產生的憤懣長期累積只會消耗國家凝聚力。

近年嚴控大城市人口的政策更是無數家庭的切膚之痛。比如，在北京工作的外地戶籍者中很多人長期繳納北京社保，孩子也一直在北京上學，與原籍已很少聯系。但因控制人口而收緊的外地籍學生升學政策，卻使得其中一些父母不得不把孩子送回原籍上學。

在取得當地戶籍并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無望的情況下，很多在城里打工的父母只好把孩子留在家鄉成為留守兒童。根據全國婦聯在2013年發布的《中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中國目前有超過6000萬留守兒童。這些留守兒童處于成長發育時期，卻缺少父母的關心和呵護，在生活、學習、乃至安全上都面臨更大的困境，未來也更難脫離貧困。

由于缺乏聚集效應，農村難以維持高質量的教育環境。盡管高考擴招以來，農村孩子上大學比例已大幅提升，但他們就學的大學質量普遍不如城市孩子。在越好的大學中，來自農村學生的比例越低。據2013年7月15日《中國教育報》報道，近年來考入北大清華的農村大學生只占15%左右，浙江大學、南京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均低于30%。來自農村的孩子越來越難以憑借自己的努力在大城市里安身立命，這不利于階層流動。

由于戶籍與各種福利掛鉤，加上從城市流向農村也受到限制，擁有大城市戶籍者幾乎不會改變戶籍和居住地；這使得人口呈單向流動，讓農村成為發展的漏斗盆。如果沒有戶籍區隔，人們在哪里居住只是生活方式的選擇，而非身份的象征和社會保障的差異；人們也不用擔心一旦離開就無法回來；那些偏好安逸，不愿忍受擁堵和壓力的人就可能去其他地方成家立業。這樣的雙向流動也有助于農業的集約發展和生產效率的提升、某些條件不錯的鄉村地區也能興盛起來，成為休養生息的地方。農村的真正發展需要一些有眼光、有創意、有精神、有能力的人沉淀下來，把農村當成自己真正的家，而非臨時的落腳點。

無需擔心放開戶籍

2014年7月，國務院公布《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強調尊重城鄉居民自主定居意愿，取消農業與非農業戶口的性質區分，統一城鄉戶口登記制度。盡管有這些亮點，但該文件依然延續的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思路，對消除城鄉和地域差距有害無益。控制大城市人口的手段之一就是嚴厲的落戶限制和將各種權益與戶籍掛鉤。

其實各大城市支持人口控制的理由都不成立。比如，水資源匱乏是北京用最常用的說辭。但如果這能成為理由，洛杉磯根本不應該存在。即使在中國一線城市，土地資源也不匱乏。比如，上海僅耕地面積有1800多平方公里，相當于現有建設用地的60%。將這些土地用于提升生活環境所帶來的使用價值和社會效益，將遠超過用于農業所創造的價值。由于一線城市的人均用地通常小于中小城市，更小于農村，讓愿意在上海奮斗的年輕人能夠在上海安居樂業，而不是回家鄉去購買或建造一年住不了幾天的房屋，從全國來看會節省土地。

支持大城市人口控制的另一個理由是擔心出現像印度那種“貧民窟”。其實，城市的意義首先是為人提供工作和生活的集聚空間，滿足家庭和個人的愿望和需求，而不只是成為形象的載體。對很多人來說，即便蝸居在自己簡陋的棚屋里，每天能見到自己的孩子并保證他在附近上學，也可能要遠好于將孩子留在家鄉的大宅里成為留守兒童。況且，在東亞地區，“貧民窟”非常少見。這是因為東亞沒有印度那種種姓制度遺留下來的階層隔離，在共同的民族和文化認同下，很容易走向融合。上海當年就有所謂“棚戶區”“下只角”的說法，但出身于這些街區的孩子，仍然可以依靠學習、工作和通婚跟上整個城市發展的步伐，而不會成為被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的一個獨立階層。

還有人擔心，讓更多的外地人獲得大城市戶口，會進一步惡化交通擁堵和入學難等問題。但這些問題與其說是因為人口過多，不如說是規劃不足。比如，按2004年制定的規劃，北京中心城區人口規模到2020年將控制在850萬以內， 但只要跳出違反自然規律的人口控制思想，從經濟常識的角度來分析就知道這種規劃完全脫離實際。實際上，城市越大，能源和公共交通的利用效率就越高。在特大城市修建地鐵就比在較小城市有更高的收益回報。

大城市的入學難，更是源于對教育投入的不足。根據北京市統計局的歷史數據，過去數十年來，雖然總人口持續增加，但北京卻一直在縮減小學和初中的學校數量和專任教師數量。從有數據的1995年到 2012年，北京的小學數量從2867所下降到1081所；專任小學教師數量從6.2萬下降到4.7萬。從有數據的2003到 2012年，北京的初中數量從434所下降到341所；專任初中教師從3.4萬下降到2.0萬。如果提前進行教育資源的規劃和布局，中國一線城市的入學難問題不難得到緩解。

從整個國家來看，在一線城市增加更多的教育資源投入，為未來培養出更多的優秀人才，其投入產出比要比強迫農村孩子留在原籍就讀高得多。城市的發展和創新，離不開更多的年輕人口。目前來看，大城市長期的超低生育率導致少兒人口嚴重匱乏，而大批期待改變命運的農村孩子，由于戶籍限制又無法在城市里健康成長。這種情況如果得不到改變，無論城市還是農村都會成為受害者。

實際上，人口越多的城市，其人均收入也越高，這體現了城市強大集聚效應。中國少數幾個一二線城市是中國最優秀的人才和最有競爭力的企業角逐之地，在這些地方的集聚效應是中國十幾億人口規模優勢的體現。但嚴控大城市人口規模的政策卻在阻止這種集聚，讓很多科技創新的機會消弭于無形，影響了中國經濟最有創造力和活力的部分，對中國經濟提升極其不利。

戶籍政策的改革方向應是逐步放松直至完全取消限制。這樣做只是讓當前狀態正常化，會緩解而非引發社會矛盾。目前的醫療和社會保障已基本與工作地而非戶籍所在地掛鉤；基于戶籍的某些限購措施是反市場的短期特殊政策，不應成為長期障礙；初等教育按家長居住地來實施本來就是演變的方向，而大學錄取可從按學生的戶籍地逐步過渡到按學習地進行，并最終實現全國一視同仁。

在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下，改革措施只要設計得當，可確保當地人原有福利不降低。其實，當地人擁有先到優勢，外來移民促進當地的創新和創業乃至經濟發展，讓當地人的條件水漲船高。因此，消除戶籍區隔，讓人口在城鄉和地域之間自由遷徙，既是提升農村家庭的善舉，更是造福城市自身的良政。簡言之，要消除城鄉和地域差距，真正重要的是讓人們擁有平等的機會，按自己的意愿安居樂業，而不是被折疊在不同的空間之中。

*作者梁建章為“攜程旅行網”CEO兼董事會主席，黃文政為“人口與未來”網站聯合創始人。

*本文轉載自財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