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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招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表示,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新興經濟體相比,人口年齡適中,勞動力人口占比高,儲蓄率高但同時杠桿率處于高位,需要去杠桿或穩杠桿;“一帶一路”沿線新興經濟體人口結構“年輕”,儲蓄率低,經濟增速低,杠桿率也低,需要加杠桿。
他說,杠桿率高了不好,壓制經濟增速的同時顯著提高經濟和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但杠桿率低了也不好,金融抑制可能與經濟發展滯后形成負反饋。
高杠桿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問題之一,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內的多家國際機構也多次就高杠桿帶來的風險警示中國。2015年底,中國政府提出以“三去一降一補”為核心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中著重強調去杠桿。
不過,謝亞軒指出,杠桿率并不是越低越好。金融發展理論認為,以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股市交易量與GDP之比來衡量,在一定范圍內,金融密集度的上升與經濟增長之間正相關。有觀點認為,英國之所以能夠在工業革命的初期逐步確立領導地位,與其金融體系相對發達密不可分。
他說,從人口結構的角度來分析,人口平均年齡低,杠桿率低的經濟體可以考慮適度加杠桿;人口年齡比較適中的經濟體,應穩杠桿,同時因儲蓄率高可以有更多的經常項目順差和更多國際資本輸出;人口平均年齡高,儲蓄率下降,杠桿率高的經濟體應考慮去杠桿。
謝亞軒進一步指出,“一帶一路”國家較之中國來說,更加“年輕”。“一帶一路”沿線新興經濟體(不包括中國)低齡人口(0-14歲)的比重為27%,比中國的17.2%高10個百分點;其老齡人口(65歲以上)的比重為7.6%,比中國的8.3%低0.7個百分點;其勞動人口(15-64歲)的比重為65.5%,較中國的74.5%低10個百分點。
由于中國的勞動人口占比高,有穩定的收入,因此中國的儲蓄率為48.9%,比“一帶一路”國家的21.2%高27.7個百分點。中國的杠桿率,即廣義貨幣(M2)與GDP之比為203%,“一帶一路”國家僅為72.9%。
謝亞軒說,中國需要穩杠桿,從分子看,應控制M2的增長速度,特別是由于國內負債推高的M2增速;從分母看,應避免GDP過快回落,減少GDP對于投資的依賴度,提升消費特別是進出口對于GDP的貢獻度。從國際收支來看,中國穩杠桿,需要一個適度擴大的經常賬戶順差以及資本和金融賬戶逆差,在國際間融出多余的儲蓄。
“一帶一路”國家需要適度加杠桿,其人口結構和儲蓄率水平導致杠桿率偏低,對經濟增速有一定抑制作用,前瞻考慮未來的人口結構演進,應提升杠桿率,深化金融結構,提升消費率和投資率。當期增加投資,才能為將來不斷提升的勞動力提供更多就業機會,才能實現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從國際收支角度看,“一帶一路”國家整體需要一個適度擴大的經常賬戶逆差以及資本和金融賬戶順差,從國際上融入資本。
總之,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新興經濟體一個需要穩杠桿,一個需要加杠桿;一個需要經常賬戶順差,一個需要經常賬戶逆差;一個需要資本和金融賬戶逆差以融出儲蓄,一個需要資本和金融賬戶順差以融入資本。
“不論從經濟和貿易合作看,還是從金融和杠桿率合作的角度來看,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加強合作都至關重要,可謂相得益彰。”謝亞軒表示。
*本文來源:界面新聞,原標題:《“一帶一路”:誰要加杠桿,誰要去杠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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