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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曾在《鄉土中國》中寫道，鄉下人離不了泥土。鄉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著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

34歲的馮海鐸平日生活在北京，在一家義齒加工廠做廠長。每到春節，他會回到位于河南鄧州農村的老家。

家中的地靠父母種著，“沒辦法，農民離了地就沒法活?！彪m這么說，馮海鐸也清楚，到了他兒子這一代，在城里有一套房才是正事，“不給兒子買套房以后就沒法說媳婦、抱孫子”。

在城市的工廠區、城鄉接合部、城中村，有很多的“馮海鐸”。他們有家有土地，他們因為耕地少、收入低、宅基地不夠、給兒子進城買房等等原因來到繁華的都市找機會。

工業化、城市化大潮以來，人口流動開閘，幾億農民工到外埠打工，很多村莊成為留守老人與孩子的“保留地”。同時，原本用于農村、農業、農民的土地，現在轉入了城市，成為城市建設用地，土地城市化的速度遠遠超過了人口城市化的增長速度。

2月4日，新華社刊發了今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此次一號文件首次提出鄉村經濟要多元化，培育一批家庭工場、手工作坊、鄉村車間；進一步探索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適度放活宅基地和農民的房屋使用權，也明確不得違規違法買賣宅基地。

放在更大視野來看，鄉村振興戰略是在城鄉發展嚴重不平衡的大背景下進行的。中國近40年的市場化改革激發了大量的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形成了新的社會結構，城市化加速與經濟高速增長相伴，造成了城鄉關系的緊張。

“中央一號文件”有兩波農業浪潮。20世紀80年代曾出臺了指導農業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拉開了中國城鎮化的大幕。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開閘，允許農民進城務工經商，加之后來中國加入世貿，與全球市場打通，開啟了浩浩蕩蕩的農民工大潮。而從此，城鄉也走上了分叉口。

到了2004年，時隔18年又一次出了指導“三農”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這個文件開始減免農業稅，對種糧農民開始補貼，對主產區市場緊缺的糧食品種實行最低收購價格。此后，2005年至2017年又連續十三年發布以“三農”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在城鄉失衡的大背景下，中央試圖通過財政轉移支付來縮小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可是，把從工商業、城鎮收來的稅轉用于補貼“三農”，攤到每家每戶農民頭上已所剩無幾，而且財政轉移誘發的尋租現象防不勝防，靠財政能力收窄城鄉居民的收入差的效力確有待審視與反思。

據國家統計局2017年2月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前中國仍有近6億的農村戶籍人口，全國農民工總量達2.8億，其中外出農民工近1.7億。而經過一段高速城市化的時期，中國城鎮化已進入了調整階段，農村卻被落在了后面。經濟學家周其仁指出，改革要“改”也要“革”?，F如今，新一輪農村振興改革似已“呼之欲出”。此次一號文件是否吹響了新一輪改革的號角？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與過往的農村政策有何不同？農村的未來要往何處去？農民的權利又應得到如何安排？澎湃新聞就此專訪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

農村不再完全是勞動力的水庫，農村也不完全做農業

澎湃新聞：如何看待此次提出鄉村振興的時機？

姚洋：這與中央意識的轉變有關。過去把農村等同于農業，農村等同于勞動力，換句話說，農村就是提供糧食和勞動力地方。通過這一輪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家的思路轉變過來了。

一個重要的背景是，國內的農產品價格太高?，F在的農業補貼政策是在重復20年前的錯誤，20年前就提出糧食政策實行三項政策：按保護價敞開收購、順價銷售和用農業發展銀行貸款資金收購糧食且資金封閉運行，虧損了2000多億，當時的2000多億是個很大的數字，這次又虧損了好幾千億。我們的價格比國際價格高出30%-40%，這是所謂的農業供給側改革的背景。

和這個相關的是規模經營，上一輪去做農業的企業基本上全都虧損，這與我們糧食價格倒掛是相關的。于是，大家才發現原來小農才是我們命中注定的，這次也提到家庭經營，維護家庭經營。

澎湃新聞：鄉村振興戰略背后的邏輯是怎樣的？

姚洋：現在中央層面已經意識到，農村不再完全是勞動力的水庫，農村也不完全做農業。中國的農業還是要利用世界的市場，糧食100%自給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科學的。讓部分土地撂荒不會影響到糧食安全，而且農業還是重污染行業，農業的污染要幾十年上百年才能修復，少發展農業沒有什么不好。

小農經濟是我們的命運，躲不過去的，日本都沒有躲過去。這意味著我們的農業不可能跟美國、加拿大、阿根廷這樣的國家競爭，除非有極高的保護條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利用國際市場，可以節約土地，有一個研究表明，通過進口大豆、糖料、油料作物，我們每年可以省下一個吉林省的土地和3.7個三峽水庫的水。只要我們不把耕地變成水泥，并不存在糧食不安全的問題，利用國際市場是我們的最佳選擇。

另外，羅斯高的研究（編注：斯坦福大學教授羅斯高多年從事中國農村研究，他提出 “63%的貧困農村孩子沒上過高中”，“應倡導媽媽們回到農村”等觀點）也是有用的，讓決策者意識到我們的農村落后太多太多，不僅是“物”的落后，在文化層面、教育層面、精神層面，整個農村都被拋棄了，所以要提出鄉村振興計劃，要在更大的范圍內振興鄉村，這是提出來的鄉村振興計劃的背景。

在鄉村掀起一輪進步運動很有必要

澎湃新聞：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與往年相比有哪些新特點？

姚洋：這次一號文件與過去相比很大一個特點是不單單談農業了。

其次，土地制度有所突破，但具體地宅基地要怎么入市，還需要一定的規范性文件。這次提鄉村振興，是要做全面的工作。

現狀是哪怕到2035年，中國仍將有30%的人還居住在農村，也就是4億人。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改變農村的居住環境?，F在從大城市去到不發達的地方完全是到了另外一個星球。這些地區農村的基礎設施極差，農民享受不到公共服務。撤村并鎮還要接著做，否則空心村到處都是。只有人口適當集中，才能提供公共服務。

現在叫“鄉村振興”，比“新農村建設”更寬泛些，新農村建設主要還是“物”的方面，鄉村振興指的除了公共硬件服務外，還要有“軟件”方面。例如村莊政治，現狀是村莊政治基本上是瓦解掉了，應該堅決支持基層民主自治；村莊的整個社會、文化、生活、教育都應該重建。

澎湃新聞：應該怎么在“軟件”上重建鄉村？

姚洋：我們應該先問一個問題，我們今天是不是還需要一個進步運動？

澎湃新聞：“進步運動”？

姚洋：當前農村需要一場全面的社會改造?，F在在新的時代里，用“社會改造”這個詞不好，我們要用“進步運動”。

農村社會現在普遍存在原子化、無組織化，有些地方還存在賭博、吸毒、邪教盛行、婦女解放運動倒退等情況，可以說是一個“文化沙漠”。羅斯高的研究也顯示，孩子的教育在農村是一個空白。很多縣城收了很多稅，錢都浪費到面子工程上了，花在文化建設上的很少。過去的公社時代還有電影放映隊，現在什么都沒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前30年發生了許多社會改造運動，許多都以失敗告終，但有一些卻成功了，比如婦女解放和教育的普及。說到底，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現代化的產物，建國之后也致力于中國的現代化，特別是社會的現代化。這和其他國家，比如美國的進步運動（編注：美國的進步主義運動發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美國歷史上一股很有影響的社會運動和思潮，由貪婪和腐敗的盛行引發，它包括政治、經濟政策、社會公正和促進道德水準普遍提高等方面的改革）是一致的，都是現代化的一部分。

但是，中國在過去40年里基本上沒有進步運動，政府和國家基本上都在搞經濟增長。在一定時期這也許沒錯，可是我們現在離全面實現現代化只有17-18年的時間，重新在鄉村掀起一輪進步運動是很有必要的，要將這場新的進步運動與鄉村振興計劃結合起來。

澎湃新聞：“進步運動”與“現代化”是怎樣的關系？

姚洋：日本明治維新那一代，像福澤諭吉等，他們是參透了現代化進程的，他們知道怎么去做，在那個時期日本對國民的訓練上費了很大的功夫，這讓他們大大地縮短了與歐美國家的距離。

美國的進步運動也推動了美國的進步。可以說沒有進步運動就沒有羅斯福的新政，也沒有工人階級和美國資產階級的妥協。那么，美國可能也跟歐洲大陸一樣，會有很長時間的工人運動，正因為有了進步運動，工人階級與美國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就被消解掉了。我們現在也應該重新回到現代化。

澎湃新聞：為什么說是“回到現代化”？ 

姚洋：上個世紀80年代之后我們基本上不提現代化，在很長的時間里不再提人的解放，當然原因也在于計劃經濟時代的很多社會改造失敗了。

過去的20年里，整個思想界都不爭論，經濟學界自從1997年后也不再爭論，也沒有大家一致關心的問題?，F在既然重新提出現代化，我們應該好好討論一下現代化，比如，現代化是否應該包括現代性？

我認為我們應該回到共產黨建黨之初。共產黨在成立之初就承擔了兩個任務，一個是救亡圖存，另一個就是中國的現代化。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重要的成果，應該放在這個波瀾壯闊的背景下去理解。

中國共產黨在建國前30年做的就是現代化的工作，只不過是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100年之后歷史學家再寫這一段歷史的時候會原諒很多人。如果以50年為一個刻度來看中國經濟的增長，你會發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起點不是1978年，而是1949年。也就是這一年中國現代化進程加速了。

我們不是要回到計劃經濟時代，而是要對那時的思想和做法進行揚棄，拋棄錯誤的做法，繼承當時現代化的精神，并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

澎湃新聞：按你的設想，“進步運動”該如何開展？

姚洋：“硬”的東西只要國家出錢總能做一些，但是“軟”的方面就沒那么好做。振興計劃還是要看怎么去落實。

現在的問題是組織上太分散，新的進步運動要有組織地去做。中國的體制必須要中央頂層設計，現在農業部、衛計委、民政部、城鄉建設部都在管農村，過于分散。既然要搞鄉村振興計劃，應該有一個統領協調的部門，最好是在黨中央設立這樣一個主管農村工作的機構，專干這樣的事，這樣可以統一起來。在縣一級也應成立相關的機構，每個村有一個工作隊，我們要把農村工作的隊伍建立起來。上個世紀50年代我們有個這樣轟轟烈烈的鄉村運動，那時候農村還很重要，時隔多年，現在的問題雖然不一樣了，但農村面臨的情況很復雜，如果我們要嚴肅地對待“全面現代化”，會發現我們的農村落后太多。

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還有30年，距全面實現現代化的目標還有十多年，抓個幾十年，才能真正地推動鄉村振興。

縣域經濟是很重要的，縣城怎么做很重要

澎湃新聞：為什么這次一號文件首提鄉村經濟多元化？這個提法應如何落地？

姚洋：不管文件中提不提，這件事早就發生了。農民的收入早就多元化了，非農收入早在十幾年前就超過了農業收入，農村光種糧食根本養活不了農民。

根本的途徑還是要城鎮化。要想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唯一的路就是要集中。但是，哪怕大家都進城，2035年仍然會有4億人居住在農村，這些人的就業怎么辦？農業提供的就業是很有限的，不可能養活一家子人，只能到縣城里找工作?？h域經濟是很重要的，縣城怎么做很重要，應該接受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為鄉村提供就業。

澎湃新聞：目前的現狀是，仍有2億左右的農民在城市中打工，城市應該為流入的農民工負擔市民化成本嗎？

姚洋：我很反感用城市化的“成本”這樣的詞，首先這是一項權利，我們先要建立一個權利的概念。我們為什么不談權利呢，當然應該談，這是底線。共產黨革命就是為了所有人享受同等的權利，這是無數烈士參加革命的初心。老百姓有沒有權利在一個城市居住，在這個基礎上來解決這個問題。為什么一線城市集中這么多人，就是因為資源太集中了，別的地方資源太少，如果別的地方資源多，就會自然分散。如果有條件的限制，要通過一定的手段讓能留下來的留下來，不能留下來的到別的地方去。

澎湃新聞：在城鎮化的調整期，應如何實現市民的空間權利，避免農民流離失所？

姚洋：很多打工者，包括很多白領一個月的收入也就七八千元，看過去20年的收入分配狀況，如果不看住房的話，50%-60%的人的財富相比于財富最高的10%的人幾乎是0。這是我們國家的貧富差距狀況，應該理性地看待這個狀態。要所有的人都應該擁有住房是不可能的。

我們憋了20年，政府好容易出臺租售同權政策，早應該這樣了。開發商不建出租房，也是因為政府政策沒到位，否則這個市場早就辦起來了。這是政府不理性的地方。

不過也要退一步看到，我們的城市管理水平超過一般發展中國家，至少我們沒有讓貧民窟興起。中國還有一個好處，農民還有地，盡管不完全屬于他，但也是還是有地的，地是農民的根，不會輕易地離開。特別是這一輪沿海地區工業化高潮基本結束后，年輕人開始回流回去，中西部地區也還在工業化。

城鎮化雖在推進，但農民不可能都住到縣城去，縣城也不可能無限的擴大，還是會有很多人住在農村里。怎么把整個農村生活的環境搞好，是這次一號文件后希望能夠推動的。

鄉村振興計劃要實打實地做起來，不要像新農村建設只搞硬件建設。只要是對社會進步有利的事情我們就應該做，這里的社會進步指的是廣義的社會進步。

整個世界從公元1500年開始是個現代化的進程，這也是追求理性和人的尊嚴的過程，在此之前人生活在野蠻和強權下而不自知。我們需要有物質的進步，但更應該有“人”進步。光有物質的進步，沒有“人”的進步，是沒有意義的。

歐洲國家用了近400年才完成現代化，我們是趕超型國家，我們應該縮短這個距離，不應該去等，不應該由自然的過程來決定。要想趕超，必須要有政府的介入，這個介入不僅是經濟的，而且是整個社會的，在這個大歷史下看中國，可以看得更清楚。

*本文來源：澎湃新聞，作者：蔣夢瑩，原標題：《專訪姚洋談鄉村振興戰略：在鄉村掀起一輪進步運動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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