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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暴發給經濟社會帶來了強烈沖擊。作為以人的移動為基本特征的旅游業，自然難以避免，甚至首當其沖。此次疫情到底會對旅游造成什么影響，這是個看似簡單實則復雜的問題。目前大部分論斷局限于“全面停擺”“遭受重挫”等描述性判斷。少數定量分析或參考此前對春節旅游收入的預測數據和去年同期的實際情況，或對照2003年“非典”所造成的損失，從而預測出本年度全國旅游總人次和總收入等指標的變化。這自然要比簡單的文字表述或現象描述看起來更接近科學，但似乎還不夠充分。

在此，我們不妨以不避有“掉書袋”之嫌的態度稍稍多追問下。比如，我們是在什么時點上做出判斷的？當我們談論疫情的旅游影響時，對象所指為何，是旅游經濟的總體產出、旅游產業的結構、旅游業中的某個細分行業，還是某類旅游企業？影響指的是何時的影響？什么層面、哪個方面的影響？評判影響大小的依據是什么？是和什么相比的大或者小，等等。

總體來看，就此次疫情的旅游影響，我們至少可做如下幾個方面的區分。

第一，就研究實施的時點而言，需區分事中預測和事后評估。對于此類疫情，事發之前進行旅游影響預測的極為少見，可忽略不計。就事中預測和事后評估而言：從可靠性角度來看，事后評估因事實展現充分、相關數據齊備、研究時間充裕，故而結果應更加可靠。但是，從關注程度來看，事中預測往往更受關注。疫情結束后，除極少數專業研究者外，大多數人的關注點會轉移到其他熱點問題上，不太想也不大會再關注旅游影響的評估結果。當疫情仍在進行之時所做的預測，因疫情走勢不定、可得數據有限、研究時間倉促，加之正身處其中、感受強烈，其結果可能要比實際更為悲觀。以2003年為例，當年6月或稍晚時候，有不少學者預測，“非典”將使旅游總收入損失2000多億元（具體數額為2100億元和2768億元人民幣等），這幾乎是上年旅游總收入的接近一半。然而事實上，2004年發布的旅游統計公報顯示，2003年全國旅游總收入為4882億元，僅比2002年的5566億元減少了684億元。即使考慮不發生“非典”的自然增長率（即所謂的反事實評估），2003年“非典”給旅游總收入帶來的損失也是1200億元左右，為事中預測結果的一半左右。當然，我們不能拿“非典”和此次疫情做簡單照搬，只是想藉此提醒大家，尚在疫情之中時所做的預測，可能會比疫情結束后所做的評估更悲觀。形勢越嚴峻，二者之間的差別可能會越大。

第二，就預測關注的時域而言，分為當期影響、短期影響和長期影響。所謂當期影響，是討論此話題之時或疫情進展初期已經發生的影響。對于此次疫情而言，便是春節假期至今所造成的影響。所謂短期影響，時段劃分不一，大致為疫情高峰兩個月之后，為期半年到一年。所謂長期影響，大致為疫情發生一年后。目前關于此次疫情影響的討論，大多以當期影響為主，所展示的事實是春節期間至今所發生的。值得注意的是，春節期間本是旅游消費的旺季，旅游市場驟然全面停止，其沖擊之強、影響之大，令人矚目。需要注意的是，從當期影響到短期影響乃至長期影響，其程度是逐次放緩、有所衰減乃至不排除反彈的可能。由于當期影響最為直接、顯著和直觀，且已發生，因此很容易在判斷時成為主要參考依據。我們在對后續發展態勢乃至總體影響做出判斷時，既要考慮到當期影響，又不能做簡單的線性推演，更不能將當期影響沿著時間軸順延成總體影響，否則會夸大疫情對旅游的影響。

第三，就影響的傳導路徑而言，至少包括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所謂直接影響，就是疫情給旅游產業、旅游市場、旅游經濟、旅游企業、游客（心理、行為、消費時間、消費偏好等）、旅游從業者等帶來的直接影響。所謂間接影響，是由于疫情給其他領域（如居民收入、醫療等支出、就業狀況等）和其他產業（如農業、金融業、制造業等）、其他要素（如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等）帶來沖擊，從而間接地傳導、波及到旅游業。比如：若疫情導致經濟下滑、失業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可自由支配收入大幅減少，則旅游需求會出現萎縮，所謂的報復性反彈便難以實現；若疫情帶來金融市場較大波動、資本市場普遍悲觀，則旅游投資會面臨縮減，大量旅游在建待建項目可能淪為爛尾等等。需要提醒的是，目前大家更多的只是關注直接影響，減少涉及間接影響。如此則可能低估此次疫情所帶來的旅游影響。

第四，就影響的研究對象而言，拋開游客需求不談，僅就供給或產出而言，便涉及對旅游經濟總體的影響、對旅游產業結構的影響和對旅游企業運營的影響。三個層面的影響，其內容、可能引發的問題以及需要關注的重點都是不同的。第一個層面是對旅游經濟的影響，主要體現為不同時點上旅游總人次、旅游總收入、旅游就業人數等的變化。這是目前關注最多的問題。如前所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既不能止步于文字性表達或描述性判斷，也不能簡單參照此“非典”時的歷史表現，需要更為系統、專業和復雜的假設、建模和測算。第二個層面是對旅游產業的影響，主要體現為對其內在結構的影響。比如是否會帶來劇烈的產業鏈震蕩，是否會提高某些細分行業的集中度，是否會在某些領域引發大量兼并收購或行業洗牌，是否會造成投資爛尾，是否會推動技術更深的滲透，是否會加速產品升級換代等等。在這方面，最值得關注的問題是此次疫情所帶來的突然、劇烈沖擊，會不會導致行業出現大面積“踩踏”乃至產業并購潮，如何平衡好“不可抗力”情境下退訂背后的法律、行規與道義問題，如何在頭部企業率先垂范建立新規則的前提下維護好產業生態體系、乃至實現產業鏈協同，是否有必要或者如何通過產業鏈金融、供應鏈金融、商業保險等方式解決可能出現的商業糾紛問題等等。第三個層面是對旅游企業的影響。由于旅游企業規模、所有制、所處行業、所在地區、業務結構、商業模式等各不相同，此次疫情對其影響也不一而足。總體而言，頭部企業、大型企業、國有企業相對免疫力強，抗風險和沖擊能力強；而微型企業市場退出成本相對較低，沉沒成本、沉淀資本相對較小，轉型相對容易；最為艱難的恐怕是中小企業，容易遭遇資金鏈斷裂或人員流失。這也是此次各級政府救市政策的主要施策方向。當然，對于不同企業而言，影響大小除了規模外，還有其他很多因素。總之，旅游經濟、旅游產業、旅游企業三個層面的影響相互關聯，但不可等同。從總量到結構到個體，受沖擊程度不同、抗沖擊能力不同。如果一定要套用“脆弱論”或“敏感論”的說法的話，旅游經濟層面應該是敏感的，而少數本身供給就過度飽和的細分行業和一些企業則可能是脆弱的。在上述三個層面中，目前對第一和第二層面的關注較多，而第二個層面的影響其實也極為重要，不可忽視。

第五，就影響的市場范圍而言，包括國內旅游市場、入境旅游市場和出境旅游市場。三大市場所受影響的程度和方向應有不同。首先，回顧2003年“非典”時三大市場的反應可見，入境旅游所受影響最大，國內旅游次之，出境旅游反有大幅增長。2003年入境旅游人次比上年下降6.4%，其中外國人比上年下降15.5%，國際旅游外匯收入比上年減少14.6%；入境過夜人次比上年下降10.4%，其中外國人入境過夜比上年下降17%。2003年國內旅游人次和國內旅游收入分別比上年下降0.9%和11.2%，出境旅游人次比上年增長21.8%。也就是說，入境旅游、尤其是其中的外國人市場、遠程市場、過夜游市場受到的沖擊最大。其次，就三大市場的格局而言，拋開國內旅游不談，僅就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而言，其格局也已發生很大變化。當前入境旅游所面臨的局勢遠比17年前嚴峻許多。過去十多年里，我國入境旅游持續低迷，甚至在多個年份出現負增長，目前雖有啟穩微增之勢，但在市場吸引力、旅游支付、國際航線、景區門票和高鐵車票銷售、社會資源開放度、低價競爭等方面仍存在較多問題。不難想象，這次疫情會使原本就低迷不振的入境旅游市場雪上加霜。境外游客旅行從計劃到實施耗時更長、需要考慮的因素更為復雜，因此，入境旅游的重振需要更高程度的重視、更加系統的謀劃、更大力度的支持和更加持久的努力。就出境旅游來看，過去十多年一直保持兩位數增長，且規模巨大、范圍廣泛。目前我國出境旅游已超過1.5億人次，目的地從港澳臺到周邊國家、歐美市場乃至南極北極。盡管世界衛生組織在宣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已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專門強調，不贊成甚至反對對中國采取國際旅行或貿易禁令，但是先后有80多個國家對中國公民采取不同程度的入境管制措施。此次疫情后，出境旅游走勢如何，目前還難有定論。無論如何，考慮到出境旅游規模如此之大、范圍如此之廣、出境旅游歷史上反彈幅度最高的情況下，其疫后發展需加以審慎引導。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圍繞疫情結束后的旅游市場發展態勢，很多人認為會出現反彈，尤其是在大小長假、暑期等重要時點甚至會出現報復性反彈。當然最終結果取決于疫情的發展態勢和結束時點。對此要理性看待。從經驗主義的角度看，至少2003年“非典”時的反彈并不顯著。當年6月份疫情全部結束，而“十一”國慶節期間的旅游人次僅比上年度增加了1%左右，旅游收入的增幅則更低。如若考慮到此次疫情走勢的復雜性、波及地區的廣泛性和對學校開學時間的影響等各種因素，恐怕也不宜對“五一”、暑期和“十一”等重要時點的反彈有過于樂觀的判斷。

總之，科學評估此次疫情對旅游業的影響，是政府部門制定救市政策、企業做好危機應對的前提。就不同層面、不同對象、不同時段的影響而言，恐怕不能一概而論。只有加以謹慎區分，并從多個維度加以分析，才能做出相對全面或基本合理的判斷。

*本文來源： 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宋瑞，原標題：《宋瑞 | 如何判斷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旅游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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