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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各種各樣的相遇方式，有一種叫偶遇，在人生的拐角處，突然遇到你；有一種叫奔赴，雖千里萬里，你一定要找到那個人；還有一種是等待，我在這片草地上，這片星空下，一定要等到你的出現；第四種相遇就是年終秀，此時此刻在靈山·梵宮遇見大家，非常感恩。

這是我的第三場年終秀。

但是今年呢，年終秀有些特殊，因為我們處在中國改革開放一個特別的時間點上——四十周年。很多朋友讀過我那本《激蕩三十年》，這本書已經出版十年了，寫那本書的時候我還不到四十不惑。十年過去了，今年我又出版了一本書，叫做《激蕩十年，水大魚大》。

我是一個寫作者，也是跟這個國家一起成長的親歷者。

從1978年到2018年，這個國家就是一艘駛往未來的大船，她在風雨縹緲之中，每一代人離開她的時候，都心懷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他們非常感懷自己的前輩，但是他們注定反叛，這就是這個國家正在發生的進步，也就是我們剛剛度過的改革開放整整四十年。

數據里的四十年

接下來我用幾個數據，跟大家回顧一下，我們所有的國民們、兄弟姐妹們干了一些什么事。

經濟總量：1978年，中國經濟總量在全球占到了1.8%，是一個看上去非常龐大的但同時極其貧窮，或者說微不足道的落后國家，今天我們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總量已經占到了全球的14.8%。

人均GDP：40年前，我們的人均GD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個國家中排在倒數第七位。今年結束，我們的人均GDP將達到9280億美元。也就是說，我們是一個如假包換的中等收入國家了。

恩格爾系數——我們每個月賺的錢里拿出多少用于食品：40年前，我們每賺100元會有60元拿來買大米、醬油、雞等等。今天，大概全中國老百姓每個月賺的錢里40%用于食品，60%用于提高我們的生活質量，用于更多符合我們美好生活概念的商品。

摩天大樓：40年前，中國最高的大樓沒有超過200米的，所謂的摩天大樓是我們夢中想象的，帝國大廈那些。今天，全世界最高的10幢大樓中有8幢是我們中國的。

世界500強：40年前，中國沒有一家私營企業，一家都沒有，全部都是國營企業，也沒有世界五百強。今天呢，2017年世界五百強中我們的企業數量已經達到了115家，其中有超過25家是我們的民營企業。

中產階層：1978年，全中國人民一樣窮，中產階層是一個要被反對、被鄙視的名詞。大家都是無產階級，啥也沒有。今天，中國的中產階層人口數量從0增加到2.3億。這比除了美國以外，任何發達國家的人口都要多。

奢侈品消費：我們中國的年輕人實在是全世界奢侈品品牌最喜歡的人，全球每年奢侈品的70%是各位花掉的。而且這批購買奢侈品的消費者平均年齡39歲，美國奢侈品消費者的平均年齡是多少呢？比我們要大15歲。而美國網民的平均年齡比我們大5歲，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起碼是一個比美國年輕10歲的國家。

汽車：1978年，說起來很可憐，中國一年的汽車產銷量是10萬輛，那時候幾乎沒有一個私人擁有汽車，如果你當時到一個縣里去的話，只有縣長和縣委書記有一輛車，叫做公車。但是今天呢，中國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車產銷國，到2017年年底，中國的汽車產銷量將要達到2940萬輛。汽車成為了很多中產階層家庭的標配，一個基本的配置。

世界如何評論中國

為了今天的年終秀，我還專門翻了《時代周刊》，給大家看幾張封面。

大家看到左邊這個小老頭，到今年整整去世20年。40年前，是他帶領這個國家走出了階級斗爭，被《時代周刊》定義為當年的年度人物。

第二張是1984年，一個長得很像王寶強的同學，拿著一杯可樂，站在長城上。在1984年，可樂在某些城市、某些媒體上還被認為是資產階級身份和消費的表征，是資產階級侵入社會主義中國的一個重要象征物，這位同學拿著一杯可樂站在長城上，標題叫做“中國的新面孔”。

1984年中國開始搞城市體制改革，馬路上出現了很多廣告牌，可口可樂是當時一個非常重要的西方商品。再接著，就看到中國所有城市的圍墻，一堵一堵地消失，越來越多的馬路邊開始出現個體戶，開始出現商販，開始出現民營企業。

2013年，《時代周刊》出現了一張封面——中國的今天非常危險，就像一個娃娃在吹泡泡一樣，這個泡泡馬上要被吹破了。

但是僅僅過了四年，同樣是這本雜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叫《中國贏了》。因為他們的總統特朗普要來中國訪問，為了拿到我們2000億美元的訂單，不得不討好我們一下。

你看，通過這一本西方的雜志，我們就會發覺，這個國家的變化并不是一天之間發生的，它發生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到今天，舉辦我們這場年終秀的時候，改革開放將滿四十周年了。今天在座的所有人、所有家庭，這個國家的每一條街道、每一棟大樓，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你會問，這怎么發生的呢？怎么解釋呢？幾乎所有的歷史學家，都看到了這個國家的變化，但是都不知道該怎么解釋它。

這個人叫費正清，他在20多歲博士畢業時就來到了中國。1940年代中期，他寫了一本書叫做《美國與中國》，這是西方學者第一次把中國和美國對照起來的一本書。1972年尼克松訪華，公文包里放的唯一一本書就是這本。

在這本書中，費正清說，中國這個國家正在發生一場現代化運動，這場現代化運動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呢？是她決定放棄自己國家所有的傳統和制度，然后把西方所有的文明和制度包括語言作為一個對應體，所以中國的現代化就是西方不斷沖擊我們，我們不斷作出反應。

同時，這個東方國家所有的成功或者失敗，是沒有成為另外一個西方國家標的物的。在很長時間里面，這個“沖擊—反應模式”是西方學者對中國即將開展的現代化道路的一種共識。

1990年代初，在費正清去世之前，他又寫了一本書叫《中國簡史》。在這本書中他說，對不起，我錯了。又經過50年的閱歷和觀察，他說，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很可能不是一個沖擊—反應的結果，而是什么呢？是一個自身內在基因變革和內在發展沖動的結果。所以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具有她自身的內在性和動力源。

但是很可惜，他寫完這本書6個月以后就去世了。這個動力源到底是什么？內在需求到底是什么？他沒來得及解釋，而那個時候的中國還不像今天這樣發展得讓人恐懼。

又過了幾十年，羅納德·科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新制度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在他102歲年去世前的最后四年，寫了一本書——《變革中國》。他有三個結論：

第一句話，1978年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二戰以后人類歷史上最為成功的經濟改革運動。

第二句話，中國的經濟總量在未來十幾年內超過美國是一個大概率事件。當然他說我可能是看不到那一天了，我將長眠地下，祝福中國。

第三句話，雖然中國很成功，她的發展還會得到延續，但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沒有辦法用傳統的西方經濟學來解釋。中國改革的成功，是人類行為的意外后果。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戰略家，曾經講過一句話：西方人關于中國的認識，有一半是無法理解的，另外一半理解了，但是對不起，理解錯了。這是一個美國最杰出的戰略頭腦對中國的看法。

正是因為這些聰明的大腦，對中國的發展都有一個巨大的不確定性和認知的模糊，所以我們看到，在過去四十年里，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一次一次——在《激蕩三十年》和《激蕩十年，水大魚大》里，我簡單算了一下，起碼五次——1989年、1998年、2001年、2008年、2013年，有五次被西方學者認為，這個國家就要垮了。

做出這些預言的人，有的是諾獎得主，有的是全世界最杰出的金融投機家，有的被稱為“末日博士”，是一個經濟學天才，有的是律師，一次一次的預言中國經濟可能崩潰。但是當我們今天做年終秀的時候，中國經濟還沒有垮。

那么，問題就來了，中國經濟四十年發展走到今天，它的獨特性到底在什么地方？我們到底做對了什么？或者說我們今天走到了怎樣的一個階段？

水大魚大，水好水差？ 

上個禮拜我出了這本新書以后，去北京參加了一場活動，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主辦的一場媒體見面會。周其仁老師也來參加我的活動。

我這本新書叫《激蕩十年，水大魚大》，“水大魚大”就是在今年4月份杭州的互聯網峰會上周老師告訴我的。當時我說我正在寫一本書，關于2008年到2018年的中國經濟史，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這個十年的話是什么。周老師一邊吃著快餐一邊跟我說，有一個詞蠻好的，叫“水大魚大”。后來我就拿這個詞做我的書名。

上個禮拜在北大，他也做了一次演講，關于我這本新書。演講中他提到了一個很有趣的設問：中國經濟規模發展得很大，過去十年經濟發展得也很快，經濟總量增加了2.5倍，變成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城市化率增加了12%，那么，這個水和魚——所謂的水就是經濟環境、制度環境，所謂的魚就是企業——到底是個什么樣的關系？

他說，如果說水不好，中國的經濟環境很差，不適合辦企業，那么115家世界五百強是怎么來的？今天在座各位是怎么來到這里？二三十年前我們在座的地方是一片農田，怎么變成梵宮的呢？如果水不好的話，怎么來的大魚呢？在座各位口袋里的錢哪里來的？2.3億的中產階層怎么出現的？沒法解釋。

如果水很好，中國有全世界最好的營商環境，是最適合賺錢的國家，那么為什么那么多魚死掉呢？我寫過兩本《大敗局》，我認識的很多聰明人都在那兩本《大敗局》里，中國每年有很多企業非正常死亡，到今天還在發生這樣的事情。他們為什么會非正常死亡呢？

今天很多的中國企業家，40年來在這個國家賺了很多錢，但是他們移民了。2016年，美國投資移民簽了800個人，92%是咱們中國人。為什么要移民呢？他們為什么覺得這個國家不安全呢？那種焦慮從哪里來的？周老師提的這個問題，今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一個問號。

中國經濟改革的四個動力

發生了什么呢？這也是我在剛剛過去的一年里，寫《激蕩十年，水大魚大》時不斷在問自己的一個問題。我在書里講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四個動力，今天拿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我們一定做對了一些事情，才能走到今天這個地方。

一、制度創新

這四十年的變革，是無數宏觀制度、產業制度，不斷被創新，不斷被重新設計的結果。所以制度的變革，一定是這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源。

但是中國改革，為什么會有那么多魚非正常死亡？最大的原因是，中國的制度創新，不是頂層設計的結果，不是某一天有一群這個國家最聰明的腦袋，關在房間里，把12345寫完，然后昭告天下：我們就按這個路線圖一直往前跑。中國的制度創新，建立在這么一句非常可笑的話上：“所有的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p>

這句話是1990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到溫州調研聽到的。有一個叫陳定模的人，他要做中國第一個農民城。請我喝酒時，在席間講了一句話，他說：吳先生，你知道嗎，中國改革開放，所有的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所以你必須要支持我。我當時聽到這句話真的非常震撼，后來我把它寫進了《激蕩三十年》。

回過頭來你想，中國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改革、稅收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企業改革。哪一項改革是頂層設計的結果？哪一項改革不是基層老百姓、地方政府不斷突破現有法律的結果？中國的制度創新，先天帶有違法的特點。

二、容忍非均衡

最近有部電影大家看了沒有？叫《芳華》，講的是上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的一個文工團。如果時光回到70年代中期的時候你會發覺，這個國家其實也挺其樂融融的，每天敲鑼打鼓，每天喊口號，每天餓肚子，每個人都一樣地窮。

1978年以后改變了什么呢？當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每個人的心都變得很躁動。有的人開始聽鄧麗君的歌，有的人要考大學，有的人到南方開始倒賣盒帶，一個集體主義、平均主義的國家徹底被弄翻了。如果用一句很經典的話說，這叫什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就是開始容忍一種非均衡的發生。

但是你會問，1978年以來是哪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呢？是那些智商最高的？長得最好看的？學歷最高的？是這一撥人嗎？不是的。因為當年這一撥人在政府里，在軍隊里，在高校里，在國有企業里，大家都挺安逸的，沒有離開。

誰先富起來的？那些長得難看的、不識字的、犯了前科的，那些農民，那些投機倒把分子。所以，容忍非均衡的結果，不是在座的人里面最優秀的先富起來了，而是那些最想致富的人先致富了。

所以你會發覺，在過去四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一個人能不能成為優秀的人，跟你出生在什么家庭沒有關系，跟你的智商高不高沒有關系，跟你所在區域資源豐富不豐富沒有關系，只有一個關系——欲望，你愿不愿意富起來，敢不敢為了致富而冒險。

與此同時，國家開始把一個平均主義的大平臺徹底弄翻，國家提出來東南沿海優先發展戰略。今天來的朋友如果是從東北、西北來的，你們看到這句話會很生氣，但是從廣東、福建、江蘇、浙江、山東來的，你們就很高興，因為你們屬于那些被容忍發展的區域。

然后，我們對外企實行了超國民待遇。與此同時，我們在這個國家畫了很多很多的圈，叫特區、開發區、實驗區、自貿區、自由港，這就是一些被允許富起來的區域。這些區域中的人和企業，獲得了優先發展的機會。

三、巨國效應

這個詞是我跟經濟學家管清友今年去瑞士時兩個人聊起來的。他說中國的發展是什么原因？是因為各位的腦袋比歐洲人、美國人、印度人更聰明嗎？我覺得我們比他們更勤奮，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們的確處在一個非常巨大的國家之中。

我寫《激蕩三十年》的時候，曾經用過一個例子。1978年年底，北京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完以后有一個美國人——柯達膠卷的全球總裁看到《人民日報》以后，飛到香港，站在香港遙望對岸，心潮澎湃：我終于找到一個能發大財的地方了，那里有10億人口，每一個人買我一個膠卷的話，就是10億膠卷，買兩個就是20億膠卷。

別的沒有多，就是人多。

所以你看，四十年來我們的發展跟巨國效應有巨大的關系。1978年，這個國家只有不到1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今天多少呢？今天將近60%了。1990年，中國還沒有所謂的中產階層，今天有2.3億人了。

至于中國的互聯網人口，今天中國有2家互聯網公司，一個叫阿里，一個叫騰訊，交替成為亞洲市值最高的公司。是兩個馬老師長得很好看嗎？是他們的智商比身在硅谷、倫敦、巴黎、東京，同時代的這些60后、70后更聰明嗎？好像不是的。

隨著互聯網人口的增加，中國一定會出現一個到兩個亞洲市值最高的公司，無非是創始人可能叫馬云、叫李云、叫張云。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會出現這個人。為什么呢？因為我們有太多的互聯網人口了。你推出了一款網絡游戲，在別的國家有100萬人玩，在中國可能同時在線8000萬人。

所以，人口基數、人口紅利，給很多中國企業造就了巨大的優勢。

四、技術破壁

任何一個后進國家、發展中國家，不斷進步迭代，依靠的是兩種能力。

一種是制度變革，但是有一件事情挺可惜的，直到今天還在發生，就是：制度是可逆的?，F在很多民營企業家朋友抱怨，說什么呢？說我們的政策，像個旋轉門，門開了進去以后，轉著轉著我又回來了，又像天花板，這個天花板有的時候有，有的時候沒有。這就是制度的可逆性。

但是，有一個東西不可逆，叫做技術變革。各位想想，今天中國很多的產業變革，金融產業變革、通訊產業變革、媒體產業變革，是制度變革帶來的嗎？不是的。所有的牌照，仍然牢牢地抓在有關部門手里。但是，因為有技術的革新，使得你的很多牌照變成了一張廢紙。技術破壁，是一種新的不逆的動力。

所以你回過頭來看，這個四十年來，中國的發展，是一輪接一輪浪潮的結果。

1980年代，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是一個全球化背景下產業大轉移的結果。歐美國家隨著他們勞動力成本的提高，能源價格的上漲，白領人口的增加，沒有人愿意做工廠，怎么辦呢？好，把大量的工廠騰挪到亞洲地區。剛好這個時候，中國打開了國門。所以整個80年代，中國是一個進口替代，打開國門迎接全球化的過程。

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國勞動力成本也開始提高，制造業開始出現飽和了，這個時候出現了互聯網經濟。中國趕上產業革命的末班車，同時趕上了互聯網革命的頭班車。

從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互聯網發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沖擊，改變了我們人和消費的關系、人和商品的關系、人和服務的關系、人和金融的關系，從去年開始改變了人和資本的關系。

在全球制造業產能過剩的背景下，中國又出現了中產崛起和供需錯配。吳曉波頻道在很長時間里是新媒體領域傳播新中產者、消費升級的一塊重要陣地。我們所呼喚的、所關注的商業模式，都跟這部分有關。

同時，瞭望未來，我們看到了很多技術革命，看到了新能源革命、材料革命、基因革命等等，而這些革命又跟中國的資本和內需增長，發生著重大的應和。

你看，所有的這些變化，好像一個國家、一個人不斷往前走的過程中，老天爺在幫你。所以如果講一句開玩笑的話，1978年以來，如果有個“上帝”的話，他可能是我們中國人。大家說對不對？我們真的非常非常幸運，生活在一個好的商業時代。

所以說，我們經歷了恍如隔世的四十年。十年前我在寫《激蕩三十年》的時候，曾經寫下這樣一句話：當這個時代到來的時候銳不可當，萬物肆意生長，塵埃與曙光升騰。江河匯聚成川，無名山丘崛起為峰，天地一時無比開闊。這就是我們剛剛經歷的四十年。

向他們致敬

四十年的中國改革，我們需要向一些人致敬，這些社會階層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向哪些人致敬呢？ 

第一個需要致敬的是農民工。今天有一個詞叫鄙視鏈，一個階層一個階層地向下鄙視，可能在眾多階層中農民工處于鄙視鏈的最底端。但是你要讓我致敬的話，我第一個致敬的是農民工，2.3億農民工。

中國的農民，在改革開放初期，通過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了我們的糧食問題。但是他們要進入城市的時候，發覺這個國家的戶籍制度有各種各樣的限制，然后他們退回去，洗腳上岸創辦了中國的鄉鎮企業。中國城市化以后，他們又以不真實的身份進入城市，付出他們的勞動，今天仍然是中國城市化建設的主力軍。

今年年初，我曾到上海去參觀一座大樓，632米的上海中心。上海中心的負責人給我講了一個故事，說我們這里有一個安徽的農民工，磚瓦工，參與建造這座上海中心。建完的時候，他老家的未婚妻來找他，問他這兩年在上海干什么？那個小伙子說，我明天帶你去看一個地方，然后他們就到了浦東陸家嘴。

站在馬路對面看著600多米的大樓，那個小伙子對他女朋友說，這個樓是我建的。但是，我沒有錢帶你進這個樓，里面的東西沒有我買得起的，可是沒關系，在這棟樓最高的地方，我刻了你的名字。

這是一個很殘酷的浪漫故事，對吧？他就是一個大忽悠。總經理跟我講，上海中心的頂樓，刻了8000人的名字，就是這些農民工的名字。所以，第一個需要致敬的是付出了他們的血汗，得到了非常不公平待遇的這些人。

2016年，我們曾經拍過一部電影叫《我的詩篇》，當時得了上海國際電影節的紀錄片大獎，去年還曾請過幾位工人詩人來到我們的年終秀現場。我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很多我的朋友，吳曉波頻道的讀者，大家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支持過《我的詩篇》的拍攝和播映工作，在這里謝謝大家。

在座各位里有當老板的嗎？對他們好一點，好嗎？年底到了，千萬不要克扣他們的工資。

第二個需要致敬的群體，他們站在鄙視鏈的最頂端，但是仍會被我們鄙視——說1個億還是一個小目標——這是我們第二批需要致敬的人，叫做企業家。

在1978年以前，大家在這個270度環屏上看到的每一個人都是不存在的。1978年以前的中國沒有一家私營企業，今天多少呢？2000萬。中國今天是一個擁有2000萬私營企業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在社會主義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事情，也是所謂的中國特色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特征。

他們在過去幾十年里，改變了自己的命運，同時改變了這個國家。很多人覺得，這一撥人，血管里流的血液都是金色的。我接觸過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一開始我也覺得，你們為什么要經商，為什么要做企業，因為愛錢。沒有一個企業家說我不愛錢的。

但是你可以發現，這些熱愛金錢的人，把企業做到一定地步的時候，所賺的每一分錢其實都跟日常消費沒有關系了。他們在相當的意義上承擔著社會責任，解決了幾十人、幾千人、幾萬人、幾十萬人的就業，這些就業者的背后就是幾十萬的家庭。

這些不確定的冒險，改變了中國一個個產業，一座座城市的面貌。所以這些人的出現，以及容忍這些人出現的制度環境，是我們第二個需要致敬的。

第三個需要致敬的群體，大家看到可能覺得很奇怪，是我們的地方干部。

這一部分人，在今天其實挺郁悶的，甚至很多關于中國改革史的文章說，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是什么呢？是人民崛起的結果。在人民崛起的過程中，有一些被革命者，一些被改革者，他們是誰呢？就是我們的地方干部。

一開始我也是這么想的，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回望四十年，這部分人，同樣是需要我們致敬的。

有一個詞叫做地方政府公司主義，這個詞是我們的一位老前輩張五常在他的《中國經濟制度》書中第一次提出來的。他說你到歐美國家去，只要是有點知名度的人，一個地方的市長、州長都能夠接待你，花半個小時聊一聊。而中國的縣長縣委書記、市長市委書記，忙得跟狗一樣。

所有的縣委書記、市委書記，就是董事長。所有的縣長、市長，就是總經理，他們跟我們做企業一樣，背著KPI，我們有營業收入、利潤率、凈利潤，他們有GDP、財政收入。所以張老師說中國的情況是，每一個地方長官都把自己所在的地方當作公司一樣來經營，所以他說時地方政府公司主義。

大家看到這個很瘦的老頭子叫謝高華，他曾經在浙江中部的一個縣——義烏當過縣委書記。今天的義烏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但你在中國地圖上看，要找一個地方能夠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打死都不會想到義烏，那個地方交通不好，旁邊也沒有什么產業基礎，就是金華中部一個特別小的縣城。為什么它今天能成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呢？

沒有什么道理，1980年代初，就是這個小老頭，在全中國所有的縣里面第一個允許老百姓在馬路邊擺攤賣東西。然后下雨、下雪，擺攤的老百姓很可憐，怎么辦？搭一個棚吧。這個棚搭起來，就是中國的第一個小商品交易市場。

中國有成千上萬的謝高華。所以有的時候你會覺得很有趣，到中國的一個縣、一個市里去，你問他們市長是誰啊，有很多人不知道現在的市長是誰，但是會記起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某一個人的名字。

就是這些人，決定性地改變了一個地區的經濟面貌。他們手上有比歐美國家市長、州長大得多的權力，但是同時他們的創新、他們的努力也需要比歐美的市長、州長承擔更大的責任。對謝高華來講，允許農民在馬路邊擺攤這件事本身就是違法的，他是需要拎著烏紗帽去干這些事情的。所以我們要致敬這些拿著自己的前途去賭博的地方干部改革者。

第四個需要致敬的群體，是很多今天來到現場的朋友們，包括很多收看我們直播的朋友們，他們的名字叫做創業者。

如今中國每一天有多少個企業創業？一百個、一千個？是一萬個，中國每天有一萬家企業創業，今年誕生了360萬家的新注冊的企業。但是很遺憾，它們中的95%會在18個月內死掉。所以中國是一個非常多年輕人創業的國家，同時也是創業失敗率非常高的國家。

我在講課的時候，常常有人質疑我這件事情，說吳老師這個東西是不道德的，那么多人創業那么多家死掉，消耗了那么多的資源。

于是我問他們，你看這些創業者中，有哪些人因為創業自殺了嗎？每年中國有很多人自殺，因為失戀、抑郁、欠債自殺，有因為創業而自殺的嗎？沒有。所以這些人，都是拿著自己的生命，拿著自己的時間，在創業過程中成全了自己的人。這一部分人，也是我們需要致敬的人。

四十年以來，中國是一個不斷追趕世界的國家

我專門找出了一些照片，這是1917年的照片，飛星汽車廠——中國現代化歷史上的第一個汽車廠，當年一個法國人在上海建的。汽車是什么時候誕生的呢？1886年，奔馳同學發明了汽車；1908年，福特發明了T型車；到1917年，美國已經自稱是一個車輪上的國家時，中國才有了第一個外商獨資的汽車工廠。

到1931年的時候，張學良在東北開始造汽車，但是很可惜，很快被九一八事變打斷。到了195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之前，毛澤東說，我們必須要能夠自己造一輛汽車，于是1958年中國有了一輛自主研發的汽車，叫做紅旗轎車。

1983年，我們有了桑塔納。到了2009年的時候，這個是中國工業史上一個極其光榮的時刻，中國的汽車產銷量達到1630萬輛，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第一汽車制造大國。一百年時間里，經歷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后的經濟發展，都沒有一個國家的汽車產銷量超過美國。

汽車是工業制造皇冠上的一顆明珠，2009年中國汽車產銷量超過了美國，到今年我們的汽車產銷量從1600多萬輛增加到2900多萬輛。但是接下來會到3500萬輛，會到5000萬輛？不是，汽車在后工業時代，在工業4.0時代，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2015年，全中國、全世界都開始賭新能源汽車。今年，北京有一位同學已經開了一輛無人駕駛汽車到二環去逛了，交了罰款，很得意地發了一條新聞稿。到2020年，新能源汽車將量產化，到2030年，無人駕駛汽車將量產化，一百年來，從一輛汽車例我們就可以看到發生的無數變化。

林肯是我們這一次年終秀的贊助商。這家企業過去的幾年里，在中國地區的銷售量不斷增加。他們進入中國以后所處的這個時代，并不是1983年桑塔納所處的時代，也不是1990年通用進入中國所在的時代，他們是一個后進入者。我們看到他們的用戶出現了這些特點，叫做展現自我風格信念、重視生活體驗與感受、關注人文底蘊與精神，這是他們進入了一個新中產時代的結果。

所以，每一個商品、每一個企業，在這個國家的四十年中，獲得成功的因素都是不一樣的。早年的時候，可能是滿足了某一種短缺的需求，但是在今天，所有的商品全都過剩，所有的差異化全都被抹殺，這時候你需要用什么東西才能觸發購買。不僅是林肯，也是很多中國公司需要面對的問題。

今天我們所在的這個地方叫做靈山·梵宮，20年前它就是太湖邊的一塊稻田。太湖曾經有一段時間，污染非常嚴重，是整個中國東部地區綠藻豐富度最高的水域。所以，它周邊地區的工廠全部拆遷，農田不允許向太湖直接排污。

然后有人開始在這里做旅游，建了一尊佛——靈山大佛。如今這個地方每年都會接待幾百萬的游客。拈花灣的這些場景，在十年前、二十年前是難以想象的，為什么它們能夠出現，是因為整個中國中產階層的收入、需求、消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四十年來，這個國家的經濟面貌不斷改革，而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甚至，每一個企業在這個國家能夠存在的模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這些變化的背后，會有很多的苦難、很多的焦慮、很多的寂寞，需要無數的付出。

明年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了，我記得我二十多年前大學畢業的時候，進入工作崗位，很多前輩比我大十來歲，他們是誰呢？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第一批高考的大學畢業生，也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這一撥人。

如今我經常會接到一類電話，說曉波你來看看我，干嘛？我要退休了。我當年認識的很多老大哥，在這兩年都要退休了。我簡單算了一下，差不多，78年以后，四十年，他們當年二十來歲，所以這一波人經歷了整個改革開放的時期。

再過五年、十年，又有一代人會退休，然后80后、90后、00后會不斷地崛起。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我們看到每個人都在思考一個問題：我跟這個時代有什么關系？我有沒有辜負這個時代？這個時代有沒有辜負我？

在《激蕩十年，水大魚大》這本書中我寫了這句話：這個時代從不辜負人，它只是磨煉我們，磨煉每一個試圖改變自己命運的平凡人。有人嘆息青春散場，歷史已經結束了，要寫回憶錄了。但是可能今天更多的人開始吟唱：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

*本文來源：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原文標題《吳曉波：致敬四十年(演講全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