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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香港人每年只買一次書,而且是在香港書展期間購買。雖說有點夸張,但也說明香港書展很受老百姓關注。2013年的香港書展有98萬人次參與,人均購書790元港幣,書展為參展商帶來的經濟效益不言而喻;然而建立在商業基礎上的文化價值卻比經濟效益更為影響深遠。
二十多年來,書展培養了香港人通過書展感受文化的習慣,圖書零售也不再是書展的唯一內容。書展推出的文化活動吸引了更多市民參展,進一步推動了圖書零售,讓書展在文化與商業間良性循環。
早年的書展定位
早在香港書展開辦之前,香港的出版商會每年都自行舉辦小型書展,由于規模太小,所以影響力有限。出版界一直希望能夠把書展辦成規模更大,更專業,更能服務業界的平臺。
于是,官方授權成立的非政府機構香港貿易發展局接過了這一使命,于1990年開啟了首屆香港書展。從1990年到2013年,香港書展走過了24個春秋,在華語文化圈的認知度逐年提升。
前幾屆書展的定位更多是為參展商服務,也就是為出版界提供一個專業化的圖書零售平臺。參展的圖書中,漫畫類、兒童類產品占據了重要份額,因為這類書的市場表現比較好。
1993年,搶購精品漫畫的市民過于擁擠,將售票處旁的玻璃擠碎,致使兩名入場人士受輕傷入院,給第四屆香港書展蒙上陰影。該事件引發了關于書展定位的思考,由于行業內沒有統一的意見,所以后續書展的基本理念依然沒有改變。
1997年的第八屆香港書展增設“國際版權交易會”和“亞洲出版研討會”,推廣版權貿易。從香港書展增設版權貿易類項目可以看出,這時的香港書展依然將出版商作為主要服務對象。
到1997年,香港書展已經舉辦了八屆,但民眾的參與度并不高。民眾參與度低又客觀上影響了圖書零售等商業活動,也客觀上影響了貿發局的收益,讓貿發局面臨經濟壓迫感,畢竟書展費用并非來自政府支持。尋找一種既能提高民眾參與度,又能實現書展文化使命的模式是大勢所趨。
文化與商業復合依存
1998年,香港貿發局決定傾聽民間的聲音,做了民意調查,最終將漫畫類展品移出展館,只允許展出和出售第一類書刊。這一決定讓書展成為適合民眾全家參觀的活動。雖然這一行為讓漫畫界的出版人表示不滿,但得到了民眾的支持。
隨著民眾參與的提升,貿發局的服務理念慢慢向參展觀眾傾斜,比如,增設“大學訪”,提供書籍速遞服務,開設全套的餐飲休閑服務,進一步完善服務參展民眾的體系。通過服務觀眾間接幫助參展商獲得經濟效益成為書展的新理念。
香港貿發局很快發現了服務民眾帶來的經濟效益。隨著參展人員增加,參展商的收益也有明顯增長,貿發局通過門票收入也減少了經濟壓力。于是,為了更好的服務參展的民眾,香港貿發局于2001年決定邀請藝術發展局協辦書展并與各種文教機構聯手推出一系列文化活動,將書展辦成暑期香港文化閱讀周。
這屆書展的活動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基本模式為后續書展所沿用。此后的幾屆書展,文化活動越來越豐富多彩,民眾的參與度也越來越高,參展商的經濟收益也越來越好。
經過一番探索之后,建立在商業上的文化活動成為香港書展主推的項目。讓文化活動吸引民眾參與并消費,通過民眾消費提高經濟效益,即文化與商業的復合相互依存模式漸露雛形。
此后的書展中,香港貿發局基本能維持收支平衡或微賠的局面,讓香港書展的商業模式逐步成熟起來。今年書展推出的名家講座系列以及書展走進民間等活動,全都是這一書展理念下的產物。今年書展的活動質量與數量可謂歷年書展之最,文化氣息更為濃郁,文化格局也更為寬廣。
讓書展進入社群
用商業帶動文化,再由文化推動商業的理念獲得成功后,香港書展進而將展館內的模式復制到香港的社區。文化與商業的復合相互依存在社區中一樣取得了好的成績。2007年,香港書展第一次走出展館,舉辦了“閱讀香港:地標之旅”和“閱讀香港:書店之旅”兩個活動。這些活動讓文化人走出展館,與讀者一起閱讀城市空間、文化歷史,把閱讀的樂趣從書展帶入到社區。
書展活動進入社區后獲得了較好的社會反響,而更重要的是,獲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拉動了讀者的消費。展館外的活動也慢慢與商業活動掛鉤,在文化與商業上尋求平衡點。近幾年的書展外展活動不斷增加,支持與合作機構越來越多。書展進社區活動也從一開始的兩場活動擴展到了一百多場。這些活動中只有部分是貿發局牽頭組織的,更多是合作機構主辦的。
2012年香港書展的“文化七月·悅讀夏季”活動將書展延續到整個7月,在商場、書店以及文化機構組織了50多場活動,讓文化人與讀者近距離交流。這個活動系列取得了較大成功,為今年的香港書展活動提供了樣板。無論從活動的數量與覆蓋的區域還是民眾參與度來看,2013年書展的成績大于2014年,“文化七月”系列活動成了名副其實的全島性文化狂歡。
結語
想玩得有文化有品位,香港書展是很棒的選擇。你不僅能看到嫩模表演,還能看到一線明星的秀場,同時也能見到打牌文化名人開壇講課。這就是為什么香港人一年只買一次書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