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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2018年12月末,云南大理的白日暖如初秋。
這個時節雖是大理旅游的淡季,但舒適的氣候此前一直能吸引不少躲避寒冷和霧霾的國內游客。
他們會從大理古城曲折向東,往洱海方向走4公里,去看看龍龕碼頭附近的云渡客棧,自從電影《心花路放》播放后,這家民宿就成為眾多游客前往洱海的理由;除了云渡客棧,還有位于磻溪村、拍攝《后海不是海》的洱朵,以及歸心、嘲風、寬海等眾多明星民宿。許多游客正是在影視劇和網站上看到這些別具特色的民宿,才進而來大理領略洱海風光。在游客心中,民宿早已成為洱海魅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8年的12月不同以往。龍龕碼頭的美景中,出現了不和諧的畫面:遭遇拆除的海景民宿。從龍龕村繼續北上,經才村、西城尾村、馬久邑村,磻溪村、桃源村……能看到沿洱海岸邊建起的民宿多已倒下,其中就包括云渡、洱朵、寬海這些游客耳熟能詳的民宿。過去三個月內,因環境整治需求,大理已有1800多家民房和民宿陸續被拆,其中540多家為與洱海“零距離”的海景民宿。
一棟棟房屋只剩下殘垣斷壁,旅游勝地的氛圍消失,裸露的石料碎渣懸掛在斷裂的鋼筋上,門窗化為廢墟散落于堆積了兩米之高的建筑垃圾中,白族房屋頂上的瓦貓從纏繞的鐵絲和碎石塊中探出幾乎辨認不出模樣的腦袋,空蕩蕩的門洞和窗洞像是張開的大嘴,游客向往的洱海晴空幾欲穿堂而過。
“海西拆遷,很多慕名來住海景民宿的游客不來大理了。”稀稀落落的游客數量,讓大理古城內的旅行社工作人員感到擔憂。“因為民宿拆遷,我都要失業了。”一位為民宿接送游客的司機師傅同樣因游客量的減少不知所措。他所供職的民宿在2018年12月27日的拆遷行動中已經化為廢墟。
大理民宿業常被看作中國一代民宿人的標桿,是莫干山、瀘沽湖、普者黑等各處新興民宿的學習對象。大理和民宿也互相成就了對方:最初的一批民宿投資者名利雙收,地方收入和就業也得到了明顯的拉動。然而,從2017年開始、歷時一年多的整治運動突然將云南最引以為傲的旅游經濟放在了環境保護的對立面,并最終以為期三個月的拆除行動結束。掌聲消失,民宿的未來風雨飄搖,地方旅游業發展也蒙上了一層陰影。大理這一中國民宿業的發展樣本矛盾凸顯,矛盾中沒有贏家,原因亟待探尋。
最后的晚餐
2018年12月27日。傍晚6點半,落地窗外,洱海的粼粼波光泛起點點晚霞的紅暈,磻溪村洱海人家客棧里的人們沉默不語。
馬久邑村民宿業主龔澄的眼眶有點紅。就在一小時前,她和丈夫共同經營的海景民宿剛被拆掉。十米挖臂一鏟鏟鑿下去的畫面,以及挖掘機的轟鳴作業聲,依舊在她腦海中殘留。龔澄今天經歷的一切,明天將再次發生在劉墨身上,這一夜過后的28日,她的洱海人家客棧也將被拆除——28日是大理市政府定下的拆遷最后一日,之后,拆遷隊的工作將是繼續推挖和處理房屋廢墟。
大理地處中國西南高原盆地,陽光明媚,四季如春,坐擁云南第二大淡水湖——洱海。人們習慣將洱海東西兩側稱為海東和海西。海東地勢起伏較大,海西是蒼山十八條溪水沖積形成的山前平原,地勢平緩。海西的人口密度遠高于海東,基礎設施更完備,同時毗鄰大理古城,適宜游客游玩的村鎮更多。在此次拆遷中,海西的波及面也更廣。
大理是中國最早發展民宿業態的中國旅游城市,與傳統酒店不同,民宿獨有的人文特色建造設計風格,以及人性化服務吸引了越來越多游客。其中,又以推開窗就可觀洱海的海景民宿最為炙手可熱,一晚入住價可達上千元,是大理古城內一些客棧住宿價格的十倍以上。
這些海景民宿的命運在2018年10月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評估、拆遷啟動,形勢急轉直下。”龔澄告訴《財經》記者。因洱海生態保護需求,早在2017年4月,洱海邊的民宿和餐廳就被迫開始停業整頓,他們被告知,2018年6月30日的環洱海截污工程完工后,就可恢復營業。這一期限到來之后,一批民宿陸續恢復營業,但也有很多業主始終沒有等來復業通知,卻聽到了海景民宿將被拆掉的傳言。
此次拆遷的目的是為實施洱海流域湖濱緩沖帶生態修復與濕地建設騰出空間,這項建設依然是洱海生態修復的一部分。藍藻爆發被視為包括洱海在內的湖泊水質下降的顯性體現。由于農業、養殖業和生活污水的直接排放,1996年,洱海首次爆發全湖性藍藻,2003年和2013年,洱海先后再次爆發藍藻。
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政府的整治措施也不斷加碼。但很多民宿業主仍然不愿相信他們的客棧最終會以永久性拆除收場,因為民宿給地方經濟帶來了諸多好處,政府也一直在鼓勵民宿的發展。2011年,大理市明確提出將旅游業發展為當地支柱產業,并大力支持洱海邊民宿客棧的興建。2012年《云南日報》一篇報道將包括洱海周邊民宿在內的大理民宿客棧稱作大理旅游轉型升級重要載體。2017年大理市政府發布數據顯示,旅游業創造收入264億元,占大理市全年GDP的70%。旅游業已是大理的支柱產業,民宿則是大理旅游的一張王牌。
這一天還是來臨了。12月27日,劉墨和幾位民宿業主在客棧里吃了最后一頓晚餐,晚餐話題是:明天會有幾臺挖掘機,從哪個角度最先破開這棟有明亮大落地窗、可以一眼看到洱海最美風景的房子。
“我早上在朋友圈發了照片,做了一個謝幕,得到170多人的問候。”劉墨笑了笑。“你可能感覺我們坐在這里討論,很平靜。從停業20個月,到知道保不住客棧,大家現在只是想趕快結束。”她對《財經》記者說。
藍線、綠線、生死線
洱海污染整治措施的升級早有征兆。2016年,中央環保督察組指出洱海周邊旅游發展管控不到位,洱海水質下降。作為蒼山洱海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一部分,以及大理市飲用水水源地,洱海的生態治理問題被提上政府工作日程。
從那一年起,大理的民宿業主做了多次自建環保設備的工作。從最初自建五級、七級化糞池,到將污水接入村污水處理系統,再到自建污水處理設備,排污處理要求一直在變,新的設施投入使上一輪設施廢棄掉。因民宿規模不同,民宿業主們在排污處理方面的花費從十幾萬到上百萬元不等。
環境整治在2017年4月達到新一輪高潮。按照大理市政府2017年3月末發布的三號公告,洱海周邊和入湖河道沿岸總計2498家餐館和民宿客棧被關停整治,其中民宿客棧1900多家,目的是減輕洱海入湖污染負荷,促進洱海水質穩定改善。關停時間延續至2018年6月30日大理環湖截污工程完工。環湖截污工程是近年來大理重點開展的環境整治工程,完工后,不僅是洱海邊民宿產生的污水不會排入洱海,理論上,洱海周邊農業、養殖、生活產生的所有污水都將不會被排入洱海。
才村民宿業主朱鵬告訴《財經》記者,事實上,早在關停前,就已有民宿業主按照要求自建污水處理設施,處理完的水也自行拉到洱海下游污水處理廠,沒有一滴污水流入洱海,但是這些民宿也在關停的范圍之內。2017年4月到2018年6月,15個月的關停使大多數民宿都遭受了200萬-400萬元不等的營收損失。在這期間,他們一直盼望著環湖截污工程完工后能盡早重新開業。
但就在工程接近尾聲的時候,2018年5月30日,大理市政府又公布了《洱海生態環境保護“三線”劃定方案》,成立負責拆遷騰退的“三線”指揮部,為幾個月后的拆遷騰退埋下伏筆。按照以上方案,海拔1966米所在界樁一線為“藍線”(湖區界線),由藍線向陸地延伸15米處為“綠線”(湖濱帶界線),藍線外沿100米為“紅線”(水生態保護區界線)。綠線以外的一些客棧得以重新開業,而藍線和綠線之間的海景民宿、民房則命懸一線。
突如其來的拆遷決定讓民宿業主感到愕然。“一個月前,這邊還是一整片高端民宿,其中不乏曾經被政府推崇的標桿型客棧。”行駛在顛簸的路面上,西城尾村海景民宿業主劉海鳴不忘指給記者臨海一側拉開的黃白相間的警戒線,以及另一側墻壁上用油漆刷出的幾個大字:“打好洱海保衛戰”。
民宿業主們感到委屈的是:他們一步步按照要求,自費搭建環保設施,又停業十幾個月等待環湖截污工程完工,但最終等來的是民宿拆除的結局。此外,如果因洱海生態保護需要,洱海周邊本不應該建造房屋,又為何沒有及時做好規劃,讓民宿業主為這一錯誤買單?
針對民宿業主對政府政策長期性和穩定性的疑問,大理市委書記高志宏在接受央視《新聞調查》欄目采訪時表示,在客棧的快速發展過程中,政府規劃和審批存在滯后的問題,但他也強調,洱海生態保護應該放在第一位,如果藍藻大規模爆發,長期難以恢復,游客追求的詩和遠方、山清水秀將不復存在。
“洱海水質變化太快了,稍微松懈一點點,稍微有些措施跟不上,水質就不是現在這個水質了。”高志宏說。
在采訪寫作本文期間,《財經》記者聯系了負責此次拆遷的大理市“三線”指揮部,并聯系走訪了大理市政府宣傳部,多次致電、發短信給宣傳部工作人員。截至發稿時,對方未接受采訪請求。
洱海的污染問題并非民宿業態發展起來后才出現。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造紙廠等工業生產興起,到七八十年代養殖業成為洱海周邊重點發展行業,以及長久以來自然形成的農業農村生活,再到城市生活和第三產業出現,每一個人類行為都對洱海的水質產生著影響。
隨著工廠的關停并轉,近年來,工業對蒼山洱海地區的污染大大減小。北京師范大學水科學研究院教授王圣瑞向《財經》記者提供的數據顯示,2016年,主要的洱海入湖污染源是農村生活污染、農田面源污染、城鎮生活污染和畜禽養殖污染,環湖旅游產生的氮負荷和磷負荷則為7%和9%,遠低于以上主要污染因素。此次劃定的15米藍線和綠線拆遷范圍內民宿的污染占比尚無精確百分比,但可以肯定的是其產生的氮、磷負荷一定小于以上數字,可見15米拆遷范圍內的環湖旅游并非洱海污染主因,給洱海造成的污染負荷也偏小。
在洱海環湖民宿和餐飲停業整治的2017年,環湖旅游污染負荷的確大幅降低,但農田面源污染等洱海污染主因呈現出擴大趨勢,其中農田面源污染的氮負荷增加8%,磷復合增加4%,農村生活和城鎮生活污染的磷負荷亦各自增加1%,對洱海水質影響較大。
北京聯合大學旅游學院研究員楊彥鋒告訴《財經》記者,保護好蒼山洱海的生態環境,旅游業和民宿業依存的青山綠水才會存續,從這個角度看,大理的環保大方向沒有問題。在政策執行層面上,洱海邊集中存在的民宿最顯性,容易成為環境整治的抓手,但洱海水質病因很多,拆掉民宿并不能解決問題。
他解釋,環湖截污工程竣工前,大理大量村莊管網和溝渠不達標,化肥、農藥、牲口糞便造成洱海水質下降。環湖管網建設完工后,雖然環洱海污水可以納入管網,但雨水和地表徑流依然會將污染物沖進洱海,蒼山上的生活污染和農田面源污染物也會隨著雨水流下來。政府應更多地投入于升級改造農村管網,完善雨水污水收集、農藥固廢處理,提升鄉村衛生等級標準,做高效農業,增強蒼山植被保護,落實源頭管控,綜合提升洱海環境,同時做好大理市和周邊地區的截污,做好“海綿城市”雨水收集管網,從根本上提升入湖水質。
楊彥鋒認為,在環保治理過程中,應該考慮到民生經濟損失和對個體的傷害。生態和環境的存續是人與自然兩者之間的和諧體現,“一刀切”的拆遷方式行政效率高,但傷害性較大。如果認定外來的民宿業主等經營者在經營過程中會造成污染,可以向民宿業主征收污染治理費,將治理費用在更有效的生態治理方法上,通過綜合補償,算一個環境治理的大賬。從人文歷史保護和景觀破壞方面看,拆除行動亦值得商榷。雖然海西的民宿和民房有一定程度的過度建設,但簡單粗暴的“一刀切”會切斷臨海而居的鄉村機理和風貌,洱海邊也損失了風景和人文景觀。
誰為損失買單?
按照大理市政府的安排,拆遷騰退的空間將會用于修建洱海流域湖濱緩沖帶,并建設生態濕地和生態廊道,恢復洱海自然生態岸線,形成完整的陸地與湖泊水體過渡緩沖區域,這對于提升洱海水生態系統穩定性、防止生態退化、改善水質有重要作用。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城市與區域規劃系副教授陰劼告訴《財經》記者,洱海周邊的確有必要修建環湖緩沖帶,緩沖帶可以有效控制和截流進入洱海的面源污染物。
在中國,水生態環保規劃普遍采取劃分生態保護線,即自岸線向外延伸一定米數的方式。西安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規劃師劉博對《財經》記者表示,目前在我國的生態保護中,禁止建設是土地管理層面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它能夠為接下來的水源凈化、植被保護提供空間。洱海岸線周邊的建筑拆遷工作,是保護洱海,隔離人為污染的第一步,也是生態管理工作開展的奠基工程。
一些民宿業主和規劃專家也認同環湖緩沖帶對洱海生態保護的作用。但他們認為,劃定保護范圍的工作應該在最初做生態環境規劃時就完成,劃定之后要嚴格執行,如果因為環保規劃和執行不謹慎,最后在居民生活穩定的環境內做彌補性劃線拆遷,比較容易造成本可以避免的民生傷害。
事實上,大理州的洱海保護相關條例的確對環湖緩沖帶有過要求。2004年大理州頒布的《洱海保護管理條例》修訂版中規定,以海拔1966米高程為洱海湖區界樁,同時規定在界樁內5米、界樁外15米的暗灘營造環湖林帶。但是,這一條例在實際工作中未被嚴格執行,政府依舊批準了這個標準界限內的民宿和旅游資源的開發建設。
“拆遷保護的確是后知后覺的事,以前沒管,可能是因為沒有發展到一定階段,當地普遍沒有意識到問題。”一位城市規劃人士表示,不斷的建設發展讓大家意識到環境規劃保護的重要性,例如在沒有霧霾前,人們做城市規劃時也不會預留風道,如今預留風道已經進入城市規劃考慮范圍。
從關停到被拆遷,洱海邊民宿業主的遭遇也折射出,從事民宿這一新興業態的從業者,其合法權益保障存在疏漏。民宿業主王雅科回憶,作為當事人,她和其他業主從未被邀請參與任何改變他們人生方向的會議,沒看到任何公文,沒拿到任何補償款,房子就被拆了。“只是反復聽到這樣一句話:‘先停了再說,先拆了再說。’”
承接了不少拆遷案件的在明律師事務所律師楊在明對《財經》記者說,在此次拆遷過程中,政府方面只與房東簽訂補償協議,民宿業主既未參與評估機構的選擇,也未參與補償協議的簽訂;在拆除過程中,也只是給業主發了拆違通知書,補償款尚未到位,房屋就被拆除;還有許多民宿業主對補償標準不滿,認為其無法彌補自己的經濟損失。
拆遷也造成了民宿業主和房東之間的矛盾。絕大多數民宿業主都是外投資者,他們租用當地農戶的民房來改建民宿。從法律上看,拆遷騰退后房東應把剩余年份的租金退還給民宿業主,但民宿業主們表示,因為房東也遭受了損失,所以幾乎沒有房東愿意這么做;同時,因為拆遷的民宿有的是全拆,有的是部分拆,房東想讓民宿業主在拆了一部分的民宿中繼續經營,但不少民宿業主認為很難在結構已經被破壞的房子中繼續經營。“本來以前和房東處得很好,現在大家都受損失,結果反目成仇。”劉海鳴說。對于因此次拆遷騰退而遭受的損失,有人用“投資有風險”提醒劉海鳴。“但這不是正常的經營風險。”她說。
長痛還是短痛
“休克式療法”對旅游業的沖擊已經顯現,很多從業人員都明顯感到游客少了,收入也在下降。
“那時候不分淡旺季,我們全年都不休息。”一位為民宿接送客人的司機師傅感慨道。關停前,業務好的時候他一個月賺七八千元。“大家都有客源,一年四季沒有空房子,現在沒客人了嘛。”他說,“大理古城客人也少了,因為很多人都是沖著海景房過來的。”
“很多老客人都問我海景客棧什么時候復業,得知客棧被拆后,他們的選擇是不來大理了。”龔澄能感覺到,停業后,大理的游客只剩下往年的三分之一,她的朋友在大理古城經營民宿,單晚價格至少跌了20%。舞蹈家楊麗萍的太陽宮所在地雙廊鎮雖已部分恢復營業,但也受到了影響。“整個大理是一個綜合體,如果到處是工地的話,游客體驗不會好。”
也有人認為,沖擊只是短期現象,長期影響現在還難下結論。復旦大學旅游學系副教授翁瑾對整治結束后大理旅游業的未來表示樂觀。他認為,從長遠來看,將環湖空間重新變為公共空間,對旅游者是一個好消息,也有利于當地進一步開發旅游資源,引入新的業態。“公共空間導入的新的人流會再度提振旅游民宿業。”翁瑾對《財經》記者說。
一位在大理生活了十多年的居民表示,此前洱海民宿的搭建的確過于密集,一些民宿的露臺貼水而建,如果洱海邊留出公共空間,不住在海景民宿的游客也能夠更游刃有余地觀賞洱海,這是一件好事。
大理州的旅游開發方向也有調整。隨著昆明-大理高鐵和麗江-大理高鐵的開設,未來從滇西北涌入的客源會大幅增加,給蒼洱地區帶來接待壓力。據接近大理市旅游規劃的人士透露,目前大理市的規劃是,包括海西、海東在內的蒼洱地區新開發面積縮減34%,海川新區等地正被開辟為新的旅游開發區。“另辟新區發展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拉大發展架構,而不是不斷在蒼洱盆地里增加新的生活生產。”楊彥鋒說。
但是,離開洱海,已經成為許多民宿業主的選擇。一些依舊對做民宿抱有熱忱的人,選擇前往政策更穩定的東南亞經營民宿。有的人則被迫回歸曾經逃離的城市生活。
劉海鳴在大理市內的一家旅游學院找到一份教學工作,內容是為民宿新手普及做民宿的經驗。“我們現在已經不忍心再講民宿的美好了,只是勸大家,入行需謹慎,如果做民宿,少做硬件投入,因為不知道哪一天你的投入就打水漂了。”為了維持生計和還建造民宿欠下的錢,龔澄依托此前積攢的老顧客做起了微商,銷售云南土特產。民宿業主們大多一邊應付生計,一邊等待大理市政府給出關于賠償和安置的最終答案。
堅守在大理的許多民宿業主依然抱有期待:待到洱海水重回捧起就可飲用之時,大理會再度成為他們曾經向往的安居樂業之地。
*本文來源:微信公眾號“財經十一人”,作者:馬霖,原標題:《拆掉洱海民宿:環保令背后的掙扎與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