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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中國飯店協會通過調研全國28個省市區600多家住宿企業發現，今年前兩個月，住宿企業營業損失超670億元，預計全年營收將同比下滑24％，共計損失在1300億元左右。

對曾經風生水起的大理民宿業來說，考驗更顯嚴酷。

“再熬一下就好了”，進入2020年以來，這是高興（化名）經常拿來安慰自己的話。從1月份講到現在，她自己都麻木了。訂單只出不進，兩個多月沒開張，“昨天有流水，2800塊。”這也是她一季度以來為數不多的收入。

一季度，本是大理民宿業主營業旺季，但今年，大家的收入約等于零。

僅春節期間的歇業，大理馬燈客棧的馬老板就損失了五、六萬元，他把希望寄托在暑假旺季，但同時也做了最壞的打算，“國慶后才恢復正常”，那個時候，他的損失在20萬元以內。

馬老板也想過撤離，在他看來，榮光已經停留在舊時光里，突如其來的疫情將加速大理現有民宿行業格局的瓦解。逃離成為大家的第一反應，但找不到合適的接盤俠，離開會很不甘心。

前途依舊未卜 無力的自救

“才村小院，5間房，還有一間商鋪，門口就是洱海，房東直租”，“古城6間房，精致裝修位置極佳、付款方式靈活，有想法的老板聯系我”，“果子園9間房客棧，原房租轉租，有意私聊”……為了抱團取暖，大理民宿業主們建了一個群，如今，這個群淪為信息拋售群。

轉租、承包，轉讓，民宿業主們希望有人能夠分擔風險。無冕財經特約研究員發現，不時有人在群里詢價，比如對于前述果子園9間房客棧，有人咨詢后，認為6.6萬元的年租金偏貴，即使老板強調是拎包入住。

小郭是2019年接手一家有著16間房的海景民宿，在海東，民宿臨洱海，中間隔了一條馬路，雖然能看到海，但白天比較吵。因為是現成的民宿，相當于承包，一年房租27萬元，平均下來每個月的租金是22500元，加上雇兩個包吃包住阿姨的工資6200元，布草費、電費約2000元，每個月的成本在3萬元左右。

暑假、十一、春節、清明等時節都是大理的旅行旺季，按照民宿經營規律，一般情況下，每年的固定支出都會在這幾個階段賺夠，其它時間的收入就是凈利潤了。

但還沒等小郭回神，疫情不期而至，一下子加重了小郭的負擔。阿姨請不起了，沒有客人的時間，他盡量縮減一切開支。之前四年開民宿賺到的錢開始往外“吐”，以此補貼租金和水電等必要支出。“感覺每一天曬到自己身上的陽光都特別的昂貴，真正體會到曬太陽是件奢侈的事情。”小郭無奈吐槽。

一季度已過，盡管大理市政府已經允許營業，“沒有客人，這個時間節點上不敢亂動。”小郭對無冕財經特約研究員說。

民宿業主們為了自救，開始尋找想辦法回籠資金——轉讓、轉租。

規模大的，一間一間或是一層一層的長租，規模小的整個院子按年轉租，價格也從700元/月到4000、5000元/月不等，“至少有些資金回籠，不然就是干賠著”。但外地人進不去，本地人不會接，依舊有價無市。

抗壓能力強的業主，土地的租金早就交齊，特殊時期只能減少支出生熬，唯一的期盼就是疫情趕緊過去。一部分資金雄厚的業主，則開始運用各種互聯網短視頻平臺，進行直播。他們期望利用無人的空檔時間更多的種草，在旅游行情恢復時，收獲客人。

一場疫情，迅速將“詩和遠方”打回到骨感現實。

千萬投入曾一年半就收回

從一個中轉站、落腳點，變成很多人心中的“詩和遠方”，大理只花了幾年時間。

大理最早出現的民宿，是2000年前后由著名舞蹈家楊麗萍建造的月亮宮和太陽宮，以及后來陸續建造的青廬、海地生活、白居，它們成為第一批大理海景民宿代表。

2010年以前，雙廊登記在冊的客棧不過45家。2012年，大理洱海的海景民宿呈現爆發式增長，形成了海景民宿集群，被《云南日報》定義為“大理旅游轉型升級的重要載體”。2014年，電影《心花路放》上映后，大理的知名度更是達到空前的高度。

后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慕名打卡的游客越來越多，民宿也越來越多。

其實，大理不止有洱海，還有蒼山、古城，充沛的陽光，“蒼山不墨千秋畫、洱海無弦萬古琴”的風景，是“詩和遠方”的真實所在。

于是，來到大理開民宿的人越來越多：每天睡到自然醒，和狗子一起曬太陽，一院子的花花草草，這里的色彩永遠是絢爛的，藍天、白云、滿眼的紅黃藍綠赤橙紫，此外，喝茶聊天數錢數到手軟。

高興是大理高光時刻的受益者

2014年，還在南方某知名媒體工作的她相中了雙廊的一塊地，簽完租約，一口氣付了18年地租，就開始籌錢設計民宿。一年后，她辭去工作，全心全意投入到民宿的經營中。過程雖然艱苦，但好在回報率對得起她的付出，用了不到兩年的時間，就把500萬投資成本收了回來。

不僅是高興，投資千萬的“無舍”老板老K，2014年營業，1年半后就收回了成本。

“那個時候生意也是真的好，一間海景房旺季能賣到上千元，海景民宿的全年平均入住率達到了75％以上。”高興對無冕財經特約研究員回憶，“經常一房難求”。要知道，2015年時，只有800戶人的雙廊村就有426家民宿。

后來的生意就沒那么好做了，越來越多的民宿陸續建起。“整個環洱海圈的129公里海岸線上有2000多家。”大理客棧協會會長李海忠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在大理古城和環洱海圈里，注冊在案里的民宿客棧超過3600家。在OTO平臺上，對外銷售的民宿客棧超過7900家。

整個大理，遍布各式各樣的客棧和民宿。

“開始變得和麗江一樣了，極其濃厚的商業氛圍。”馬燈客棧馬老板認為，大理最后的高光時刻停留在2015年。

被摧毀的“詩與遠方”

事實上，隨著各種資本進入，大理早已不是人們心中的理想之地。

2012年，人民路上的租金只要1.8萬元一年，如今，1.8萬元只是人民路上一間30平米民宿一個月的租金；一間普通民宿，2012年時建造價格還是200萬-300萬，到了2015年，已經漲到1000萬-2000萬……民宿的回本周期也從最初的1-2年，變為4-5年。

最沉重的打擊，來自2017年開始的為期近兩年的洱海整治。

當年，環洱海的1806家民宿都在整治范圍內，違章部分全部拆除。直到2019年，陸續通過驗收的民宿，在辦理齊全相關證件之后，開始營業。此時，得以重新開張的民宿規模不足原來的一半。

無冕財經特約研究員發現，這一期間，洱海邊較為知名的《心花路放》云渡、《后海不是海》洱朵、美式風格的下沫88、嘲風、喜再、隱漫、寬海、沐村、莫舍、桃源人家等，都已經消失不見。

民宿減少，游客也來的少了，大理海景民宿主們面對的是住不滿的窘境。“我之前每天的營業額有2萬，現在也就幾千。國慶節即便沒加價，也還是沒住滿。”大理三家民宿老板秦樹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透露2018年的情況，“以往的國慶黃金周，房價通常上漲20-30％”。

本來元氣大傷的大理民宿業，又遭遇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大理民宿業主們再迎沉重打擊。

“即使沒有疫情，大理的民宿業發展已經到了瓶頸期。”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前民宿業主告訴無冕財經特約研究員，“政府沒有好的發展思路，沒有引導政策，肯定干不過其他地區。”

持有這樣觀點的人不在少數。《人民日報》曾在2018年發文指出，“大理的民宿，太不具有參考性。江浙滬民宿正以驚人的速度形成方法論，而大理民宿卻面目模糊，基數龐大，難以分類。”

大理面對的困境不僅有自身定位不精準，還有來自國內同行的強大競爭。來自民宿短租預定平臺途家網2017年數據顯示，民宿發展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別是成都、北京、上海、重慶、廣州、西安、廈門、三亞、杭州和麗江。大理早就不在前十之列。

而為了激勵本地民宿業發展，各地政府紛紛出臺利好政策。

重慶南川區為了發展民宿業，推出了“以用地的形式為民宿業主確認產權”的政策；浙江松陽為激勵旅游民宿業發展，積極促成當地基礎設施建設，還給予真金白銀的現金獎勵；浙江省政府更是《民宿基本要求與評價》，對民宿行業進行規范；西安2019年出臺方案，西安市財政每年從旅游發展專項中安排資金用于支持民宿發展。

在骨感的現實中，大理的“詩和遠方”失去了色彩。

*本文來源：無冕財經，作者：無冕財經，原標題：《大理民宿業“冰凍”：徒勞的自救？接盤俠以及轉戰貴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