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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舊式城市化問題和新型城鎮化契機

1、十字路口的中國，正探尋多途徑城鎮化

從過去的世界歷史經驗來看，工業化是城市化的第一推動力。世界不同地區的工業城市化，因地理和各種內外條件的不同，有著各自的獨特軌跡。

以歐洲工業城市化為例，其顯著特點是原料在內、市場在外。而北美的工業城市化，則是技術在內、原料市場在外。

中國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工業城市化，發展方式是技術在外、原料市場在內。在未來，我國的城市化道路，面臨的問題可能是技術創新優勢不強、資源不足，不過，經濟體所面對的市場較為廣大。

2、挑戰：舊式中國城市化問題

過去30多年，中國城市化發展突飛猛進，但舊式的城市化發展路徑，也帶來了突出的問題：

其一，過度依賴工業化；其二，工業化過程太野蠻；其三，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其四，城市缺乏充分吸納就業的能力；其五，光把人口趕進城市而不培育相應的產業。

2011年中國開發區分布圖

30多年來，我國城市數量增長迅速，城鎮建成區面積增長更快。從1978-2013年，城鎮常住人口從1.7億人增加到7.3億人，城鎮化率從17.9%提升到53.7%，城市數量從193個增加到658個，建制鎮數量從2173個增加到20113個。

2000-2011年，城鎮建成區面積增長76.4%，遠高于城鎮人口50.5%的增長速度；農村人口減少1.33億人，農村居民點用地卻增加了3045萬畝。

城鎮化率與城鎮戶籍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不相當，被進城的“無籍市民”——被統計為城鎮人口的2.34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未能在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鎮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

城鎮數量和規模變化情況（1978-2010）

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差別（東部地區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2.2%，中部、西部地區只有48.5%、44.8%。）而在城市化迅猛推進的背后，中國的城市化卻隱含了諸多制度沖突：

首先，工業主導模式的城市化遇阻，大連、寧波、啟東、什邡、成都、昆明等工業城市，都遇到了發展的瓶頸。

其次，計劃經濟復辟、國進民退，嚴重抑制了城市活力，這一點毋庸諱言。與之相關的是，國家資本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取代，民眾幸福感下降。

再者，城市規劃管理模式仍維持中央集權制，集權體制導致城市規模難以下降。

最后，城市戶籍制度弊端積重難返，改革困難重重。

值得注意的是，舊式城市化更帶來嚴重的資源環境問題。此前熱議的柴靜之問，實際上即是表明，中國過去30多年發展模式正面臨挑戰。

數據顯示，我國東部地區（愛輝-騰沖線以東）的國土面積約為全球陸地總面積的3%，每年消耗的煤炭卻占全球的40%（單位國土面積消耗煤炭是全球平均值的12倍）。而這塊土地的“油耗空間密度”是全球平均值的3倍。

東部的“碳排放空間密度”是全球平均值的6倍。我國每千人擁有的汽車數，雖是美國的幾分之一，但東部的“汽車空間密度”已超過美國（據光明日報《再說霾污染及其破解》）。

全球PM2.5濃度值分布圖

3、轉機：工業主導型城市化遇到挫折，從GDP驅動到生態文明建設

2013年11月8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圍繞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態文明制度，健全國土空間開發、資源節約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的體制機制，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其主旨即是，以生態文明扭轉發展方向。

同年12月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對生態文明建設做出新部署，提出堅持生態文明，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盡可能減少對自然的干擾和損害，節約集約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資源，要傳承文化，尊重自然，建設美麗鄉鎮，讓城市融入大自然。

與主旋律相配合的是，官員的政績考核標準也相應發生了變化，增加了生態文明建設指標。生態文明，主張建設的節制和謹慎，從而減少人工對自然生態過程的干預。

新型城市化，是對生態文明建設的相應。新型城市化強調城市化的關鍵要素，是人而非城，城市化的結構，重點是產業結構而非物質結構。城市化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生活品質而非進城，即僅改變生活場所。而新型城市化成敗關鍵，在于如何保障農民權益，這包括兩個主要方面：有期私有化與創業動力保障。

新型城市化還應走因地制宜的多途徑城市化路線，多途徑城市化涵蓋工業型城市化、商業驅動型城市化、交通物流型城市化、文化創意驅動型城市化、旅游驅動型城市化、鄉村現代化（就地社會城鎮化）等多種類型。

4、第三產業：新型城鎮化的主要動力

2013年，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首次超過第二產業。2013年中國GDP為568845億元，第三產業占GDP比重達到了46.1%。

在工業化之外、工業化之后，如何推進城市化？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日益看到這樣的趨勢：工業趨于集中，物流與信息極大便利了配送產品與精神消費，而大量人口依賴現代服務業就地融入生產消費大軍。

第三產業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其中的金融業、商業服務、國際貿易等屬于人才密集型的高產出行業。

一般而言，在城市化較高階段，將不再以制造業為支柱，而以現代服務業為支柱。我國大城市第三產業正逐漸取代制造業成為城市核心產業，成為新型城市化的主導推力。

二、旅游導向型城鎮化與鄉村現代化

1、旅游導向城鎮化的背景：中國逐步進入休閑社會

未來學家普遍預測，2015年美歐等發達國家將完全進入休閑社會，中國也將大踏步隨其后塵。另外，中國勞動力生產與就業機會提供的失衡，將帶來社會治理模式改變，而這需要有新興第三產業的支持。順應這種趨勢，2015年兩會強調帶薪休假制度落實。

中國人均GDP提高促進度假需求

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漸趨下降致休閑支付力提升

2、旅游型城市化

作為第三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旅游產業無疑對帶動新型城市化具有重要意義。旅游將商務旅游納入旅游的視野，擴大了自身的產業版圖。旅游服務業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為社會提供了大量創業、就業機會。

旅游產業的有些部分，對就業者的技術要求較低，可以大量吸納中低教育水平的新市民就業，解決社會的就業問題。隨著我國整體邁入休閑社會，旅游與休閑將會占有過半就業機會與GDP份額。

旅游城市化是20世紀后期在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的，基于后現代主義消費觀和城市觀（注重享樂，pleasure）的一種城市形態，是一種建立在享樂的銷售與消費基礎上的城市化模式。

旅游城市化是以旅游、休閑的發展帶動人口、資本和物質等生產力要素，向旅游依托地區積聚和擴散，從而帶動城市地域的不斷推進和延伸的過程，它包括使城市規模擴大和使城市質量提高兩方面內容。同時，城市在人們的旅游活動中作用逐漸增大的現象。

旅游型城市化兩種基本類型

（資料來源：Gladstone，1998.）

3、全域旅游目的地與旅游導向城鎮化

旅游全域化，響應了觀光益智旅游、休閑度假旅游和商務會展旅游全面發展條件下，對旅游目的地的生態環境、基礎設施、旅游吸引物、法規政策、公共服務和安全舒適的整體要求，是一個城市或一個區域目的地內，以政府為主導、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綜合治理目標，也是外來旅游者在該目的地內獲得的各方面服務與體驗的全面滿意目標。

全域旅游，并不僅僅強調一個區域內，處處是景，到處可游，而更為關鍵的是，強調這個地方在發展旅游產業的過程中，多部門、多產業的主動參與和深度介入。

基于此，我們提出全域旅游目的地的考核指標，以實現對全域旅游目的地發展進行監測與診斷。這些指標包括但不限于：

（1）旅游規劃與城鄉規劃多規合一；

（2）基礎設施與旅游服務全域覆蓋；

（3）旅游相關政府機構多邊協作；

（4）旅游產業與上下游產業兼容延伸；

（5）外來訪客與當地居民和諧交流；

（6）市場秩序與行程安全綜合保障。

旅游的合理規劃，需要各種規劃的綜合協調，除了主管規劃區內建設規劃的城鄉規劃外，還需要兼及經濟和社會規劃、土地利用規劃、生態規劃、旅游規劃、文物規劃等等。

在多規合一的新型規劃理念和實踐下，我們嘗試推出城鄉關系新論——城鄉陰陽平衡理論，它強調鄉村與城鎮同等重要，在工作生活風格上主張“快城慢鄉”。在這樣一種新格局下，圍繞鄉村的經濟和生活，賦予鄉村新的現代化理解。

新的鄉村現代化，應該是一種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兼容的發展模式，它不同于過去的那種鄉村城鎮化：

鄉村不一定必經第二產業的發展，而可以直接從第一產業發展至第三產業，以及以第一產業與第三產業并存的方式推動鄉村的現代化。

這種多途徑鄉村現代化，更加重視現代農業、觀光農業、農村現代服務業共同帶動的鄉村現代化模式，可簡稱為“1+3”模式。

三、鄉村旅游， 積極的鄉村景觀與傳統村落保護途徑

1、只有旅游才能拯救古村落

鄉村旅游作為一類主要休閑度假產品，較之于海濱度假區、溫泉度假區、山地度假區，生態與運動、城鎮度假區，鄉村度假區以其田園生態景觀、傳統文化基因、懷舊生活方式等凸顯其魅力和價值。

當前的所謂新農村運動，很讓人懷疑，是不是一場災難。在新農村運動中，我們看到：農民被趕進城鎮，農民宅基地被打主意；傳統文化遭遇沖擊，鄉村教育不切實際；丑陋新農村代替美麗舊村落；進了城的農民沒有就業機會。可以說，城鎮化沖擊下鄉村景觀，正在迅速毀滅。

對于新農村建設引致的災難性后果，我們認為，只有旅游才能拯救古村落。現代農業、觀光農業、農村現代服務業共同帶動的鄉村現代化模式——“1+3”模式，可以促進農民就地城鎮化、村內城鎮化、就地現代化。

鄉村旅游發展，是農村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形式。通過發展旅游觀光，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引導鼓勵外部資本投入。借發展旅游產業的契機，以實際需要促推改革，穩步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健全農村產權保護法律制度。

2、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

鄉村旅游的產品開發，可以走“一新一舊、新舊并舉”的道路。

一新，指的是新型農業產品與農業景觀，如園藝作物標準園、國家農業科技園區、現代農業示范區、畜禽規模化養殖場、水產健康養殖場等。

一舊，指的是制定傳統村落保護發展規劃，抓緊把有歷史文化等價值的傳統村落和民居列入保護名錄，切實加大投入和保護力度。

3、環城鄉村旅游發展模式

環城市鄉村旅游，以及與鄉村旅游緊密結合的現代農業、休閑度假和特色購物，可以形成基于鄉村特色風貌的農業、旅游業、商業“三業合一”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近年來已經在一些城市郊區出現，代表著未來環城鄉村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重要模式。

環城市鄉村發展1+3模式

四、打破鄉村旅游政策困境，以土地為核心的物業確權

1、中國人的土地困境

中國的人均土地面積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耕地面積從改革開放之初1980年的接近2畝地，減少到2011年的1.36畝地，大大低于世界人均水平的3.75畝，不及加拿大的1/15、俄羅斯的1/8、美國的1/6、印度的1/2。

另外，按照《聯合國防治沙漠化公約》所確立的定義，中國荒漠化的土地面積高達280多萬平方公里，占中國國土面積的近1/3，同時，土地沙漠化的面積以平均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遞增。

與此同時，中國工業用地不斷擴張，而居住、游憩用地縮減，土地供給呈現出過度工業化。工業主導型城市化發展模式的最大特征，就是在土地利用方面工業用地一直占有優先權地位。

與之伴生的，是工業化思維主導下的新農村建設及其所帶來災難性后果：采取一戶一宅、拆舊建新的一刀切政策，政策制定違背因村制宜的原則。

中國工業用地占城市建設用地比重

2、土地供給：制度阻力與改革機會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很長時間實行的是計劃經濟政策，政府的行政力是推動城市化的唯一動力，我國的城市化過程曲折發展，甚至停頓過一段時期。

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逐步發展，制度不斷改革，行政力作為助力推動城市化迅速發展。這一時期，土地制度的改革，極大地推動了城市化的速度。

應該指出的是，關于土地制度的所有權問題，自1949年建國以來，存在著一定的變化。

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3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保護國家的公共財產和合作社的財產，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

從建國初至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土地制度存在著較為模糊的狀況。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現階段主要有兩種：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至此，土地的公有制屬性被確定下來。

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質上是明確表明：城鄉土地，每個人沒有所有權，只有使用權。《土地管理法》規定農村土地屬于集體所有，但事實上是國家和集體雙重所有，政府在土地上的權利擴大了，而農村、農民的土地權利卻缺失了。

3、土地確權：繞不過的難題

土地確權是鄉村現代化繞不過的難題。應該說，中國的地主經濟模式有值得肯定的成分。這里有一個其實不太復雜的問題：一個地主和一百萬個地主，哪一個更安全？肉體上消滅地主是一種錯誤。地主其實是農業經濟的管理者、經營者。鄉村文化的集中創造者和表現人。

土地的確權，有利于農業經濟的管理者、經營者，從而有助于農業的進步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土地問題的解決，可以使鄉村文化的集中創造者和表現人，獲得安頓和發展，從而延續和傳承了鄉村的歷史和文脈。

鄉村土地私有化同時還將土地生產風險降低，鼓勵長期投資和永久經營，可以為服務業和旅游地產帶來創造性的動力，推動鄉村新型現代化、新型城市化、就地社會城鎮化。經濟發展，民心安固，自然將有效降低社會動亂的風險。

那么，在當前情況下，如何合理改革土地制度、更多實現農民權益呢？我認為，實行土地長租化，是一個非常可行的方式。土地長租化可以助我們繞過社會主義理論險灘，以較小的制度改革風險，獲得較大的經濟、社會收益。

具體言之，舊村老宅可以以農村集體土地權能入市。通過農村集體土地的制度創新，賦予農民對承包地權能，確權、確地、確股多確齊下，實現土地資本化和土地入市改革。

在這種土地產權制度下，鄉村便能吸引專業化旅游開發公司進入參與，與農民集體合作，發展旅游產業，傳承鄉村文化，進而實現鄉村經濟的發展和傳統村落的保護。

結論：

（1）中國城市化道路已經走到十字路口，工業主導與服務業支撐的多途徑城市化必將成為新選擇。

（2）服務業成為城鎮化重要推力，其中旅游導向型城鎮化與就地鄉村現代化成為地方新寵。

（3）面對席卷全國的城鎮化大潮，鄉村旅游可以從社區參與及經濟發展角度實現傳統村落的保護與文化傳承，但必須解決產權明晰的制度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