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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經濟新常態下，改革與發展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兩個重要的輪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這一制度的顯著特征在于，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在改革創新中不斷自我完善和發展。基于基本國情和社會主要矛盾，中國制度將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首要任務，通過改革破除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相適應，不斷增強我國經濟社會長期發展的后勁。

一、旅游領域將有可能成為我國改革與發展的一個突破口

我們都清楚改革對保證我國社會發展的重要性，但問題是我國的改革從何處突破，從那入手進行改革？黨的十八大以來，圍繞著市場機制的構建，我們重點是進行了要素的改革，如金融改革、價格改革、稅收改革，這些改革對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都是必要的，然而，從我國制度現實出發，在要素改革完善的同時，還必須在某個社會經濟的領域進行整體改革，從而推動我國的改革由點向面延伸。

由經濟要素改革向經濟領域改革的推動是我國改革的深化。通過經濟領域的系統改革，不僅能檢驗要素改革的實際效果，同時也能使改革由經濟層面向社會層面推進，從而實現由經濟改革帶動社會改革，推動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相互適應。要實現經濟領域的改革，選擇率先改革的經濟領域是非常重要的。

從我國改革的最終目標考慮，這個率先改革的經濟領域選擇條件：

一是這個經濟領域不但具有強烈的經濟屬性，也具有明顯的社會屬性，經濟與社會的雙重屬性，可以通過經濟改革來帶動領域內的社會改革；

二是這個領域內的經濟活動不但具有產業性質，同時也具有事業性質，市場機制與行政機制同時對這個領域的經濟活動產生作用，因此，通過這個率先改革的經濟領域，可以建立起市場機制與行政機制共同作用有機體，促進經濟領域內各個市場主體的共同發展；

三是這個經濟領域能涵蓋各種經濟要素，如資源、勞動、資本和技術，通過這個經濟領域的率先改革，形成經濟要素的有效配置；

四是這個經濟領域涉及到人民福利，但又不是國家重要的經濟命脈，通過這個經濟領域的改革與發展，可以提升居民的社會福利，形成帕累托改進；

五是這個經濟領域是跨行政區域的經濟活動，通過這個經濟領域的改革，可以促使行政區域向經濟區域發展，從而化解行政區域與經濟區域發展中的矛盾；

六是這個經濟領域可以影響國際經濟關系，通過這個經濟領域的改革，可以重塑我國大國形象，構建新型國際經濟關系；

七是這個經濟領域由于體制與制度設計的不完善，已經不能適應領域經濟的發展，生產關系大大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人民群眾具強烈改革的呼聲。

從以上率先改革經濟領域選擇條件來分析，旅游領域將有可能成為我國改革與發展的一個突破口。

首先，我國旅游正處在一個快速發展階段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社會經濟處于一個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中。世界經濟進入大調整、大變革的時期，這種大時代背景與國內經濟“三期”（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疊加的階段性特征共同決定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常態發展時期。在這種環境下，我國旅游業發展迎來了一個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

從國際環境來說，世界經濟每次的大調整都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一定的發展機會。上世紀90年代，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如歐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和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將自身不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向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轉移。中國是這次國際產業轉移的最大受益者，近十年來我國經濟一直保持在10%左右的高位增長，中國內地還以其廣大的市場吸引了美、日、歐等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大規模投資，制造業得以迅速發展。

在制造業產業國際轉移的同時，發達國家致力于現代科技業和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從增長速度來看，服務業是西方國家增長最快的部門，已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在一些國際大都市，GDP的70％、就業人口的70％都集中在現代服務業。如紐約、倫敦的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均超過85％，服務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達到70％以上。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美國等發達國家推行“再工業化”，限制我國出口增長，加劇我國出口產品在高端市場的競爭壓力。在這種國際經濟發展的環境下，如果我國能及時調整經濟發展思路，利用西方國家“再工業化”調整的緩沖期，加快我國現代科技業和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便為我國未來社會經濟的發展創造有利的國家機會。

從全球范圍看，世界經濟進入服務經濟的時代，服務業在GDP中的平均占比是70%，相對落后的國家也是50%多一點，而中國截止到2013年只占到46.1%。要實現我國經濟戰略轉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發展方式轉變等目標，服務業是關鍵，也是突破口。大力發展服務經濟，實現經濟跨越式轉型，是當前我國的戰略選擇。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產業重新布局的新趨勢，將提供給中國一個全面提升現代服務業的機會，提高國際競爭力及其在世界經濟分工中的地位，會成為中國進入后工業化面臨的重要挑戰。

因此，將旅游領域作為率先改革的經濟領域，利用我國旅游快速增長的發展勢頭以及國際經濟調整的機遇，加快我國旅游領域的改革，可以為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現代服務業的崛起創造堅實的制度基礎和制度基礎。

其次，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我國旅游需求的快速增長，我國的旅游領域已經不是單一的消費領域，而成為集消費、投資和出口為一體的重要經濟領域。

它的快速發展與崛起，對于構建我國現代服務經濟體系具有重要的意義。2014年，我國的出境旅游增長了20%，國內旅游增長了10%，未來10年按照世界旅游發展的一般規律，我國的旅游領域發展還將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可以說，我國的旅游還處在一個高速發展的常態，中國經濟的新常態與旅游發展的常態所形成的態勢差，必然會促使資源、資本和技術向旅游產業轉移。2014年我國有6000億元的投資進入了旅游產業，旅游不僅是一個巨大的消費領域，同時，也是一個巨大的投資領域，未來也會成為我國重要的出口領域。

因此，將旅游領域作為率先改革的經濟領域，不僅可以全面推動我國旅游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同時，也為我國資本、技術提供流動的領域，這為我國調整消費、投資與出口的結構創造了條件。

第三，隨著我國國民旅游的發展，旅游的屬性也在不斷也發生變化

旅游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現象，同時，也是一種社會現象，旅游不僅僅是一種社會需求，也是一種社會權利。當旅游成為全社會成員的一種權利時，旅游的屬性便從原先的經濟性質向社會經濟性質轉化。當前我國正處在一個由工業社會主義向后工業社會發展階段，就世界范圍來說，工業化和城市化程度較高的國家，都將居民旅游的權利與消費，作為國家管理和城市管理的重要內容。

在上世紀，一提到旅游，都是外國人的事，發展旅游就是發展入境旅游，就是為國家多創匯。因為我國還是一個正在工業化發展的國家，無論是人們的需求，還是人們的消費，都不會考慮旅游，這是由社會經濟發展階段決定的。然而，進入21世紀，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推進，旅游便成為我國居民重要的消費內容，成為我國居民重要的生活方式。

當旅游成為我國居民重要的生活方式，成為一個社會經濟問題時，旅游的改革不僅是經濟層面上的改革，也會涉及到社會層面的變革，如要擴大旅游需求，就必須增加旅游的流動性，提高旅游的便利化，就必須要進行國家休假制度的改革、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出入境制度改革、公民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城市管理制度的改革等等。因此，將旅游領域作為率先改革的領域，可以形成經濟改革促進社會改革的改革局面，這種雙輪聯動，可以推動我國的改革向縱深發展。

第四，當旅游成為國家社會成員的一種生活方式，成為一人公民的一種權利時，那么滿足這種需求以及實現人們的權利的領域，就不僅是一個經濟產業的事情了

以往我們對于旅游領域的認識，都是從產業經濟角度來理解的，發展旅游就是發展旅游經濟和旅游產業。只要產業規模有所擴大，旅游收入有所增加，來我國旅游的人越來越多，旅游工作就有成效了。然而，我們現在才深刻認識到，旅游問題不僅僅是產業經濟，同時，它還具有事業屬性，旅游的發展不僅需要旅游產業以及相關產業的發展，也需要政府的事業保證。如旅游目的地及相關城市的旅游公共服務的提供、如何從政策和制度上來保障城市居民旅游權利，如何為旅游者提供優質的旅游環境，如何為旅游者的出游提供更多的便利條件，所有這些僅通過經濟產業的供給是難以實現的，還必須通過政府的事業發展作為保證。

旅游的產業和事業的雙重性質，旅游發展與進步需要政府和市場兩股力量，因此，市場機制和行政機制必然在旅游領域同時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旅游領域內的市場機制與行政機制適應范圍以及作用對象的確定，便是資源有效配置以及效用最大化的關鍵。所以說，通過旅游領域的率先改革，在加快我國旅游產業與事業發展的同時，也可以為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探索一條適合國情需要的，科學及有效的政府與市場之路。

第五，旅游活動的特殊性進一步強化了旅游領域率先改革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我們都知道，旅游活動是一個跨行業和跨地區的活動，由于跨地區，旅游發展需要同屬空間系統內的各個地區相互配合，才能有效地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才能保證旅游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順利進行，然而，我國的社會經濟體制與制度建立卻是以行政區域為核心的，這必然會形成旅游區域與行政區域之間的沖突，行政區域關系割裂了旅游區域內的經濟聯系，使得旅游要素不能實現有效配置；由于跨行業，旅游發展需要各相關部門和行業的配合，才能提升我國旅游經濟質量和旅游服務質量，才能保證正常旅游市場秩序以及旅游的效用，然而，我國的社會經濟制度又是以部門管理為核心的，部門之間的利益與權力的不均等，使旅游的運行與管理受到制約，所有這些都會通過旅游市場得到反映。

如我國旅游的“黑車黑導”、一日游亂象、欺行霸市、虛假廣告、價格欺詐、非法經營、欺客宰客、強迫消費等問題之所以長期存在，且難以根除，是與我國的行政區域和部門管理體系分不開的。這些問題不僅影響了我國旅游的服務質量，降低了旅游者旅游的效用，同時，也損害了旅游目的地政府的形象，旅游者對此反響強烈。因此，在旅游領域率先改革，不僅具有改革的群眾基礎，也會促使我國行政管理制度的變革。

二、我國旅游發展需要進行二次革命

我國旅游產業發展，得益于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指導下，我國旅游業開始了由政治外事事業向經濟產業轉型的過程，這被許多旅游學者稱為中國旅游業的第一次革命。第一次旅游革命取得了矚目的成就，促使中國躋身世界旅游大國行列。然而，客觀分析我國的旅游領域，我國的旅游存在著諸多深層問題。

這些問題一是入境旅游持續下降，出境旅游大幅度增長。從2000年起，我國出境旅游平均每年增加700萬人次，到2014年，出境旅游人次達到了10700萬人次，而入境旅游近5年卻持續下降，表明我國的旅游產品與旅游服務不能有效地滿足入境旅游和國內居民的旅游需求，旅游的國際競爭力在下降。

二是旅游產業還處在一個“小弱散差”發展狀態，旅游產業組織水平以及產業貢獻度較低。我國有近3萬家旅行社，2013年度全國旅行社營業收入3599.14億元，利潤總額32.72億元，按美元換算，營業收入590億美元，利潤總額5.36億美元。同期，世界最大的旅游企業，美國運通公司2013年營業收入338億美元，利潤總額44.8億美元，其差距可見一斑。

三是旅游品質沒有得到有效提升。我國旅游發展還是依賴于景區，旅游作為一種新文化現象的生活方式沒有完全體現，“大人看人頭，小孩看屁股”的走馬觀花的旅游方式已成為中國旅游異化的真實反映。

四是旅游業態沒有大的突破，新型的旅游商業模式沒有大的創新。近年來，雖然我國各地都在提旅游產業融合，推出了度假旅游、鄉村旅游、工業旅游、休閑旅游和旅游地產，然而，這些僅僅停留在產品層面，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產業融合，沒有旅游商業模式作為支撐，不會產生旅游的新業態。

五是旅游的國際化發展程度較低，跨國經營沒有大的發展。世界發達國家的旅游企業，幾乎都是伴隨著本國出境旅游發展起來，逐漸成長為最具國際競爭力的領袖型跨國旅游企業，如美國、日本和德國都是世界出境旅游大國，它們都產生了最具影響力的世界旅游企業。我國在2010年就成為世界出境旅游第一大國，但我們的旅游企業并沒有“走出去”，在世界500強中幾乎沒有中國旅游企業的身影。

六是旅游市場亂象層出不窮。近年來，我國旅游業亂象一直被國人詬病，同時也引起許多外國游客的極大不滿，欺行霸市、壟斷市場、非法經營、欺客宰客、強迫消費等行為時有發生，不僅影響我國旅游經濟發展，也嚴重影響我國的國家形象。

七是區域旅游合作存在瓶頸。我國各地旅游開發多數是按照行政區域為核心進行的，割裂了旅游的空間關系和旅游區域關系，使旅游發展形成了地域分割。這種由于歷史原因形成的旅游發展模式、發展格局和產生的各種旅游現象，無論與世界旅游發展趨勢，還是與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都是不相適應的。

這種旅游發展模式以及所形成的發展格局必須發生改變，這是人民的呼聲，也是中國旅游發展的要求。然而，模式與格局的改變是要靠外力，只有外部環境發生巨變，并且該巨變對事物產生強大沖擊時，才會改革固有的發展模式，形成新的發展格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重大原則，取得了改革理論和政策的一系列重大突破，成為我國旅游發展模式和發展格局變化的重要的外力。

我國的旅游業之所以在上世紀80年代快速發展，得益于改革和制度的創新，而這幾年中國旅游業出現的問題，也是改革與制度創新的不足所致。雖然我國的出境旅游和國內旅游成為世界第一，入境旅游成為世界第四，然而我們卻沒有產生世界旅游發展的國際領袖型企業，我們具有巨大規模支撐的產業融合商機，卻沒有引領旅游發展方向的商業模式創新，一部旅游法的出臺使得眾多的旅游中介組織無所適從。我們擁有眾多世界級的旅游資源，卻沒有形成眾多的世界級的旅游產品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旅游目的地，所有這些，難道不值得我們深層思考嗎？

用改革思維來審視我國的旅游發展是重要的。不可否認，35年來，我國的旅游產業取得了快速發展，旅游業的功能正在逐步放大，旅游經濟對國家社會經濟的影響力正在逐步強化，特別是處在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過渡的階段，旅游發展將成為國家經濟社會結構調整的重要力量，旅游要成為未來我國社會經濟戰略性支柱產業、要成為人民滿意的現代服務業，必須以改革的精神來重新尋找中國旅游發展道路，必須以創新的精神來構建旅游運行方式，必須以市場的決定性力量來創造適應未來我國旅游發展的商業模式。

因此，我國旅游發展需要進行二次革命。

旅游發展涉及地區、部門和行業，關聯社會、經濟和民生，它的發展需要市場力量，更需要政策與制度保障。當前，需要在國家層面，對旅游發展進行改革的頂層設計，從體制、機制、市場、空間和產業五個維度構建完整的旅游改革的整體框架。

首先，現有旅游管理制度已經不適應旅游生產力發展的需要。這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現有的管理難以適應“大旅游”發展格局的需要。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是條塊分割的旅游管理體制，政出多門、職能交叉、權責脫節，旅游管理部門側重于行業管理，協調推進產業發展的職能較弱。面對逐漸形成的大旅游、大產業、大市場，產業邊界不清，現有旅游管理職能很難適應。“小馬拉大車”，成為旅游管理與旅游產業發展矛盾的尷尬的現實寫照，新增統籌協調旅游相關行業和部門的管理職能，重新進行管理部門的事權重新劃分，將成為旅游產業健康快速發展的關鍵。

二是以行政區域為核心的區域旅游管理方式無法形成合理的分工體系，導致區域之間的無序競爭，區域旅游合作難以推進。中國旅游產業在空間上是以行政區域為核心的，各個行政區域都以自身區域利益為本位，進行相應的開發，這導致了區域之間的重復建設和同質化競爭。而旅游產業的持續發展，是需要打破這種區域行政力量的束縛，建立起超越行政邊界的跨區域旅游運行方式。這需要從更高的層面進行制度變革，建立起類似長江委、黃河委的區域旅游機構，對跨區域的旅游活動進行協調。

其次，面對我國居民旅游需求的增長，我們要對社會休假制度和社會福利制度進行有效地改革。我們需要構建起旅游流動政策體系，如公共假日制度、私人假日制度、修學旅游制度、特殊人群旅游福利制度、公共假日旅游福利制度、獎勵旅游制度、國家領導人和公務員體假制度等。旅游需要可自由支配時間作為保證，特別是連續性假日時間的提供。全社會只有增加假日時間，才能有效地放大旅游需求，才能支撐我國旅游產業的發展。在帶薪休假制度難以實行的現階段，如何利用制度改革增加公共假期時間來替代私人假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第三，面對著中國旅游市場主體的形成，我們要在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基礎上，確立市場機制與行政機制的適應范圍以及調節對象。要建立以旅游企業為主體的市場體系，制定不同類型的旅游企業組織名錄，通過相應的政策和制度設計，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鼓勵旅游企業做強做大。當務之急，一是要通過制度改革，促使旅游中間組織形成批零體系；二是充分發揮旅游行業組織的作用，使各類旅游協會擔當起行業自律職責，推動旅游組織市場化發展；三是要堅決推動旅游企業跨地區經營，形成我國旅游企業的品牌化發展；四是要利用中國出境旅游快速發展良好的國際環境，研究中國旅游企業“走出去”相關的政策，促進我國旅游企業發展的國際化。

三、我國旅游改革的十個方面

旅游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旅游業管理體制、出入境管理政策、旅游新業態管理、休假制度、旅游要素保障機制、旅游開發經營機制等。筆者認為，當前比較重要的幾個問題包括：

第一，成立國家旅游發展委員會，對旅游管理進行綜合協調。到今天，旅游問題已經不僅是產業、經濟問題，更涉及社會發展、生態建設、結構調整、城鄉建設、文化提升、地區發展等相關領域的改革，從而破解發展難題。而現有的旅游管理直接涉及的領域僅包括幾個傳統業態，旅游部門不僅權限很小，而且綜合協調能力非常弱。因此有必要成立國家旅游發展委員會，對旅游業涉及的領域進行綜合協調。

第二，以旅游購物免稅和退稅改革為核心調整出入境旅游。中國出入境旅游最核心的問題是旅游逆差，旅游逆差的核心問題是入境旅游增長停滯、出境旅游快速發展。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很多：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主要客源國經濟不景氣、人民幣匯率升值、中國國內旅游價格上漲等，這些都是旅游業發展的外部條件，對旅游業來說是外生變量。對旅游貿易逆差的治理，要從提高入境旅游和一定程度減少出境旅游消費兩個方面入手，但不宜采納征收出境旅游稅的方式。就目前來看，以旅游購物免稅和退稅政策為核心，既能提高入境旅游的積極性，也在一定程度抑制了中國公民出境旅游消費，特別是購物消費，是比較可行的做法。

第三，組建中國旅游集團，重點拓展海外經營。在認識到旅游逆差成為中國旅游發展新常態的基礎上，正確的態度不是想方設法去改變結果，而是利用機遇。事實上，中國公民出境旅游消費高速增長并非有害無利。一個出境旅游流達到1億人次、出境旅游消費1000億美元的市場，孕育著龐大的海外經營機遇，是中國旅游企業走出國門，開展跨國經營的大好時機。建議中國以國資委旗下國有旅游企業為主，組建中國旅游集團，依托龐大的出境旅游市場，去海外拓展業務。

第四，設立國際旅游自由購物區，推動我國旅游購物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為了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針對社會經濟發展的重點，先后設立了經濟開發區、科技園區、自由貿易區，進而提升了我國的制造業、科技業和貿易的發展水平和競爭能力。隨著旅游消費對社會經濟拉動作用的提升，積極謀劃，通過國家層面在一些旅游發達地區設立國際旅游自由購物區，對于提升我國國際旅游地位、推動旅游國際化發展、增強旅游國際競爭能力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五，建立起各級國家旅游度假地和國家養老地，滿足居民國內度假需求和居民養老需求。旅游部門很早就認識到了觀光旅游向度假旅游轉型的趨勢，并且在1992年設立了12個國家旅游度假區，然而基本以失敗告終。失敗的原因，并不是國人沒有度假需求，而是供需不匹配。當初設定的12個度假區，基本上是沿襲了西方海濱度假的模式，設立的都是沿海度假區。而事實上度假形式多種多樣，包括草原度假、山地度假、海洋度假等基本形式。只有設立不同形式的度假地，才能滿足多樣化的國內度假需要。可以考慮在一些經濟利用價值不高的國土上，尋找適合這幾類度假形式的區域，建設國家級旅游度假地，實行特殊政策。同時，面對我國老齡化時代的到來，選擇環境和資源較好的地區，通過經濟“飛地”形式，建立各級類型不同的國家養老地。

第六，建立更加靈活的休假制度，保障可自由支配的出游時間。旅游需要可自由支配時間作為保證，特別是連續性假日時間的提供。全社會只有增加假日時間，才能有效地放大旅游需求，才能支撐我國旅游產業的發展。一方面通過制訂并推行國家領導人和公務員體假制度，示范引導全社會勞動者帶薪休假權利的實現。另一方面，在帶薪休假制度難以實行的現階段，通過增加公共假期時間以替代私人假期。

第七，構建散客服務體系，加強旅游目的地管理。早期中國旅游的發展是以景區景點為空間依托，呈現“小旅游”的特征。進入新世紀，旅游業的邊界和構成范圍大大擴展，產業的微觀構成基礎發生了根本性的結構變化。進入“大旅游”時代，旅游業的空間依托由過去的景區景點轉變為以城市和城鎮為主，相應的圍繞景區的開發管理模式要轉向城市和目的地管理，而散客服務體系是一地區成為旅游目的地轉型的關鍵。散客服務體系主要包括觀光體系、預定體系、租賃體系、標識體系、風景道體系和救援體系。

第八，基于旅游客源地-目的地-集散地空間結構，開展新型區域旅游合作。不同的區域和城市基于不同的分工，中國旅游產業在空間上是以行政區域為核心的。各個行政區域以自身區域利益為本位，將區域定位于旅游目的地，力爭區域的目的地功能更加突出。隨著旅游市場的結構性轉型和經濟活動的空間聚集，加上新的交通運輸空間格局形成等因素，促使旅游空間結構發生了轉型。區域之間形成了旅游客源地、旅游集散地、旅游目的地的新型分工，這要求區域之間開展不同類型的旅游合作。同屬區域下的不同旅游目的地要依據區域中心城市的旅游類型來構建不同旅游產業鏈，中心城市的旅游要結合周圍旅游目的地的資源與技術情況，可以將旅游產業鏈的部分元素交與這些地區，形成錯位發展。

第九，調整旅游統計維度，以產業統計為重心轉向旅游經濟統計為重心。長期以來，在考核我國旅游績效時，是以旅游產業統計為重心的。對于旅游這個關聯性很高的行業來說，以旅游產業統計為核心面臨著一個技術難點和一個體制障礙：從技術難點來說，旅游產業的界定以及旅游相關產業的旅游效用的剝離存在著技術難點，即使這個技術難點可以有效解決，因其統計成本極高也是難以有效地開展；同時，我國的統計是以部門為主體下的產業統計，將其它部門下的旅游產業績效核算為旅游產業績效，必然會引起部門沖突，不利于旅游的協調。在這種情況下，建立以旅游消費和旅游投資為核心的旅游經濟統計體系，是解決以上技術難點和體制難點的有效方式。

第十，通過制度設計，推動我國旅游產業組織向更高級方向發展。旅游產業組織既是一個中觀問題，也是一個微觀問題，它不僅是旅游市場運行的結果，同時也是政策與制度設計的結果。可以說，我國出現的與市場秩序有關的問題，大都與我國旅游產業組織的合理性有關。我國現有的旅游產業組織是在點線旅游經濟體系下形成的小旅游、觀光形態的產業組織，是難以適應現在的大旅游、多形態的旅游市場發展需要的。我國旅游產業組織重建的主要方向是在長線旅游方面建立以批發商為核心的旅游供應商、代理商和旅游零售商組成的旅游經營商體系，要解決互為代理、互為批發的旅游產業組織的現狀，促使旅游經營實現專業化；在短線旅游方面，建立以城市旅游集散中心為主導的旅游產業組織體系，充分利用“互聯網+”的平臺，將一日游的各個旅游要素進行有效整合；在度假旅游方面，要將度假地、包機公司、旅游代理商和批發商進行有效地融合，促使度假旅游產業組織體系的完善。

總之，現階段旅游改革與創新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從需求與供給兩方面進行創新，才能解放旅游生產力、發展旅游生產力。創新雖然也包括微觀領域的基層旅游部門和旅游企業，但更重要的是從國家層面進行頂層設計，這考驗著我們旅游行政管理者的能力與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