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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商業、創新和技能部長，議員Sajid Javid：

英國分享經濟增長驚人。在創新技術的帶動下，全國上下有數百萬民眾在用新的方式分享他們的資產、才能以及空閑時間。這一領域對英國經濟的貢獻遠遠超出了“經濟”這一范疇：分享經濟建立了新的社群關系網絡，并且通過更有效運用資源的方式對環境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2015年7月，我和財政大臣一起發起了一項政府計劃，該計劃旨在應對我們這個時代面臨的經濟挑戰：提高英國經濟的生產力。除此之外，在2015年的三月份政府預算報告中，政府決心鼓勵分享經濟在公共部門中得到更廣泛的運用，同時也要清除那些不必要的進入障礙。這份報告與生產力計劃一起建立起了一個新興產業行動組織，著眼于分享經濟面臨的主要挑戰和機遇。我很滿意的是，這個組織正在致力于發現一些解決方案來推動分享經濟持續發展。

在生產力計劃中，我們提出，分享經濟的成功，明確的體現了創新科技如何驅動產業轉型，如何開創新興市場以及加劇市場競爭，所有這一切都可以最大限度地釋放英國經濟的增長潛能。我們應該創建一個框架，來治理和精確測度分享經濟所能帶來的可能性，這事至關重要。本報告也為此做出了值得欣賞的貢獻。

今天，我很榮幸的看到了由英國分享經濟組織（SEUK）和Diane Coyle合著的本報告的問世，在提高生產力和分享經濟發展史上，我相信這篇報告將成為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分享經濟由各式各樣的交易平臺構成，在這些交易平臺上人們將充分利用閑置資源和自身技能進行交易并以此獲利。英國的分享經濟正處于快速成長階段，但僅通過官方數據中無法追蹤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分享經濟帶來的雙贏的效率收益并不被計算在GDP中。同時，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僅僅包括消費者的商業性購買，所以分享經濟中的私人交易數據被排除在CPI之外，這其中，能讓消費者受益的更低的價格，也并沒有被記錄在案。

現有的數據統計方法，統統需要進行現代化改革，要基于新型的工作模式和收入方式進行更新。即便我們得到了最新的數據，按照現有的衡量經濟指標方法來統計，也依然會有巨大的缺口。

對決策者來說，更多精確的數據是必不可少的，這可以幫助他們為分享經濟的成果提供支持，包括增長和效率。同時，統計資料也對監管部門的政策制定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我們無法僅通過官方數據來計算分享經濟的規模。最近有報道預測，到2025年，分享經濟將帶來每年90億英鎊的收益，但這數字很可能被低估了。在英國，個人每年通過分享經濟的獲益可能已經達到了數十億英鎊。該報告顯示，有3%的英國勞動人口在分享經濟的交易平臺上提供服務。

本報告包含以下三方面內容：

描述了分享經濟平臺帶來的經濟效率的增長，并且說明了為什么這些增長沒有被計入GDP數據；

在分享經濟的新分類下討論了為制定合適的政策所需要的數據；

呼吁將收集分享經濟的數據作為首要任務。

通過在新的交易平臺上創造效率收益，分享經濟將帶來雙贏的結果。但是現在關于分享經濟的大部分爭論都認為其并不能有效識別這些結果。同時，關于分享經濟能夠帶來的影響的實證數據全部來源于美國，而美國是一個和英國有著迥然不同的勞動力市場和商業制度環境的國家，這也使得輿論有一邊倒的趨勢。

深入理解分享經濟的迫切需要，不僅源于其提供的新的交易平臺能夠讓英國的數百萬民眾從他們的資產或技能中得到更多的收益，也來自于消費者能夠得到的更多選擇和更低的價格。分享經濟行為甚至可能減少衡量的GDP這一事實凸顯了現有的定義和數據存在的缺陷。

Charles Bean先生在《經濟統計研究》的中期報告中提到，數字化經濟行為，包括具體的分享經濟行為，并沒有被納入現有的數據如就業率和GDP中。對于這一問題，英國國家統計局立刻回應道：“的確有必要考慮和改進對新型經濟行為的衡量方式。”Bean先生的文中還提到，首要的任務應該是收集有關于分享經濟的官方數據。英國的分享經濟正在快速增長，因此必須更精確地對其進行衡量；這篇報告陳述了需要的數據。

分享經濟由將人們聚集起來的交易平臺所構成，這些平臺實現了需求和供給的對接。早期分享經濟參與者的動機來源于更少消費和更多合作所帶來的潛在收益（包括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分享經濟強調協同消費，人際關系也是一個重要的驅動力。

分享經濟領域中涌現了很多成功的企業，并且這些企業都還在快速成長。懷疑論者只著眼于一小部分備受矚目并且資金充足的美國公司，質疑其生產能力和經濟增長的潛力，將這些潛在的市場進入者看作在位者的競爭對手，并且認為這些企業的就業將會對現有的勞動力市場的工作條件和潛在收入產生影響。

然而消費者（他們在購買時可能會將道德因素和便利性以及價格因素作為同樣重要的因素考慮）選擇了分享經濟平臺，這意味著他們可以在分享經濟平臺中獲利。資產或服務的提供者可能以其他方式獲利。例如，在英國的分享經濟平臺上，一些消費者選擇分享服務、房子或汽車，一些消費者分享他們剩下的食物（Olio），一些消費者分享他們的寵物貓（Cat In A Flat）甚至是他們的衛生間（AirPnP)。參與其中的人們可以通過分享他們未充分利用的資產或者技能來得到每年上百甚至數千英鎊的額外收入，和2008年以來幾乎沒有增長的實際平均收入相比，這些額外收入顯得尤為龐大。

Rachel Botsman和Roo Rogers在他們的書中將早期的分享經濟形容為“我的就是你的”。他們提倡“四項”分類法，這種分類體現了他們將驅動因素分為社會效益因素和環境效益因素的思想：

協同消費系統：例如時間銀行、本地交換計劃、“沙發漫游”、“順風車”、p2p貨幣交易、合租、分享辦公室等；

商品服務系統：閑置資產如汽車、洗碗機、機床或空置房間等的多用戶使用系統；

再分配市場：例如二手商品交易市場（包括免費交易網站如Freecycle和有償交易網站如eBay和Gumtree）和允許人們交易閑置物品的論壇等；

協作式生活方式：技能和服務交換，同樣也分為免費和有償交易（如分享三餐，分享花園和任務分擔）。

很多關于分享經濟的討論也包括了其他的匹配市場，特別是特定的項目或工作的供需匹配市場，涵蓋了大掃除，搬家甚至專業咨詢等一系列活動。也有一些討論著眼于繞過傳統金融中介的p2p活動的增長（如p2p融資和眾籌）。

一個可能的情況是未來的監管條例將對勞動服務（代駕或大掃除等服務）和資本服務（租賃或者提供汽車和房屋的使用權）有所區分；這兩種服務經常同時出現，但有時他們是獨立的。

下表中列出了分享經濟的分類，每一種分類下列舉出了對應的代表性企業名稱。

這些分享經濟的交易平臺有一個共同的優點，即以低成本和高速度來匹配勞動或資本服務的供給與需求。本文中我們著重分析具有正式交易市場的分享經濟行為。

英國的分享經濟

Nesta有報告稱，迄今為止已經有四分之一的英國人參與到分享經濟活動中來。普華永道的一篇分析報告估計，2014年英國分享經濟的五個組成部分的營業額達到了5億英鎊，并預測到2025年這個值將達到90億。在政府資助并由Wosskow和Debbie撰寫的獨立報告的建議下，2015年3月，英國分享經濟組織（SEUK）正式啟動。英國的分享經濟部門在最近的三年中快速成長起來，其發展速度從SEUK的成員數目增長中可見一斑。

從SEUK的成員發展史可看出，分享經濟并不是一個新理念（資歷最老的成員公司成立于1992年），也不是單純的一種商業模式。但是這些經濟活動的共同點是他們都通過快速匹配供給與需求使人們能夠充分利用閑置資源（包括人力資源、技能、實物資產或金融資產）。

即使我們能明顯地看出分享經濟的快速增長勢頭，我們仍然對分享經濟給就業和收入帶來的整體影響知之甚少，這其中還包括給消費者帶來的價值，對現有公司的影響以及他們對整體生產力和英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很多新興公司提供網上交易平臺——盡管這其中的一些平臺規模十分有限，但我們仍然能預期這些平臺上的交易行為將爆發式增長。

就分享經濟領域中的公司而言，英國擁有僅次于美國的公司數量。僅從現有數據中我們無法計算出分享經濟的準確規模，但是有報告稱，2014年英國的家庭收入中未被計入官方數據的總量與之前相比增加了數百萬英鎊。

Nesta有報告稱，迄今為止已經有四分之一的英國人參與到分享經濟活動中來。普華永道的一篇分析報告估計，2014年英國分享經濟的五個組成部分的營業額達到了5億英鎊，并預測到2025年這個值將達到90億。Wosskow撰寫的報告也估計了參與分享經濟的人數和他們的常規收入。

關于SEUK成員公司的一個調查顯示，無論是作為消費者還是服務或資本的提供者，已經有數百萬名英國人成為了分享經濟交易平臺上的忠誠用戶。由于各交易平臺存在重疊，且SEUK并不包括所有現有的交易平臺，我們不能夠得出準確的數字，但是極有可能已經有數百萬人通過這些交易平臺提供服務，占到了英國勞動力人口的3%，而在傳統定義中這并不屬于就業人口。這些平臺上的消費者則比服務提供者多出幾百萬。

分享經濟的實質是快速和高效率地通過網上交易平臺匹配供需，使得一些傳統意義上無法實現的交易得以實現。這些交易平臺即時提供交易雙方的信息，節省了平臺用戶的搜索時間和成本，帶來了對雙方都有利的凈效率增長。

一個簡單的雙贏的例子是喀拉拉邦沿海岸線港口上手機信號發射塔的建設。如果漁民們在靠岸前可以通過手機與港口取得聯系，他們的收入將會提高——消費者面臨的價格也會降低。交易雙方都因此獲利：漁民們可以根據需求提供魚的數量，供過于求的浪費現象將不復存在。

分享經濟活動能夠減少不必要的浪費，這些浪費包括特定的檢索時間，如花時間去尋找一個稱心如意的賓館，或者擁有特定技能的工人；也包括對沒有充分利用的汽車、私人車道、閑置房間或工具的浪費。用戶可以通過提供每周幾個小時的特定技能服務，或者出借他們不常用的資產來獲利，如果沒有這些交易平臺，他們將不能得到這些額外的收入。

現代科技顯著減少了這些交易所需的時間和精力，也讓這些要么以前不存在（因為無法獲得服務類型、價格和時間的信息），要么只能通過中介（如銀行和旅行社）發生的交易能夠實現。亞當·斯密曾經提出過類似的通過專業化生產提高經濟效率的觀點；分享經濟的交易平臺滿足了消費者的特定需求（如每周只租一天車；聘請專業人士在家中共進晚餐并講解飲食文化）。

分享經濟帶來的是交易范圍的擴大，因為它使得以前不可能的交易變為可能。例如，eBay的第一筆交易是向專門搜集損壞的激光筆的消費者出售一只壞了的激光筆。如果沒有這個交易平臺，這筆交易很可能不會發生。酒店預訂平臺提供更多的住宿選擇，并且比單純的賓館提供更多的服務體驗。租車平臺以更少的時間和更低的價格提供更大范圍的用戶選擇。

當存在以下五種情況時，分享經濟的交易平臺能通過擴大交易范圍來提高效率：當存在多種需求或供給的類型因此供需匹配存在范圍經濟時；

當交易對方的檢索成本很高時；

當平臺上存在很多潛在的交易方時；

交易平臺能吸引足夠多的用戶以創造一個可實現的市場時；

提前篩選機制、反饋機制或其他機制能夠為交易創造可信的環境時。

由于GDP只測度去除通脹因素后的最終產品或勞務的市場價值，這些分享經濟帶來的效益都未被反映在GDP中。

根據定義，分享經濟產生的效率增長被我們排除在GDP之外。

關于英國經濟表現的討論都應該把科技創新帶來的分享經濟增長考慮進去，因為這和增加經濟中的可用資本同樣重要。但是分享經濟效益并沒有作為統計數據放進生產力中衡量。

通過以更優惠的價格提供更廣泛的服務，一些分享經濟活動可以直接替代部分現存的交易行為。短期內這種替代行為會降低在職者的收入，繼而降低衡量的GDP；然而在長期，分享經濟帶來的新的競爭關系只會帶來更多的好處。

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時刻提醒自己，分享經濟帶來的效率增長還沒有被真正衡量進GDP中。交易平臺上用戶的快速增長以及他們從分享經濟行為中獲取的利益能夠充分說明分享經濟確實帶來了經濟效率。

交易平臺上的消費者

分享經濟中的消費者面臨更低的價格和更多的選擇。通過交易平臺消費者可以得到他人資產的使用權；美國的分享經濟中已經有例子證明低收入者是這些交易平臺的最大受益者。在美國，汽車擁有者平均年消費在9000美元，然而通過分享汽車計劃一次搭乘只需花費幾十美元。投資私人資產（無論是汽車還是度假別墅）的動機將會減少。

大多數的消費者通過分享經濟平臺的獲益將不會在經濟數據中體現出來：GDP根本不包括它們。如果有的話，較低的價格（如果沒有完全去除通貨膨脹因素）或者更少的資產購買將趨向于降低經濟增長率。在實際收入基本沒有增長的事實下，通過數字化交易平臺而提高的生活水平（無論是從更低的價格和更多的消費渠道方面而言）變得格外顯著。

Charles Bean先生在他的經濟統計中期報告中指出，分享經濟導致生產范圍的模糊化。所謂生產范圍指的是判斷一種經濟行為是否納入GDP的分界線。有報酬的工作，休閑和家庭勞務之間曾經明顯的分界線現在已經不那么明確了。

要旅行的人們通過旅社來代理事務（這被包括在GDP內）。然而現在他們可以在網上通過門戶網站預定（去中介化——代理費的減少降低GDP；更低的網上交易費用，更多的寬帶服務購買和酒店費用同樣顯示在GDP中）。或者，他們可以通過分享經濟平臺選擇住宿（消費者花一些時間搜索和安排住宿;交易平臺的會員費計入GDP;如果不是交換房間而是購買住宿，這筆費用也將計入GDP）。這些不同的選擇權帶來的結果是，同樣的旅行安排會帶來不同的GDP。但是明顯地，由于面臨更低的價格和更多的選擇，消費者的境況更好了。旅行社也許面臨更嚴峻的競爭，但新的在線業務和平臺、新的住宿供應商都因此受益。

生產范圍的模糊化意味著要重新考慮在經濟領域中GDP的定義，并且尋找一種衡量方式，使其不受人們分享資產方式或者工作形式的影響。

原則上來說，雖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定義忽略了分享經濟帶來的效率增長，盡管它仍然體現了分享經濟某些方面的數據，但是這些數據十分有限，總體來說分享經濟沒有被體現在GDP中。

工作和收入

官方數據應該將通過分享經濟平臺得到的收入統計進去。平臺上的供應商收入呈增長態勢（如果無法獲利他們將不參與交易），但是收入總量將取決于他們是否用平臺上的交易行為取代了他們的有償工作。然而現有的統計調查都未能記錄所有工作種類和收入的增長。

上述現象很可能表明了為何我們得出的國民生產總值與用其他方式衡量出來的總收入之間存在巨大差距。這兩個數據應該是相同的，但允許存在統計誤差（因為數據源不同，也因為收入數據的收集更為緩慢）。每年年底國家統計局都會權衡不同的衡量方法以得出一個唯一的GDP數據。過去，統計差異的數量級穩定在10億英鎊，最近這個數據變成了20-30英鎊，2014年則達到了90億英鎊之多。

國民收入被低估的原因有很多，并且通常在經濟衰退時期其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差距將擴大，但經濟高漲階段國民收入也將快速上升。分享經濟的增長完全有可能解釋國民經濟統計中的誤差，因為它并不被反映在官方經濟數據中。人們通過分享經濟平臺獲得的收入可能因為太小而被經濟數據調查而忽略，或者他們由于擁有本職工作而并不知道需要將分享經濟活動的收入報告上去。這些都有可能造成國民經濟統計誤差。可以預見，接下來由國家統計局主導的國民經濟平衡表的編制將變得十分有趣。

工作的模式是隨著時間而不斷變化的。越來越多的人認為自己是個體戶或自由職業者，盡管這些定義涵蓋了廣泛的工種，其中一些與分享經濟并不相關。英國的勞動力市場中，靈活就業和個體戶成為了長期趨勢：據官方數據顯示，15%的勞動力被認定為個體戶，具體數字達到了450萬。一份2015年12月發布的關于領英用戶的分析報告表明，在英國，個體戶數量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長，而聲稱自己在少于10人的公司工作的用戶則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3%。

政府發布的企業規模數據（見圖4）顯示，個體戶數量自2000年以來已經累計上漲了超過70％，占就業人數的17%（最開始只占了13%），而大企業的數量并沒有改變。然而個體戶的產出占英國總產出的比例較2000年相比變小了：他們的產出份額占總營業額的比例上升了24%，所以個體戶的經營活動特征可能在這15年間發生了變化。自2009年以來越來越多的人選擇成為個體戶，與此同時選擇放棄個體戶身份的人卻保持不變。

個體戶的平均收入數據由稅務局發布（數據將剔除收入超過10萬英鎊的少數個體戶），大部分個體戶只有唯一收入來源，且收入較低。在2013年財年，47%的個體戶沒有其他收入來源，他們的平均年收入為10,871英鎊；另外13%是領取養老金的退休人員，平均收入為21,509英鎊；剩下40%是擁有多種收入來源的個體戶，他們通過主要收入來源獲取的收入為27,006英鎊，通過其他渠道獲取的收入平均為10,621英鎊。

Airbnb在2013年的研究表明，其網站上的房主中有80%僅出租自己住的房子以增加收入。63%的房主稱在Airbnb上獲取的收入能夠用來償還自己原本付不起的賬單，44%的房主表示如果沒有這筆收入他們將被無法繼續承擔住房的成本。研究還發現，42%的房主是個體戶、自由職業者或兼職工作人員。

然而，關于自由職業者或個體戶參與的經濟活動，以及他們在這些經濟活動中獲得的收入，我們并沒有明確的統計數據。我們僅能從官方數據中得到有限的信息：例如，出租房屋或私人車道的行為并不被看做“工作”；而且由于其規模和新穎性這種類型的收入可能根本不會顯示在數據中。官方調查表明，自由職業者只占了勞動力的2%，并且沒有增長。這似乎與SEUK成員的調查相悖：調查表明，約3%的勞動力（根據重疊的程度）作為平臺上的供給商而存在。決議基金會試圖從SEUK的調查結果中推導參與分享經濟的勞動人數的增長趨勢，然而只得出結論：尚不清楚SEUK的調查是否真正體現了新的經濟模式而不是傳統的個體經營形式。

當涉及分享經濟行為時，現有調查方式存在三個主要問題：

1.官方的工作分類并沒有包括分享經濟平臺上的工作：標準行業分類規則（SIC）幾乎不認證涉及數字經濟的工作。所以49320（出租車運營/其他陸上客運的行業代碼）將不區分分享汽車服務與租車公司的服務。類似的還有55100（酒店及類似住宿行業代碼），78200（臨時就業機構行業代碼）等等。SIC并沒有提及“租用”，“分享”，“俱樂部”或任何與分享有關的其他關鍵詞，所以任何想要注冊成為分享經濟企業的公司就必須選擇服務業的大類別，否則只能選“其他”。英國國家統計局曾經準備研究一種統計方法使得這些數據能夠被包含進去，然而已經推遲這項研究，原因是“這項工作需要比預期更多的投入”。

2.分享經濟平臺上的工作最初并不被用戶當作全職工作：類似業務結構數據庫（BSD）的調查僅包括繳納增值稅的企業——也即年營業額超過79,000英鎊的企業——和/或那些至少在工資稅系統（PAYE）中至少注冊了一名雇員的企業。如此一來，BSD并沒有體現出分享經濟活動中的就業人數，也無法體現不斷變化的工作模式。 由于認為數字化市場沒有繳納原則上應繳的稅收，稅務及海關總署（HMRC）發起了一項旨在確定數字化市場收入的運動，這場運動針對注冊為企業賣家的14000余法人；然而從他們經營活動的規模來看，可能有更多的人注冊為個人賣家。脫離勞動力大軍的人們可以通過分享經濟參與經濟生活，以及人們可以擁有兩份甚至更多的工作，這些事實模糊了現有統計類別的邊界。

3.數字化經濟整體上來講被低估了：國家經濟社會研究院將調查數據與現有的政府SIC數據相結合，得出英國數字化企業數量在之間27萬到47.1萬家之間，而政府估計這一數字僅有12萬。然而，盡管這表明官方的統計數據明顯低估了數字化經濟的規模，我們并不知道的分享經濟中數字業務的比重。

價格

除了能夠提供給消費者多言的選擇和更好地匹配他們的需求，分享經濟給消費者帶來的一個關鍵性的好處就是降低了他們所面臨的成本。分享汽車或加入一個俱樂部，或者互換住所進行休假都是很好的例子。消費者面臨的價格也可能比市場購買更低，例如從網上商城購買禮物，或者與他人拼車出行。

這些經濟行為都是可測量的。然而通脹指標并沒有包含這些價格減免。類似于CPI等的價格指數只包括消費者的商業性購買，所以分享經濟中的私人交易被排除在CPI之外，這其中消費者能受益的更低的價格也并沒有被記錄在案。

增長

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定義不包括分享經濟帶來的效率增長這一事實已在前文中指明。此外，分享資產帶來的投資減少會降低衡量的經濟增速；而與此同時資產可用性的顯著增長則未被記錄在案。

分享經濟的諸多其他特征也未在增長數據中顯示出來。如果由于分享經濟數據的缺失導致通脹被高估，實際GDP將會被低估。如下圖所示，出租車和公共交通價格的增長（藍線）一直高于總體通脹率（紅色線）。雖然迄今為止其規模有限，但是汽車分享計劃還是能夠降低道路行駛成本。如果我們考慮到人們出行的成本比官方數據實際要低，那么通脹數據將是被夸大的，與此同時實際經濟增長被低估了。

被低估的數字化活動尤其是分享經濟活動往往意味著實際增長被低估。從實體經濟到數字化渠道的切換將降低我們計算得到的經濟增長率。衡量經濟指標時忽略分享經濟活動可能在當前并不會對經濟數據產生大的影響，但分享經濟的快速增長使得這個問題變的越來越重要。

在思考如何使經濟統計有效地反映這些新型經濟活動時，我們面臨兩類問題，其一就是統計機構使用的統計收集和抽樣方法以及他們使用的分類方式是否與不斷變化的商業模式、消費者行為和習慣保持一致。

另一個更大的問題是：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一直沿用的統計定義和慣例——特別是實際GDP增長率的構成和定義——是否仍然是經濟政策及其效果的有效指標？

答案是否定的。國家統計局近日表示，它將把收集新興經濟活動的數據作為戰略重點之一，而分享經濟的數據收集必然是計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