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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拜單車、ofo等共享單車遭到虐待。這些本屬于初創公司的財產，被扔進河里，被掛在樹上，被藏在家里，車座、輪子被肢解偷走，還有些騙子將騙錢的二維碼粘在單車上。

你在一家餐館吃飯，可無權拿走飯桌和餐具呀。這確實應該被批評為“素質差”，但加上定語“中國人”就有失穩妥。

遇見缺德行為，將其歸因為中國人素質，總是一個安全而又流行的觀念。但在自行車領域，“低素質”是一種早已實現全球化的虛擬物。

財經網文章及英國媒體稱，2013年按警方報案統計，倫敦平均每半個小時就有一輛自行車被偷，每天被偷的自行車多達74輛，年丟失總數可突破3萬輛。英國《每日電訊報》的記者曾和該國保險公司的調查人員一起，帶著新車到英國幾個城市做實驗，結果發現，新自行車平均4小時后就會被偷走。

他們還統計了2014年本國大學校內被偷自行車數量，這個數字合計是3775輛，其中劍橋和牛津排在前兩位，分別是319輛和292輛。英國球星貝克漢姆的夫人維多利亞在2014年參加美國紐約時裝周時，自行車被偷得只剩下一個鎖在鐵柱子上的車轱轆。

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R）引用FBI的數據稱，2010年美國有超過20萬輛自行車被偷。一家名叫Priceonomics的數據統計網站在2013年預計，美國每年有價值3.5億美元的自行車失竊。還有網站將洛杉磯自行車容易被偷的地區做成了地圖，以提醒居民。

2007年，中國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長馬維亞公布的一份抽樣調查顯示，全國每年被盜自行車近400萬輛，其中電動自行車是70多萬輛，經濟損失超過20億元。

摩拜單車首批投放的上海市，擁有自行車傳入中國的最早證據。1868年，當地一份報紙審視了上海街道上的“自行車幾輛”。自行車在歐洲也是創新之物，沒過幾年就傳到中國。它最先作為宮廷之物，在20世紀60年代成為中國年輕人結婚的四大件之一。

文革結束后，西方人驚訝于中國城市街道上的自行車流。80年代之后，自行車成為最主要的代步工具，迎來好機遇。2007年，馬維亞副局長在會上說，中國是舉世聞名的自行車大國，“目前中國的社會自行車保有量達到4.7億輛，其中普通自行車為4.2億輛”。在那次會議上，公安部等六個部門宣布開展共和國歷史上的第一次聲勢浩大的自行車被盜問題專項行動。

《法制日報》以“帶著對人民群眾深厚的感情去工作”的副標題，報道了9個月的行動成果：收繳各類自行車141萬余輛，向群眾返還自行車98.8萬余輛。

每年被盜自行車400萬輛，任務成果141萬輛，很明顯，還有250多萬人民群眾的感情被盜賊傷害。自行車偷盜可真是讓人民群眾苦惱，讓政府棘手。但盜賊卻很開心啊。

自行車偷盜生態圈

創投圈常喜歡問的問題很多。比如，在你所處的行業中，成功的關鍵因素是什么？你的商業模式是什么？你的供應商是什么？

現在我們也要問盜賊。為什么你要選擇這個違法行業，你的夢想是什么？這是一種有效的賺錢方式嗎？你的競爭壁壘是什么？

在中國的自行車盜竊行業，分別有四種參與者：車主、盜賊、銷贓者（黑市中介）、買贓者。套用時髦的觀點，這四個角色可謂創造了一個閉環生態圈。盜賊盜竊車主的自行車——盜賊轉手給銷贓者——銷贓者在黑市中賣給買贓者——盜賊繼續盜竊，包括去盜竊買贓者的那輛二手車。如此循環，一個生態圈就搭建起來。

這個生態圈已經形成利益輸出的網絡。車主是非自愿的利益輸出者，他的利益輸出是后面各個環節的基礎，沒有他的犧牲，就沒法搭建。而利益享受者至少有三方：盜賊、銷贓者和買贓者。其中，銷贓者擔當著利益中間人角色，當供需雙方在中間人平臺完成交易時，圈子就慢慢滾動起來啦。

接下來看一看這四種參與者的畫像。

先說盜賊。自行車賊散落在新聞大海里，幸運的是，有人專門以學術眼光觀察這幫違法群體。

2008年，《河北公安警察職業學院報》發表了一篇自行車賊的研究文章。該文作者引用1994年北京西城區公安資料稱，1994年西城區一共丟失了8041輛自行車，而公共場所的占比達到79.5%；其中變速車（當時的前沿款）和八成以上新車占比達到79.5%。

這應該算是國內有關自行車賊研究的首份大數據。我們發現，盜賊對風口論頗有研究，他們知道哪些地方容易完成收割，瞄準單車市場流行款式，以打動買贓者。

河南駐馬店市公安局一份調查資料顯示，該市自行車盜賊呈現低齡化。其中，25歲以下少年占比達到90%。去年溫州當地警方破獲了一個盜竊自行車的團伙，團隊頭子是個12歲的少年，他們的作案工具是便攜式鋼絲鉗。今天的盜竊團伙已經像公司一樣組織化，他們多由同鄉和朋友組成，并實現專業分工，有專門偷山地車的，也有專門偷公路賽車的。他們的工具也會隨著自行車防盜裝備的升級而升級。

排除其他因素，純粹從商業模式來看，這是一個好選擇。僅依靠一次性低成本工具投入，就能迅速實現收益，而邊際成本則為零。

再說銷贓者。銷贓者用當下的說法便是平臺概念的集大成者，在生態圈中屬于神經中樞。這個平臺大多經過包裝，依托于自行車市場、自行車修理店以及其他二手市場存在。這是一種確保安全性的手段，可以利用職業化掩蓋非法行為。

再說說買贓者。當買贓者參與進來，這個閉環就正式銜接起來。一個人購買贓車，一部分原因是二手車價格低，另外則是擔心高價新車被偷，而購買的二手車即使丟失，也不會很心疼。

在這里，車主和買贓者往往會是一類人。在自行車較為集中的高校校園里，存在著一種割肉自啖的現象：大學生們丟車——去銷贓市場買車——再次丟車——繼續去銷贓市場買車。2009年福州新聞網一篇報道中稱，一位大學生在4年的循環“剁手”，丟失了15輛車。而正是這些大學生們捧紅了附近的銷贓市場。

大學生按說是高素質群體，如果他們對來歷不明的車輛拒而遠之，這個生態圈起碼也能受點傷吧。2005年，一篇名為《對高校校園黑車現象的行為心理分析》的文章中認為，購買贓車是由于學生們法律意識淡薄、自私以及從眾心理所致。這篇文章呼吁的政策之一便是加強對大學生們的法制教育。

專家說得挺棒，但話劇《驢得水》里那位知識分子可能會吼叫了：“你憑什么拿你的道德標準來損害我的利益？”大學生們有著自私的考慮。首先，贓車價格便宜；其次，社會輿論以及法律條例對贓車購買者并無多少約束和懲罰。這給了學生們一個刺激的信號：買贓車是劃算的，是能被接受的，一旦有同學買了贓車，他心理便不會平衡，稍后有可能參與進來。

接受到刺激信號的還有盜賊。難道中國的法律對其沒有制裁？有，但是太輕了。一般的自行車盜竊，尚不至于入刑，只能通過治安管理條例予以幾百元處罰以及15天之內的拘留。態度好一些的盜賊，被批評教育好，也就自由了。

另外，偷盜的自行車被查獲的可能性也不大。不過若失主是個外賓，效果估計會好一些。4年前，一位環游世界的日本人在武漢丟失了自行車。武漢公安局便抽調精干刑偵，用了三天便破案了。盡管當地警方極力否認差別待遇，但網友們質疑聲不斷。后來，合肥一個小伙子自行車丟失后，謊稱自己是來自美國的游客，但并未取得好結果。

不能說警察不努力，畢竟2007年全國開展的打擊運動也確實取得了些許成效。但這樣的運動在接下來10年里，再也沒有開展過了。因為自行車數量多，同時又分散到全國各地，這無疑會增加執法成本。而盜賊和執法者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盜賊在暗處，執法者在明處。信息對盜賊有利，而其在被抓前、被抓時、被抓后的風險都比較低。而買贓者，也在利用自己的自私和低風險，為這個行業助威。

我們都是買贓者

買贓者就在創投圈出沒，他們甚至不用偽裝。他們擅長喊出改造人類社會之類的宏大口號。這事著實怪異。若我在文首嚴肅地說，鄙人寫這篇文章是為人類謀福，你讀著感覺怎么樣？

他們擅長粉飾，刷融資額、刷下單量、刷軟文、刷人格魅力。他們擅長跟對手們進行斗爭，利用圈養的喉舌去攻擊對手，進行造謠。他們……嗯，應該還有別的爛招，不過我們目前還不知道而已。

互聯網經過20多年的成長，結出很多果子，可偏有人想黑燈瞎火偷幾個占為己有，偏有人想給果木打激素，偏有人把爛果子包裝成人參果。

他們為什么可以這么做呢？因為道德因素并非我們想象中的那么有效。媒體時不時地會爆出一些企業造假，但事后沒遭到什么處罰的新聞。媒體這種做法可以理解，但效果似乎不好，這些內容的潛臺詞應該是：哇，別的公司都這么干了，我也應該這么干。

自行車偷盜生態圈滾動著，滾動著，然后就被創投圈迎頭趕上了。2016年，北京、上海的盜賊們發現，市場上又多了幾款新品種，他們的手又開始發癢了。

我們得承認自己可能就是買贓者，常常將道德擱在腦后，而只會計算成本和收益。心理學家羅伯特·恰爾迪尼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森林公園進行了實驗。公園出了問題，就像那個告示牌所說：每天自然遺產都會遭到破壞，石化木以每年14噸的速度被盜，大多是一塊一塊地被盜走的。

設立這個牌子是為喚醒游客的道德良知。羅伯特和同事們故意在幾條小路上都撒上了石化木碎塊，等著被偷。其中有些道路上設置了警示牌，有些則沒有。

實驗的結果是，在豎著牌子的路上，石化木被偷的數量是沒豎牌子路上的三倍。羅伯特得出結論，公園的警示牌傳達著道德信息，但或許傳達的真正信息則是：石化木快沒了，趕緊拿走一份；或者是一年14噸被偷，我拿幾塊兒也沒問題。

這并不是說人有多罪惡，而只能說明人的復雜性（這是作家最喜歡的一個詞）。人就是人，刺激之下，人就會做出反應，要么變壞，要么變好。

《美國殘疾人法》是一項旨在保護殘疾人利益的高尚法律。但有數據表明，法律的實施導致美國殘疾人的就業崗位越來越少。而原因則是雇主十分擔心自己無法約束那些工作不好的殘疾人，因為后者有法律保護，也無法隨意解雇，所以，他們選擇不雇傭殘疾人了。

德國人為了避免垃圾稅，將飯菜倒進馬桶，結果導致下水道老鼠大量出沒。愛爾蘭實施相關措施后，埋在后院的垃圾越來越多，這不僅導致了環境污染，也讓當地人更容易得病。

英格蘭紐卡斯大學的教授梅麗莎·貝特森在學校的茶水箱上做過實驗。通常情況下，老師喝過咖啡后，就會在誠信箱里中投錢。梅麗莎在每個星期都會做一個價格表，雖然價格不變，但價格表上方會在偶數周貼上一朵花，奇數周則貼上一雙眼睛。實驗結果是，當雙眼注視時，誠信箱投下的錢是平時的三倍。這個方法也被英國紐卡索大學所利用。他們在自行車停車架上貼了張“瞪眼圖”，學者研究發現停車架上方貼有眼睛圖片，自行車失竊率較前1年減少62%，反之則增加63%。

而那些可憐的互聯網共享單車呢？它運營時就停在大街上，這個場所，就著夜色，太容易勾起人的邪念。一些人便將它亂停亂放。一些人又想免費占有，索性直接上把新鎖。而對于盜賊呢，要么灑脫扛走，要么把零件卸掉倒賣。

對于一家公司來說，起碼都有如下認識：沒有一個人或者組織能比得上群眾鉆政策空子的智慧；人常常言不由衷，更具體的說，從創業者到消費者，他們都會說對方想聽的話，而私下卻想著自己要做的事情。

2015年8月份，沃爾瑪公布當年二季度財報時，多次提到“耗損”問題。耗損的一層意思是商品因為偷竊而造成的損失。沃爾瑪擁有較為先進的安防措施，但他們不止一次看到顧客把肉藏在褲兜里，偷偷逃避結賬。2014財年數據顯示，損耗率占了銷售額的1.4%，公司預計照這樣發展下去，這個數字會達到70億美元，其中38%來自外部盜竊，35%來自內盜，其他則是賣不掉的庫存。

如果沃爾瑪真的相信人的素質，那攝像頭就不必裝了。而國內某些超市員工需要完成的一個月要抓住幾個小偷的奇葩任務，也能被很好理解了。

摩拜單車、ofo等共享單車最令人疑惑的便是一群自私且復雜的創業者，要去呼吁消費者的個人素質。8月22日，摩拜發文稱，后臺報障信息顯示某車輛在未被開鎖的狀態下有位置變化，懷疑該車輛被盜，最后發現嫌疑人是一家投資公司的CEO，偷竊是為了研究構造，抄襲。該文稱，“摩拜單車的誕生，似乎對高素質社會，對人性又提出了一個更高的要求。”

媒體對壞消息的偏好剛好迎合了讀者，后者自然可以借機對低素質加以批判。“低素質”對這些產品的影響到底幾何？摩拜單車透露的廣州數據是，每一萬輛車有100輛遭到破壞。換算一下，這個損壞率是1%。

天下有賊，發達國家有，中國也有。沃爾瑪的耗損能證明，QQ平臺里的詐騙犯能證明，谷歌平臺里的詐騙犯能證明，全球的那些被偷的自行車也能證明。

摩拜單車廣州的損壞率也能證明道德問題。不過，當這些單車項目發展受挫，或者真正失敗時，還是不要歸因于道德素質了。沒人會否定素質的作用，但是在成功的產品里，用戶里都夾雜著違法者和素質低下者，而這些產品卻憑借其他優勢和精明的手段而成長壯大起來。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商業人物”（ID:biz-leaders），作者馮超。點擊查看原文：《單車與共享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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