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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展望2019年時曾經認為，旅游數據泡沫會破裂，但事與愿違，各地旅游數據依然在高位運行，甚至更高。

2020年，一場大疫情之下，希望旅游數據在多重作用下回歸本質，宏觀旅游研究也就有可能取得高質量的成果，我也滿懷期待。有些事情，要用更負責任的態度向產業有所交代，也為了行業更健康的發展。

傳統的人工統計方法基于統計學的填報和抽樣調查，存在著游客規模估計不準、統計效率低下、統計和數據建設普遍存在“怎么算”不清楚、“何時發”無預期、“誰應對”沒體系等問題。在新的發展環境和發展模式面前，傳統的做法越來越難以應付。

旅游企業和旅游管理部門對新的統計方法，特別是大數據等新技術應用的熱盼和渴望，源于對發展掌控力缺失的憂患。由于大數據具有客觀性的特點，可信度大大高于調查問卷，將之納入旅游統計是發展的必然趨勢。不但如此，大數據等新技術的應用帶來的不僅僅是方法的變革，而且將帶來實踐和認知模式的重塑。引入新的技術手段，不能“新瓶裝舊酒”，簡單套用原有的統計框架和統計模型；若不是系統性的全面革新，將帶來一系列的沖突和矛盾，產生事與愿違的效果。

過去采用人工統計時，缺乏客觀依據。現在有了大數據，理應提供更準確的統計結果。但是，在引入大數據之后，卻存在較為嚴重的旅游統計數據虛高的現象。除了旅游部門（實際上，旅游部門自己也存在懷疑）“相信”這些數據，其他政府部門很少采納，學者也不敢以之作為研究依據。

如果再不正本清源，長此以往，不但會對旅游統計數據的社會公信力造成不良影響，影響地方黨委政府對旅游業的宏觀調控和有效管理，也會毀了中國旅游的聲譽。

圍繞四個方面，我談談對旅游統計工作的幾點看法和建議。

一.對目前國內旅游數據存在的疑問

疑問一：國內旅游人數為什么“縱向不可加，橫向不可比”？

根據國家旅游局公布的數據，2016年、2017年的國內游客人數分別達44.40億人次和50.10億人次。本文對各省級行政單位公布的2016年和2017年國內旅游人數進行數據收集和整理（見表1），發現各地加總的數據達到了111.29億人次和130.75億人次，超過國家旅游局公布的國內旅游人數的2.5倍左右。

再看具體的省份，以2016年貴州省和廣東省的數據為例。2016年廣東省的國內游客人數為3.62億人次，同期貴州省達5.30億人次，超過廣東1.7億人次，約為廣東省的1.5倍。2017年貴州7.44億人次，廣東4.07億人次，相差3.37億。而截至2016年底，廣東省年末常住人口為10999萬人，貴州省年末常住人口只有3555萬人，約為廣東人口的三分之一。

兩組數據似乎存在矛盾，廣東人口基數遠大于貴州，經濟發展程度遠遠高于貴州，按常理推測，廣東國內旅游人數應大于貴州，而公布的統計數據并非如此。如此推斷，國內旅游統計中應含有不少水分。

表1: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國內旅游人數（2016、2017年）

數據來源：各省市2016年和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統計公報；2017年重慶市旅游業統計公報；2016年天津市統計年鑒；2017年山東省旅游業統計公報。貴州省2017年數據來源為2018年2月7日網易新聞。 

疑問二：國內旅游人數與常識相悖？

航空通常作為外省市游客進入某一省份的主要交通方式，因此可以借用機場吞吐量數據來粗略估計省外游客規模。對比2017年全國各省會城市的機場吞吐量和國內旅游人數之比（見表2，呼和浩特和南昌數據暫缺），我們發現大部分地區的比例偏低，30%以下的地區有22個，占總數的76%。

此外，機場吞吐量的相對大小能夠大致反映省外游客規模，但2017年貴陽市的國內游客人數為14836.59萬人次（此人數沒有區分省內和省外游客，如果省外游客占50%，也達7400多萬），超過昆明市，約為廣州市的3倍；而同期貴陽龍洞堡機場的旅客吞吐量僅有1810.96萬人次，僅是昆明長水機場的40%，廣州白云機場的27%。這些數據與航空為主要省外游客交通方式的常識相悖。

表2:全國省會城市國內旅游人數與機場吞吐量（2017年）

數據來源：國內旅游人數來源于各城市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統計公報；機場吞吐量來源于中國民用航空局2017年民航機場生產統計公報。

注：標“-”處為未公布數據。

二.目前國內旅游人數是怎樣統計出來的：說不清道不明的人次（人天）

上述數據的質量，從常識上就可以判斷，可信度不高。對政策制定者、管理者、投資者沒有太大的參考意義。那我們的游客量數據是怎么統計出來的？

在使用大數據之前，我們統計的計量單位是人次，如果一名游客在某目的地游覽了10個景點，就被統計了10次，加上住宿再統計1次，1名游客就變成了11人次；使用大數據之后，如果是使用手機漫游數據，統計的是實際上是人天數，每天被統計1次。并且假如設定離開居住地6小時、10公里就統計為游客，那越是大都市，就有越多的本地人通勤被統計為游客，還有可能一人帶二部手機的被統計為2名游客。

實際上，國內過夜游客的住宿登記是全世界最準確的統計，完全可以公布一個過夜游客數據，但這個數據與當前公布的數據相比，數量太小，“非常難看”，沒有哪個目的地愿意公布。

還有與游客量相關的是旅游總收入。貴州2017年公布國內游客有7億多人次，同時公布旅游總收入達到7116多億人民幣，每人次均消費大約1000元。貴州2017年GDP只有13540億元，旅游總收入（盡管旅游總收入不是旅游增加值，也可以大致比較一下）相當于GDP的52.55%。從常識來判斷似乎不大可能。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因為我們用游客抽樣調查的人均消費乘以人次（應該是人，如果一個游客被統計10次，收入就多計算了9倍），而游客抽樣調查更多的是省外游客的抽樣，他們的消費遠遠大于省內游客，所以又得出了旅游收入這樣又一個特別大的數字。

為什么要公布一個沒有多大決策、投資參考價值的“天文大數”，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本文要討論的是在現有大數據技術條件下如何改進統計工作。

三、國內旅游人數的概念辨析—尺度“缺位”

1.國內旅游人數的概念辨析

追溯“旅游”、“國內游客”等概念，本文梳理了世界旅游組織、國家統計局以及《旅游地理學》教材中給出的定義，見表3。目前的定義主要圍繞游客的旅游動機和停留時間進行說明，但旅游活動作為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空間流動過程，必然涉及地理尺度的轉換，現有定義卻缺乏對地理尺度的界定。

客源地和目的地兩個“地方”之間的邊界是什么？以往的概念中都沒有具體言明。筆者認為，對應中國國家的行政區劃體制，國內旅游的尺度轉換表現在“國家-省-市-縣”四個層級。

表3:“旅游”與“國內游客”的概念梳理

2.將尺度觀引入旅游統計的必要性——不同地理尺度下的國內旅游人數測算

那么尺度劃分對國內旅游人數的統計有什么意義？不同地理尺度的統計會得到怎樣的結果呢？根據上述的概念，旅游人數應是統計某一行政邊界外的人進入邊界內旅游的人數。例如，以省為單位，假設其他省份的人每年每人到該省旅游1次，則最大的可能國內游客人數，計算公式如下圖所示（1）式。

假設某省人口為4000萬，按照國內人口總數為13億計，則該省每年的省際可能最大游客人數為12.6億，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的合計省際可能最大國內游客人數達到390億左右。

同理，2016年末，全國有省轄地級行政單位共334個，那么以地級市為單位，假設其他地級市的人每年每人到該市旅游1次，則334個地級市可能的國內游客最大理論值將達到4329億（見式3）；全國有縣級行政單位2851個，以縣級市為單位的可能的每年國內游客最大理論值更大。

注：（1）式中：k指全國人口總數，Xn指各省級行政區人口。（3）式中：k指全國人口總數，yn指各地級行政區人口。

由上述測算可知，不同尺度的旅游人數統計結果會產生極大差異，進一步說明了在旅游統計中進行尺度劃分的重要性。

3.將尺度觀引入旅游統計的現實意義

（1）分層級的旅游統計數據對旅游決策具有針對性的指導意義

回應文首提出的第一個疑問，目前國內旅游統計是以縣級尺度作為基層統計單位，通過逐層上報匯總，最終得到市級、省級的總體統計數據，從2016和2017年國家旅游局公布的全國國內游客數據看，全國數據應該是在各省數據基礎上做了取舍后得到的，小于全國各省的總和。但是這種統計方式得出的結果，對于旅游管理者的參考價值尚待商榷。

旅游的本質是產品出口的一種形式，外地人在本地的旅游消費，才能真正反映旅游對本地區的經濟貢獻。國家層面更多應該關注入境旅游，省級層面除關注入境旅游外，國內旅游應主要關注省際旅游，地級市層面和縣級層面依次類推。

當旅游統計概念體系增加尺度要素后，這個問題可以迎刃而解。“國家-省-市-縣”四類不同尺度的數據，統計對象也各不相同。就國內旅游統計而言，不同層級的政府關注不同尺度的旅游統計數據，從而可以對轄區內的旅游發展現狀進行正確的評估和判斷。

（2）尺度觀的引入可以論證地方旅游統計出現天文數字的可能性

回應文首提出的第二個疑問，通過上文的簡單測算，可知尺度與旅游人數呈現一定的負相關關系。對于某些熱門的旅游地，尺度越小，國內旅游人數可能呈爆發式增長。因為尺度越小，相應的地理邊界范圍越小，邊界兩側的互動更加頻繁；且邊界外的人口更多，意味著擁有更多的潛在游客。

四、構建“省-市-縣”國內旅游數據層次體系

綜上，筆者認為國內旅游人數統計應按照“省-市-縣”進行尺度劃分，分為三個層級：

（1）省際國內旅游人數：以省界為邊界，指該省級行政區以外其他省份的國內游客人數。例如廣東省的國內旅游人數，指的是除廣東省以外其他30個省級行政區的國內旅游人數。

（2）市際國內旅游人數：以市界為邊界，包括兩類：一是該市級行政區以外的省內游客人數；二是省外游客人數。例如廣州市的國內旅游人數，包括省內除廣州市以外其他20個地級市的旅游人數和廣東省外旅游人數。

（3）縣際國內旅游人數：以縣界為邊界，包括三類：一是該縣級行政區以外的市內游客人數；二是所屬市以外的省內游客人數；三是省外游客人數。例如廣州市海珠區的國內旅游人數，包括廣州市內除海珠區以外其他10個區的旅游人數、廣東省內除廣州市以外其他20個地級市的旅游人數及廣東省外旅游人數。

需要說明的是，上層級尺度的統計人數不計下層級尺度內部的旅游流動，因為上層級統計人數并非下層次統計人數的累計加和。

國家在發布國內旅游數據的時候，可以分層次發布，如省際之間的國內游客量，地級市之間的國內游客量，縣級之間的國內游客量。

各省（包括一部分地級市）旅游大數據中心的建立，在技術層面已經完全具備了按地理尺度進行游客統計的基礎。關鍵的問題是文化和旅游部、國家統計局要研討并確定新的統計口徑，旅游統計需要一次“革命”了。

五、結論

目前的旅游統計數據存在一些問題，與統計基本概念缺乏地理尺度的界定有關。為保障旅游統計數據的準確性與真實性，亟需將尺度觀引入旅游統計，建立“省-市-縣”的國內旅游統計層級體系。

在確定按地理尺度統計游客后，從技術層面上，可以統計人和人天，還可以統計過夜游客人數等。但無論哪種指標，都將為政府相關部門、旅游企業提供更具針對性的決策依據。

【易水注】拜讀過保繼剛老師及其團隊發表過的兩篇有關旅游統計的論文，一篇闡述理論（《將尺度觀引入旅游統計工作的幾點思考》，旅游導刊，2019年第1期）；另一篇是大數據算法和案例研究（《大數據視角下的游客人數統計問題研究》，旅游論壇，2020年第1期），極見研究功力和拳拳之心。

在高質量發展主旋律下，有沒有可能破除“大”數據的迷思，真正回歸大“數據”價值本質。事實上，隨著“+旅游”、“旅游+”，行業的價值不僅僅就體現在數據上。我們愿意看見，將賦予數據之上的過多闡釋價值祛魅化，選擇輕裝上陣，繼續在充滿青春朝氣的道路上腳踏實地的前行。不然，一旦陶醉于“說大話”，往往“干小事”可能就不那么扎實。

*本文來源：微信公眾號“ 易水文旅”（ID：T-newmedia），作者：保繼剛，原標題：《中山大學教授保繼剛：對當前旅游統計工作的幾點看法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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