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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6月12日，剛剛于東南沿海“畫了幾個圈”的鄧公，會見了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斯特凡·科羅舍茨一行。談話間，鄧公指出“改革步子要加快”，并明確提出：

“我們正在搞一個更大的特區，這就是海南經濟特區……海南島和臺灣面積差不多，那里有許多資源，有鐵礦、石油，還有橡膠和別的熱帶、亞熱帶作物……海南島好好發展起來，是很了不起的。”

正是這段談話，第一次向世人透露了建設海南大特區的宏偉戰略，也成為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的起源。

出于“中國南大門國防前哨”的特殊身份，曾經的海南長期都是將“加強防衛、鞏固海南”的題詞作為雷打不動的建島方針，而這也導致了海南經濟發展的滯后，除了擁有全國最大的橡膠生產基地外，海南幾乎再無其他像樣的產業，財政與居民收入更是少得可憐。

有人戲稱：與其叫瓊島，還不如叫“窮島”。

直到鄧公慧眼識珠地洞見到了海南的巨大潛力和美好未來，尤其是在1984年視察完深圳和珠海兩個經濟特區后，他更加堅定了進一步開放海南島的決心。終于在1988年4月13日，國家正式通過了關于設立海南省的決定，海南由此成為了全國最大也是唯一的省級經濟特區。

從國防前哨到開放前沿，從邊陲海島到開發熱土，海南完成了華麗轉身，步入了發展的新紀元，并即將在未來的30多年里，不斷地迎來重大的歷史機遇。

從探索到“泡沫”

剛剛建省不久，一個重磅難題就擺在了海南的眼前：到底要不要發展工業？

誠然，縱觀人類社會發展史，兩百多年的工業文明創造的財富總量已經遠遠超越過去幾千年創造的財富總和，正是因為有了現代化機器大工業，經濟社會的現代化才得以不斷推進。而發達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經驗一再證實：要想實現現代化，工業化是必由之路。

更何況，當時海南省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僅有18.4%，農業卻高達50%——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低層次產業結構。

可是按照當時的情景，工業并不符合以生態環境著稱的海南所具備的比較優勢，而且早期的海南基本沒有什么像樣的工業，發展起來難度將會非常之大。這也使得人們在商討海南發展大計時，一度搖擺不定。不過最終，“工業主導”思想還是占了上風，在1988年定稿的《海南經濟發展戰略》中明確了海南發展的總目標：

“建立以工業為主導，工農貿旅并舉，三次產業協調發展的經濟體系。”

以此為基調，海南開啟了一波工業化的小高潮。盡管工業的確是在快速增長，1988~1992年的平均增速高達20.26%，但無奈海南當時的工業規模實在太小，增速再快也難以盤活全省經濟，并且工業內部結構層次偏低，大多為礦業和農產品加工，缺少高附加值制造業的引領，因而沒能掀起太大的浪花。

好在外貿的表現足夠搶眼，這與國家政策傾斜不無關系。

1988年8月，轟動全國的《加快海南經濟特區開發建設的若干規定》出臺，該文件對于外貿的支持力度之大可謂空前，其中提到的三個“進出自由”——資金進出自由、境外人員進出自由、貨物進出基本自由，在全國范圍內更是獨一無二，人們直呼海南“比特區還特”。而依托于此，海南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外貿繁榮，服務業比重也得到了質的提升。

在此期間，發生了一件影響深遠的事情，那就是名噪一時的“洋浦風波”。

按照當時的規劃，洋浦被定位成海南省“特區中的特區”，但省內卻沒有足夠的資金來開發洋浦。于是，省政府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在洋浦地區，由外商來成片承包并加以系統開發。無論是開發面積、開發期限還是模式的靈活程度，這都是建國以來對外開放尺度最大的舉措。

怎料，這種做法非但沒有被國人認可，反而被打上了“賣國”的標簽，導致洋浦的開發一再遭到拖延——原本準備在洋浦投資的各種大公司、大財團、大項目幾乎全部轉到比海南晚起步的浦東新區，并直接成就了后者的崛起，海南因此錯過了經濟騰飛的一大契機。

就在這時，些許“躁動”浮現了出來。

當招商引資的道路因“洋浦風波”而中斷時，土地便成了解決海南發展資金問題的關鍵所在；再加上鄧公于1992年發表了南巡講話，海南又一次掀起了淘金熱潮。恰逢當時，中央正在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步伐，寬松的開發環境讓房地產在全國范圍內迅速崛起并熱得發燙；而之于海南，低廉的地價與舒適的環境，讓大量房地產投機客紛紛涌入。

公開資料顯示，不到700萬人口的海南，兩年內出現了兩萬多家房地產公司，僅30余萬人的海口地區，房地產開發面積就達到800萬平方米。眾多炒地者開始了擊鼓傳花的游戲，大量尚未興建仍是圖紙的樓盤幾經轉手，搖身一變成為天價地產。

按照海南民謠所唱，“大老板建大樓，小老板蓋小樓，沒錢的炒樓花”。在投機者們的驅動下，海南平均房價從1991年的每平方米1400元漲到了1993年的7500元，地價在一年內從每畝十幾萬漲到六百多萬。瘋狂之勢，可見一斑。

房地產空前的繁榮助長了泡沫的迅速擴大，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1993年6月，國務院出臺宏觀調控措施，嚴控信貸規模、削減基建投資、清理所有在建項目，并終止房地產公司上市。如此一來，海南房地產泡沫正式破滅，昔日的狂歡也宣告結束。絕大部分因海南房地產繁榮而一夜暴富的人突然變得一無所有，眼下的600多棟爛尾樓和數百億壞賬恍如隔世，而“天涯、海角、爛尾樓”也成為海南一時間的“三大景觀”。

這場房地產風波，影響是深遠的，不僅很多人的財富夢幻滅了，于海南而言，經濟遭到重創，此前已經確定的“工業主導”發展思路也被急功近利的投機心理沖擊得七零八落。

彷徨之余，海南重新思考前進的方向。

從“發展旅游業”到“建設國際旅游島”

1993年，時任國家勞動部部長阮崇武被任命為海南省委書記兼省長。

經過全面考察，阮崇武認為旅游業與熱帶農業才是海南的優勢所在，于是，他決定轉換思維，對海南的產業發展戰略實行調整。1993年7月的海南省第二次黨代會上，阮崇武明確提出：

“海南產業發展的基本方針是：以旅游業為龍頭，超前發展第三產業；以工業為主導，加快發展第二產業；以農業為基礎，穩定提高第一產業。三次產業增加值在國內市場總值中的比重順序，由‘一三二’逐步調整為‘三二一’，使三次產業協調發展。”

次年2月，在海南省委二屆二次全體會議上，“優化產業結構，強化基礎設施建設，以旅游業為龍頭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的戰略再度被重申。

這是海南經濟轉型的關鍵一步。

為了貫徹“以旅游業為龍頭”的發展思路，海南于1993年頒布了《海南省旅游發展規劃大綱》，其中赫然寫著“批準立項154個旅游開發項目，計劃投資總額102.7億元人民幣；拓寬海南與內地的陸島交通運輸渠道，增開33條國內航線”，并大力推動亞龍灣國家旅游度假區等旅游開發區和旅游項目的建設工作。1995年后，海南再度祭出大招，開始著手規劃建設三亞南山文化苑與博鰲水城等大型旅游開發項目，掀起了一波旅游開發熱潮。

在此背景下，海南的旅游業踏上了發展的快車道，無論是接待人次還是營業收入都穩步攀升，其中，前者由1993年的279.41萬人次增至1997年的791萬人次，后者則由23.97億元上漲至41.28億元（見下圖）。

然而，旅游業的壯大并沒能帶動海南經濟走出困境，從GDP增速來看，在經歷了1992年的峰值（41.5%）后，海南經濟開始呈現急劇下滑態勢，1994年的增速被西藏超越，1995~1997年更是連續三年全國倒數第一，其間不乏大量公司的倒閉與撤離。這也讓當局者意識到，僅僅“押寶”旅游業是不夠的，海南還需要探索更為多元化的發展方式。

而后，在1996年，海南制訂發布了《海南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其中首次提出了“一省兩地”的概念——即要把海南建成中國的“新興工業省、熱帶高效農業基地和海島度假休閑旅游勝地”，而這一概念也被確定為海南產業發展新的基本方針。

此后的十多年時間里，盡管在不同階段有所微調，但海南大體上的發展方向均沒有偏離“一省兩地”的精髓。

有意思的是，這次海南再度將發展工業作為重點任務之一，其原因大概在于，幾年前的房地產泡沫破裂讓人們認清了發展實體經濟的必要性，有人甚至提出“海南再窮再難都要發展現代工業”。

當然，也有不少人對海南發展工業表示擔憂：在人們眼里，陽光沙灘、碧海藍天、水草豐茂、綠水青山就是海南的代名詞，倘若發展工業，勢必會對海南美好的環境與生態造成破壞。這又該怎么辦呢？

于是，海南又在2004年提出了“始終堅持不污染環境、不破壞資源、不搞低水平重復建設”的“三不”原則；同時，在定位“一省兩地”產業發展思路后，海南還將發展新型工業的重點放在位于西岸的洋浦，從而確保東海岸不受工業影響。

這時，海南經濟開始真正展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無論是GDP、工業增加值還是旅游業都呈現出一片繁榮；另外，中石化、中海油、一汽、華能、中信、國電、南方電網等一批知名大公司、大集團紛至沓來，各種重大項目陸續竣工投產，海南的產業體系得到了豐富與完善。

2008年，國際金融海嘯爆發。為了應對眼前的形勢，國家適時地提出了經濟結構轉型的目標，經濟增長動力也由以往的依靠國際市場轉為擴大內需。基于此背景，海南進一步將旅游業定位為戰略產業，并提出“建設國際旅游島”。

2010年1月4日，國務院正式發布《國務院關于推進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發展的若干意見》，這標志著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步入正軌：作為國家的重大戰略部署，我國將在2020年將海南初步建成世界一流海島休閑度假旅游勝地，使之成為開放之島、綠色之島、文明之島、和諧之島。

此時，國家也進一步為海南未來的發展賦予了“兩區三地一平臺”的全新定位：

1、中國旅游業改革創新的試驗區；

2、全國生態文明建設示范區；

3、世界一流的海島休閑度假旅游目的地；

4、南海資源開發和服務基地；

5、國家熱帶現代農業基地；

6、國際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

在此發展戰略指導下，海南省逐步放寬免稅、免簽、放航權政策，全力布局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旅游業及其相關產業，使得經濟發展良好勢頭得以保持的同時，產業結構也得到了進一步優化。2015年，國家又提出要把海南打造成中國的旅游特區，將國際旅游島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

海南越來越重要了。

從自貿區到自貿港

2018年，海南“三十而立”之時，又迎來了新的歷史機遇。

當年4月，《關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指導意見》正式發布，明確以現有自由貿易試驗區試點內容為主體，結合海南特點，建設中國（海南）自由貿易試驗區，實施范圍為海南島全島；兩年后的2020年6月1日，中央又印發了《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將海南的“自貿區”頭銜升級為“自貿港”。

究其原因，在于國內外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

自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美國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勢力呈現抬頭趨勢，世界經濟環境變得日益復雜而微妙。另一方面，在“一帶一路”倡議的背景下，我國正加快對外開放步伐，雙邊貿易和區域貿易不斷發展，尤其與東盟合作領域不斷擴大，經貿聯系日益緊密。作為全球化受益者和推動者，我國需要設立開放度更大的自由貿易區，以積累單邊、雙邊、多邊與區域開放與合作的經驗，最終為中國參與國際經貿新規則制定以及應對國際經貿格局變化新挑戰提供經驗與支撐。

地處南海的海南，是聯通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戰略要道，也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支點，在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合作上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另外，博鰲亞洲論壇每年在海南舉行，作為國際組織峰會的舉辦地，海南在國際化形象不斷提高的同時，也為自身的進一步開放提出了新的要求。

因此，海南自貿區（港）的建立，可謂是歷史級的重大決策。值得注意的是，從海南自貿區到海南自貿港，一字之差，含義卻全然不同。

從學術角度看，自貿港相當于自貿區的升級版，是開放程度更高的自貿區。在自貿港內，海關一線真正放開，貨物可自由流動，取消或最大程度簡化入港貨物的貿易管制措施，簡化申報手續方便國際貿易船只出入港、裝卸、儲存與過境中轉。

顯然，自貿港應比自貿區有更高的標桿意義和更豐富的內涵。從自貿區躍遷到自貿港，希望的不僅是自貿港能獲得更多的國際離岸貿易和服務，更期待的是被國際業務激活的廣大內地相關產業集群，體現的則是更全面、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而構建中國特色的自貿港，是新形勢下我國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的重要戰略部署，也是主動對接國際貿易與投資新規則的重要抓手。對于打造開放層次更高、營商環境更優、輻射作用更強的開放新高地，以及促進開放型經濟創新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對于有效促進我國對外自由貿易發展以及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格局同樣影響深遠。

于海南自貿港而言，有四方面使命等待著它去完成：

第一，深化改革開放，探索新時期的新路徑，要當好新時期改革開放的尖兵，履行探路開路的責任，并為全面推開樹立榜樣、提供經驗；

第二，探索通過發展特色產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新模式，依托海南現有的旅游業、現代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進一步完善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同時，推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第三，探索將經濟跨越發展和生態保護提升有機結合、相互支撐的新模式，力求在保護好生態環境的前提下加快經濟發展，進而為全國生態文明建設做出表率；

第四，探索更高層次、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充分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加強合作與聯動等。

未來如何，拭目以待。

結語

憶往昔，自誕生之日起，這個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便始終在夢想與現實、期待和失望的焦灼中蹣跚前行。從“洋浦風波”到“樓市泡沫”，從“工業主導”到“旅游制勝”，從“自貿區”到“自貿港”……為了追逐夢想，擺脫貧困，發展致富，也為了服務于國家發展大計，海南已經悄然度過了32年的光景。

不可否認的是，今天的海南已經變得更加繁榮和國際化，并以更加嶄新成熟的姿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而今，面對新的形勢新的環境，海南又將站在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前沿。

大如海南與國家，小至我們每個人，始終都未曾停下前進的腳步。

*本文來源：微信公眾號“ 蘇寧金融研究院”（ID：SIF-2015），作者：付一夫，原標題：《世紀大機遇！錯過了深圳、浦東，不要再錯過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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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自貿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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