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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民宿發展在最高層級部門被予以“鼓勵”。

近期，國務院印發文件提出“鼓勵各地區適當放寬旅游民宿市場準入，推進實施旅游民宿行業標準”。

與之相應，年初至今，國家發改委以及海南、安徽、重慶、湖南、江西等目的地，都有支持發展民宿的文件或提法，相比過往較為密集，態度積極。

這意味著什么？

高層級機構、更多目的地政府看到了民宿尤其鄉村民宿可承載的更大的市場價值，以及落地鄉村振興戰略的效應，這推高了鄉村民宿行業在政府話語體系里的被肯定度，其在市場及官方體制里的權重被提升，這是帶給其成長空間或可能性的新要素。

國務院、多目的地政府支持民宿發展

4月15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服務“六穩”“六保”進一步做好“放管服”改革有關工作的意見》（簡稱《意見》），提出“進一步推動激發消費潛力”，包括“清除消費隱性壁壘”，其中涉及“鼓勵各地區適當放寬旅游民宿市場準入，推進實施旅游民宿行業標準”。

圖片來源：《意見》截圖

這有幾層含義：一，旅游民宿（可算是基本為鄉村民宿）在推動激發消費方面有一定作用，但發展中存在隱性壁壘，比如準入要求或門檻等，需要適度放寬市場準入，各地應鼓勵發展；

二，民宿作為一個新興行業，向前發展態勢較明顯，但還有很多不規范，需要更多行業標準與規范，需要明確行業邊界。

《意見》中關于民宿的內容不多，但層級已是最高級別，足矣，對曾長期處于帶有灰色運營屬性的民宿業來說，這樣的定調其實頗為重要，作為還處于創新探索的新型業態，鄉村民宿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以怎樣的具體形態，更快的走到“陽光”下。

去年11月，《鄉村民宿服務質量規范》國家標準正式發布實施，填補了我國鄉村民宿服務和管理標準的空白。

鄉伴文旅創始人朱勝萱曾對執惠表示，上述民宿國標的出臺是重要節點，意味著民宿開始進入到一個被國家體系認可的行業。

“標準越多，這個行業發展就越成熟”，其實就是這樣的邏輯。

今年2月左右，湖南省住建廳發布《關于規范和推進鄉村民宿建設的指導意見》指出，鄉村民宿單幢建筑的客房數量不超過14間（套），床位數在30床以內，建筑層數不超過4層，總建筑面積不超過800平方米。

3月，安徽省辦公廳印發《關于促進旅游民宿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旅游民宿是指利用閑置資源，經營用客房不超過4層、建筑面積不超過800平方米，為游客提供體驗當地自然、文化與生產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設施。

這些內容看上去比較“寡淡”，但多少對鄉村民宿（旅游民宿）的形態進行了界定，使其更為明晰化，鄉村民宿的描述可相對具像化。

具體的支持政策，更能說明一些問題，海南是個觀察入口。

今年3月15日的消息，海南多部門已對《海南省鄉村民宿管理辦法》進行全面修訂，明確鄉村民宿的開辦實行承諾即入的備案登記制度。其中提到：

今后在鄉村民宿的開辦流程上，海南將工程質量竣工驗收、消防驗收和備案、特種行業經營許可、公共衛生許可、食品經營許可、消防準入等進行整合，鄉村民宿經營者只要作出一次有關承諾，提供一套包括房屋、治安、衛生、食品、消防等涉及公共安全相關的材料，即給予登記備案，做到“一張表單、一套材料、一次提交、多方復用”，方便群眾辦理。

鼓勵盤活農村閑置宅基地和閑置農房和鄉村閑置公益設施，對符合多規合一的農村存量集體建設用地騰挪調整使用，支持鄉村休閑旅游和鄉村民宿產業加快發展。

之后的4月7日，國家發改委關于支持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放寬市場準入若干特別措施的意見中，對民宿也有直接內容：

在平等協商一致的基礎上，支持適合開展民宿、農家樂等鄉村旅游業務的資產以長期租賃、聯營、入股等合法合規方式，與運營公司開展合作，積極推動閑置農房和宅基地發展民宿和農家樂，將民宿和農家樂納入相關發展規劃統一考慮，注重與周邊產業、鄉村建設互動協調、配套發展。

鼓勵各類金融機構按照市場化原則，為符合條件的運營公司提供金融支持，全面提升鄉村旅游品質，增加農民收入。鼓勵保險機構開發財產保險產品，為鄉村旅游產業提供風險保障。引導銀行按照風險可控、商業可持續原則加大對鄉村旅游產業支持力度，優化業務流程，提高服務效率。

這些政策涉及鄉村民宿的兩個“要命”因素：金融、土地。

賺錢不易，是多數民宿的現實境況，對獲取金融支持也是為迫切。

鄉伴文旅創始人朱勝萱曾對執惠表示，鄉村民宿在地化要求高，非標化屬性突出，加上體量小、所用土地為租賃用地，多重因素導致其投資回報率提升還沒有完全破局，這是一個“致命問題”。“民宿運營商很難通過民宿獲得貸款或融資，沒有融資抵押的可行路徑、沒有適度可用杠桿，也就證明這個行業很難被做大。”

土地更讓人“撓頭”。

鄉村民宿目前用地多集中在鄉村閑置民房、鄉村閑置公共公益設施、老舊廠房等，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等還較少，而這是未來要突破的地方。

對照來看重慶今年3月發布的《利用存量閑置房屋發展旅游民宿試點方案》，其中提到：利用廢棄農房、學校、水管站等鄉村閑置房屋資源發展旅游民宿，以帶動鄉村振興；而且要利用政府辦公樓、廢棄學校、糧油站等城市閑置房屋資源發展旅游民宿，以實現城市提升。

兩方面來看，其一，存量閑置房屋被鼓勵發展民宿，也有政策松閘之義，有積極作用；其二，非閑置房源的民宿可用土地的入市突破還有多重掣肘，所需時間還較長，在民宿的度假目的地化走向中，這類土地利用現狀的打破，有較大意義。

我們可以有更積極的心態，但同樣要做好長期的心理準備。

兩個繞不開的巨大變量

從年初至今，國家、地方關于民宿的動作，算較為密集，背后有兩個變量，疫情、鄉村振興。

疫情影響帶來城市周邊游的更趨主流化，鄉村旅游需求走高（出境游回來是重要因素之一），這個勢頭就算在國內外旅游業完全恢復后，依然會保留向上或平穩趨向，這是疫情帶來文旅業深度變革表現之一。鄉村民宿作為鄉村旅游的主流入口之一，市場空間自然被更多打開，

不少目的地政府的市場“嗅覺”自然是靈敏的，加上疫情常態化下推動促進目的地消費的高訴求，鄉村民宿正成為它們嘗試尋求主動的抓手之一。

說到“嗅覺”，鄉村振興自然更為明顯。

前有今年1月《鄉村振興促進法（草案）》公開征求意見，后有2月國家鄉村振興局成立，鄉村振興的歷史使命已昭然，相比剛完成的脫貧攻堅使命，“防止返貧”是要實現的第一道命題，新機制、新制度、新產業的構建，成為必然。

4月19日，國家鄉村振興局局長王正譜在博鰲亞洲論壇2021年年會上表示，脫貧的意義有多大，鞏固拓展的意義就有多大，為此我們將建立防止返貧的動態監測機制，持續跟蹤脫貧地區、脫貧人口‘兩不愁三保障’和飲水安全的實現情況，落實好教育、醫療、住房等民生保障的普惠政策，駐扎做好易地搬遷后續幫扶工作，加強扶貧項目資產管理和監管，開展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后評估工作，堅決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的底線。

但不可否認，相比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系統性、復雜度、廣度與深度，其實都更具挑戰性，在脫貧攻堅中，雖市場化或產業化扶貧也多有落地，但舉全國之力“輸血”機制的存在，某部分扮演著托底角色，但鄉村振興中對市場要素的更多切入參與，以及對市場效應的要求，都更高更必要。

這會對目的地政府形成更多挑戰，需要思維、模式、路徑的變化與再構，推動發展鄉村民宿，成為其一，推高鄉村民宿的被倚重度。

公開信息顯示，今年河南計劃有100家民宿落地，通過鄉村民宿帶動鄉村旅游，為鄉村振興賦能；安徽省政府辦公廳印發《關于促進旅游民宿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到2025年，實現全省旅游民宿從規模到質量的全面提升，力爭超過10000家，推出一批精品旅游民宿，打造一批特色民宿集群，大幅提高接待能力和服務水平；廣東汕尾近期集中簽約21個民宿項目，計劃總投資438.84億元；江西提出“在豐富業態中興鏈延鏈，做好城市旅游，做大康養旅游，做旺民宿經濟”。

綜合多重信息，鄉村民宿的發展可能會有以下幾種趨向：

1、區域發展不平衡現狀相對弱化。鄉村民宿這一細分產業整體還處于探索發展階段，一線城市、新一線城市發展相對較快，經濟水平、消費市場都是關鍵因素，長三角民宿相對前沿，是個例證。

諸如上述目的地政府基于文旅消費促進、鄉村振興的雙命題下，推動支持民宿發展，是直接因素。在此過程中，各地探索路徑有異同，其中有地方可能會謀求打造自己的區域性民宿品牌，或尋求市場上較突出的民宿品牌合作，但一定時間里還較難出現連鎖型民宿或規模化民宿集團主導的情況，各地有“諸侯”；

2、整個鄉村民宿市場還不飽和，單體民宿在一些市場較空白區域還會更多出現，先有“點”的項目更多出現，因為這些市場還較為初層次。其中民宿品牌在異地差異化復制（重資產）或者輕資產輸出方面，其實會有更多機會，但會考驗其既有模式（產品模型、商業模式等）如何更多創新；

3、民宿的目的地化趨勢更為明顯，這在一些民宿市場較成熟區域會相對明顯，也是不同發展階段的反映。民宿產品目的地化趨勢，在浙江等相對成熟的民宿市場會更加明顯，但這同時也加劇了紅海市場的競爭。以“民宿圣地”莫干山為例，當地民宿市場在2016年由400家擴增一倍至800多家，逐漸接近飽和，隨之而來的是產品組合形式、供應鏈及產業生態等加快更新，行業分化與洗牌加速。于是紅海市場區域競爭加劇，藍海市場更多擴容；

4、政策層面，需要（也可能有）更多的宏觀政策比如土地、金融等政策突破，市場層面，民宿產品模型、商業模式等需要更多探索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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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 鄉村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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