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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臨近春節假期，但民宿人并沒有太多的喜悅，“熱鬧是他們的，我什么也沒有。”成為他們最真實的寫照。實際上，民宿業已經很久沒有熱絡起來了。

在很多民宿人的記憶里，這個行業上一次引起熱議，還是2021年8月底。根據彼時的報道，8月23日，北京市通州區組織市區網信、公安、住建等部門聯合召開規范短租住房經營管理工作部署會，面向途家、愛彼迎、去哪兒、小豬民宿、同程藝龍、攜程、美團、木鳥、飛豬一共9家短租住房平臺進行了政策宣貫，不合規房源在7日內完成下架。

燃財經在文章《在環球影城旁邊做民宿，我血本無歸》中曾寫道，截至到2021年9月初，各大OTA平臺上，北京市區已無傳統民宿產品。

對于北京民宿來說，這無疑是一場大考，然而縱觀整個民宿行業，大考一直在延續。

“以為扛過了2020年情況會有所好轉，沒想到2021年更艱難。”接近春節，安徽省徽州古城九月徽州民宿的汪掌柜一早就守在店里，往年，雖不說門庭若市，但來徽州古城的客人還是會有不少。“有些是來徽州古城采風的，畢竟這里是文化古城。”

但現在陪伴她最多的，只有兩只鎮店的網紅加菲貓。“這倒是應了此前很多媒體報道的‘擼貓種花開民宿，年賺百萬’，不過只應了前半句。”

四年前，拿著熱錢想要合作的投資人們險些踏破九月徽州的門檻兒。現如今，汪掌柜在盤算著手頭的資金還能撐多久。“再給自己一年的時間吧，三年了，實在耗不起了。”

而Mark是真的耗不起了。2021年下半年，他忍痛關了自己苦心經營了兩年的民宿。“經營了兩年卻連成本都沒收回來，上半年凈利潤5000元錢，還不夠交房租的。”于是，32歲的Mark不得不重新回到職場，“等行業環境好一些，也許我還會回來。”

將時間拉回到十年前的2011年，卻是另一番景象。自在客、途家、螞蟻短租等本土品牌相繼成立，隨后該行業在2012年進入發展期。2015年《關于加快發展生活性服務業促進消費結構升級的指導意見》出臺，民宿在我國正式進入高速發展時期。

互聯網平臺的助推，也讓這個行業愈加的火爆。除了傳統的OTA（攜程、途牛、藝龍），民宿垂直細分的新四軍（途家、Airbnb、小豬短租、美團民宿）之外，微信、抖音、小紅書互聯網社交平臺也都成為了民宿的營銷陣地。

民宿行業資深人士王淼對燃財經表示，一個行業想要蓬勃發展，就必須要有完善的規則和相應的法規制約，不然很難避免野蠻擴張，而導致亂象頻出。如王淼所說，當部分民宿陷入“網紅濾鏡事件”而引發消費者信任危機時，民宿在安全性和私密性等方面的負面新聞也被頻頻爆出。

“現在的民宿有點像幾年前的滴滴打車，市場需求很大，站在民宿主角度，希望能被正規化。”王淼表示。

北京逅來民宿的老板余柏良對此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余柏良稱，民宿作為國內新興產業，在經過快速發展后迎來規范化是市場發展的必然方向，也是大浪淘沙的過程。但與此同時，余柏良表示，仍然看好民宿的未來發展，期待國家能出臺更落地的指導性政策。

與余柏良一同看好民宿行業的還有王思源，看好鄉村民宿發展的他選擇在2021年年初入局，并將自己的民宿品牌“洞臺唐源”開到了北京市懷柔區的響水湖邊上。在他看來，現在是抄底鄉村民宿的好時機。

“疫情讓旅游行業成為了第一個內循環的樣本，我身邊一些做京郊民宿的朋友這幾年都賺到了錢，我也相信疫情后民宿市場行情會更好。”

有人黯然離場，有人仍在堅持，也有人逆風前進，這或許就是正在加速洗牌的民宿行業當下的百態。

 

熱錢上門的繁榮

汪掌柜是安徽省黃山歙縣人，入局民宿行業之前，曾是一名專業導游，有著國際導游的從業經驗，對國外民宿的發展形態有一定的了解。2014年，她看到云南民宿的興起，彼時的歙縣古城里卻還沒有一家民宿，于是她萌生了回鄉開民宿的想法。

“對于一家民宿來說，選址是生死存亡的關鍵，我沒想掙什么大錢，只是想通過自己的民宿將真實的徽州人生活展現給大家。”

和很多精品民宿不同，汪掌柜的經營之道就是“接地氣”，從建筑到擺件，九月徽州處處彰顯著徽州文化的印記。免費與房客分享食物、親自駕車帶客人出游、傳播徽州文化……

也是在那兩年，民宿行業剛好迎來了快速發展。不僅從小眾產業變成了風口，資本瘋狂涌入的同時，各種概念炒作也層出不窮。中國旅游協會發布的《2017年民宿產業發展研究報告》顯示，我國民宿數量從2016年的5萬多家發展到2017年末的20萬家，同比增長300%。

在2017年，投資人頻繁到訪，幾乎踩破了九月徽州客棧的門檻。“有知名旅行商邀請我加盟的、有的則要求直接掛名，還有的邀請我去異地授權掛牌。雖然方式不同，但都表示不需要我出一分錢，只要授權和簡單指導，我就能躺著賺錢。”回憶起民宿發展的瘋狂期，汪掌柜滔滔不絕。

“不過最后，我都一一回絕了。”汪掌柜表示，“在我的認知范疇里，民宿真的不是一門賺快錢的生意，也不適合走連鎖的道路。它反映出的更多的是民宿主人對生活的感悟，實在是擠不上暴富的快船。”

與汪掌柜一同感受到民宿火爆還有彼時的“北漂”Mark，和公關公司的老板余柏良。

“90后女生當包租婆，年賺十幾萬”、“改造自家老屋做民宿，年入百萬”、還有“辭去百萬年薪，開民宿實現財富自由”等報道，讓當時“北漂”的Mark對這個行業蠢蠢欲動。

于是，早已厭倦了漂泊的Mark毅然決然選擇辭職回鄉創業，拿著自己全部30多萬元的積蓄在老家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縣，開了一家民宿。

與Mark不同的是，在進入民宿行業之前，余柏良已經擁有了一家公關公司，“之所以會在2017年進入民宿行業，主要是因為我當時幫一位美國留學的朋友訂北京的民宿，結果竟然一房難求。”于是，余柏良開始研究民宿市場，發現城市民宿正值火爆時期，“民宿是可以解決剩余產能，促進共享經濟的長久且穩定的行業。”

就這樣，余柏良在北京創辦了逅來民宿，并將它成功做成了副業。

余柏良對燃財經表示，2017年到2019年是民宿行業發展最好的時期，公司一度在三里屯、國貿和望京等北京最核心的商圈拿下過120套房子，投入成本也從一開始的七八十萬元追加到六百多萬元。“民宿的消費群體偏年輕化，80后其實都比較少了，90后、95后居多，再有就是海外人士。”

與此同時，以抖音、快手為代表的短視頻平臺的迅速走紅，一方面成為了游客自發傳播當地風景民俗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成功掀起了一波種草、打卡的新熱潮。憑借之前廣告公司的工作經驗以及對互聯網產品形態的把握，Mark也在民宿推廣首先了這些互聯網社交平臺，通過拍攝短視頻在抖音和小紅書積累粉絲，并為自己的民宿帶來了首批客源。

瘋狂之后的退場與亂象

但就在入局者們以為自己找到了致富之路時，突如其來的疫情使旅游業受到很大的打擊，嚴重依托旅游而生存的民宿行業也被按下了暫停鍵。

曉曉是陜西西安人，乘著西安成為“網紅城市”的東風，入局了城市民宿，在投入不足10萬元的前提下就實現了自己“包租婆”的夢想。

“第一套當年半年就回本了，后面的房子大概3個月回本，2017年和2018年的時候生意最好，平均每間房子每月大概可以到5000元左右的純利潤。”然而，2020年上半年，曉曉擁有的所有民宿房間基本都處于停業狀態，無奈之下，她只好選擇長租止損。

“2020年下半年，旅游行業出現報復性消費，民宿的經營情況好了一點，但是2021年全年由于疫情波動，消費疲軟明顯，現在也只能是勉強維持收支平衡。”談到民宿的現狀，曉曉頗為無奈。

汪掌柜的感受和曉曉基本一樣。曾經的人滿為患，變成了如今的一客難求。汪掌柜告訴燃財經，自己經常會收到以前客人發來的問候信息，也偶爾會在店里翻看大家的留言簿，“是客人更是朋友，他們的鼓勵也是支撐我堅持下去的動力。”

為了維持民宿的運營，汪掌柜在客棧里賣起了土特產。“做民宿是比較重的資產投入，雖然可以選擇租賃、關門、委托酒店管理公司或盤給下一家，但裝修和硬件設備就會打水漂。現如今，每個月的房租和維修費用都是一筆不小的開銷，也只能‘拼家底’咬牙扛著，熬過去就好了。”

Mark卻熬不過去了。2021年下半年，Mark關掉了民宿，在成都找了份短視頻相關的工作，重新回到了職場。

但實際上，不僅僅是疫情的影響，層出不窮的行業亂象實際上早就顯現，嚴重制約著行業發展。

早在疫情之前，民宿的用戶口碑已然開始崩塌。越來越多資本帶著熱錢入局，部分民宿走起了高端化的精品路線，還有些走起了“野奢”路線，將環境的“野”與體驗的“奢”融合起來，價格直逼4位數，但服務卻跟價格無法成正比。

汪掌柜對燃財經表示，在資本和自媒體的推波助瀾下，當熱錢遇上了無邊的創意，設計師民宿和野奢民宿就成了主流，爆改、愛馬仕洗漱用品、秒殺五星級酒店的管家服務、輕奢風等成為了民宿的新賣點，房費不上4位數都無法與之匹配。“原本出生草根的民宿，被強行穿上了高定的外衣，肯定是要出問題的。”

《2018年中國線上民宿發展報告》顯示，線上平臺對民宿行業存在的問題反饋中，最集中的就是服務。其中，56.1%的差評都是對民宿的服務表示不滿。房東惡意取消預訂、服務態度差、退費困難等都成為了游客吐槽的重點，甚至還出現了房東和服務人員騷擾房客的現象。

除了服務，安全性也是民宿的行業痛點。一方面，入住人的信息，房東、經營者及短租網絡平臺都不掌握，有影響社會治安的隱患。另一方面，私裝針孔攝像頭的黑心民宿也屢遭曝光。

監管之下或迎重生

“行業擴張太快了，但消費者的認知還沒有形成。”在汪掌柜看來，網紅濾鏡下，民宿出現貨不對板，以及價格和服務不吻合等情況，這讓消費者產生了理解偏差，“消費者對整個民宿行業的印象大打折扣，這對行業發展十分不利。”

“當行業自身不能夠保持一種健康的發展方向時，就需要監管的介入。”如汪掌柜所說，相關部門對民宿市場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民宿的合規經營與發展。

自2020年底開始，相關部門加強了對民宿的監管。據燃財經不完全統計，2020年11月，《鄉村民宿服務質量規范》國家標準正式發布實施，填補了鄉村民宿服務和管理標準的空白。2021年3月，文旅部發布旅游行業標準《旅游民宿基本要求與評價》第1號修改單，規定旅游民宿的等級和標志、基本要求、等級劃分條件、等級劃分方法。4月，國務院印發文件，提出“鼓勵各地區適當放寬旅游民宿市場準入，推進實施旅游民宿行業標準”。6月，全國旅游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發布《全國旅游民宿等級評定和復核專家管理辦法》。

全國性政策之外，各地方也在不斷地跟進與完善。2021年9月，北京市有關部門發布了《關于規范管理短租住房的通知》，通知確定了平臺發布短租住房信息需要核驗短租住房經營者提交的六項材料，業內稱“六證要求”，其中包括所在小區管理規約或業主委員會、物業管理委員會、本棟樓內其他業主書面同意的材料。

張家界澗外棲境度假民宿總經理周立波對燃財經表示，在強監管趨勢以及疫情“洗禮”的多重背景下，當前，民宿從業者也不斷修煉內功提升經營水平，同時人才培養，迎接未來行業的全面復蘇。

如周立波所言，《2021全國民宿產業發展研究報告》分析指出，全國民宿受疫情影響大，局部地區城郊型民宿、度假型民宿、鄉村民宿發展較好。

《途家民宿2021春節民宿出游數據報告》顯示，2021年春節期間，全國民宿提前預訂量整體恢復至2020年同期60%；一線和新一線城市的周邊熱門民宿搜索量超過400%，部分城市近郊民宿客單價上漲35%以上。

王思源便是觀察到了這一數據之后，選擇“抄底民宿”。“疫情推動了國內旅游市場內循環，跨省或跨市游玩，病毒傳播風險大，但類似于京郊游這類鄉村旅游，風險就可控得多。”2021年，經過多番考察，王思源最終投入了60多萬元，將民宿地點定在了吃喝玩樂等配套設施齊全的北京市懷柔區響水湖邊。

在王思源看來，特色永遠是民宿的生命力，所以在民宿建設初期，他就定下了唐風的設計風格并增設了溫泉。“我是2021年年初的時候租的房子，11年的租金只要20萬元，平均一年不到2萬元，但從2021年3月份開始，周邊的房子就開始漲價了。旁邊稍大點的房子，要價漲至4-5萬元一年。”

王思源對燃財經表示，非常看好民宿的未來發展前景，盈利只是時間問題。“我沒打算賺快錢，五年能回本就可以了。推動美麗鄉村建設是國家政策，開民宿既能滿足我的個人興趣，又能為鄉村建設出一份力。”

周立波認為，得益于我國旅游業的迅速發展，在情懷和投資的雙重驅動及國家對民宿政策的完善下，民宿行業會朝著數量更多、資本更多元化的方向發展。“伴隨著旅游形態的變化，民宿的認知度越來越高，未來會出現投資高增長、市場高增長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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