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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遠把所有文件扔進了碎紙機，按下開關，一陣轟鳴聲過后，辦公室歸于沉寂，他靜悄悄地把門掩上，離開了他所供職的第 4 家投資機構。同樣被他留在身后的，還有長達 7 年的投資生涯。

像黎遠這樣的 VC 從業者，在中國大概數以萬計。

外表光鮮的 VC 行業總是吸引著最優秀的年輕人，他們履歷不凡、野心勃勃、從四面八方涌來，讓這個行業充滿著過剩的智商、荷爾蒙和廝殺。

然而，滿載希望而來的他們，卻又有不少帶著失望而走。仍然堅守著的，也難免需要在焦慮和迷茫中，努力抓住那轉瞬而逝的成就感。

在這樣一個突然膨脹又驟然緊縮的大資管時代，VC 行業的個中滋味，恐怕只有這些年輕人自己最清楚不過。

1、聞風而動的年輕人

伯克利畢業的王巖在一家頂級美元基金工作了 2 年，這是他繼 KKR 之后的第二份工作。

從 PE 進入 VC 看起來是一個不明智的選擇，“降薪很多，思維方式也完全不同”。但王巖并不在乎，PE 的嚴謹和保守已無法再滿足他。“大 PE 總是會選擇比較安全的，能夠穩賺兩三倍的 deal，這就必然會錯過高成長、高回報、當然也是高風險的 deal。”

他舉了個例子：2012 年，國內一家大型互聯網公司希望融資來回購大股東的股份，估值才 300 億美元左右。當時我很看好這家公司，但老板的質疑是，當時最大的互聯網上市公司百度的市值也不過 700 億美元，這家公司還有多少 upside？而且，即使投進去也只是一個小股東，違背了 KKR 謀求控股的投資邏輯。

就這樣，不僅是 KKR，大部分 PE 都錯過了這個原本可以帶來超額回報的項目，這也讓王巖再一次意識到，自己更向往的是充滿冒險精神和無限可能的 VC 行業。

“我是個特別理想主義和樂觀的人，更容易看到想象力和可能性，所以更適合早期投資。而且，VC 要找的是黑天鵝，我喜歡這種反常規的思考方式。”

同樣從頂級 PE 出走后進入 VC 的周奕在大三的一次實習后就認定了這份職業。

大二時他在一家投行 TMT 組實習，為微博等互聯網公司做股票分析。“原來從沒有認真研究過我們每天在使用的互聯網產品的商業模式、財務模型，但這些東西突然一下就把我吸引住了，當時我幾乎把所有業余時間都花在上面。”

那時正是 2011 年，移動互聯網正在快速興起。

就讀商學院的周奕想與更多的互聯網公司產生交集，VC 便成了他心中最理想之選。第二年，他給紅杉、IDG、KPCB、富達等頂級機構的合伙人發郵件尋求實習機會，并如愿以償地進入了其中一家，而他的同學們幾乎清一色去了投行。

其實，VC 跟他最初想象的有點不一樣。

大家做決策時不太看盈利，尤其對于移動產品來說，只要有高增長就投。這讓我在學校學的東西幾乎都用不上。即便如此，他還是非常熱愛這份工作，「每天接觸的那些公司我都很感興趣」。所以，畢業后雖然進了一家頂級 PE，但 10 個月后，他還是回到了 VC 行業。

放棄了高年薪的周奕想的很明白：來 VC 的目的就是投出獨角獸。即便沒有機會實現，也希望能投出健康發展、持續盈利的公司，并且和他們共同成長。

已經從業 7 年 VC 的黎遠則坦承，自己進入 VC 行業的直接目的就是“賺錢”。

“至少在早期，VC 行業很賺錢的，達晨有 100 多家 portfolio 都 IPO 了，找準機會，在這個行業里是可以賺到大錢的。如果投出獨角獸，更是名利雙收。”黎遠說。

但更多年輕人入行還顧不上考慮財務回報，“個人成長”是他們最直接的目的，即使這個過程總是伴隨著焦慮。

離開百度戰略辦公室后，戴康轉身加入了一家新基金，他的期待就是更快速的個人成長。人的成長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獲取信息的速度和獲取信息的質量，而 VC 恰巧很好地滿足了這兩點。

2、消失的機會

在這個容量有限的市場中，一旦碰上壞的光景，原本層不出窮的機會就會驟減。

除了充電寶，最近還有什么風口？這是近期被同行友人問及最多的問題。這恐怕是中國 TMT 風險投資歷史上最焦慮的一段時光之一。

回溯到 2014 年，那時的市場還非常火爆。根據 IT 桔子數據，2014 年成立了 10059 家創業公司，達到了近 5 年的峰值。同時，投資機構也都在瘋搶。

彼時入行僅 2 個月，正在看文娛領域的周奕經歷了一次難忘的“失之交臂”。“那天我跟著合伙人去看一個項目，約了創始人晚上 7 點見面。這家公司已經在這一天里見了 7 波投資人，當輪到我們時，價格已經翻了一倍。”這次抬價不僅讓他錯失了一個好項目，更讓他在第一線感受到了廝殺的慘烈。

2015 年，行業仍在升溫，對于年輕人來說，這時候進入 VC 行業還可以抓住行業紅利的尾巴。據 IT 桔子統計，僅上半年來自 PE 和 VC 的投資額就和 2014 年全年持平，其中一半以上投入到了 TMT 行業。

但到了 2016 年，市場迅速降溫，新成立的創業公司只有 2070 家，同比下降 76%。雖然 2017 年資金又開始重新涌入市場，但優秀投資標稀缺的狀況卻沒有改善。

盡管從業者都在講今年的市場在變好，但這并不能解決資產荒的本質問題。現在正是資產端的供給跟不上、投資主題青黃不接的時候，這讓很多投資人感到焦慮和迷茫。

黎遠在一個月前決定暫時離開 VC 行業，紅利期已經結束了，他很悲觀。在 7 年的從業時間里輾轉了 4 家完全不同性質的投資機構，讓他幾乎經歷了創投市場一輪完整的起落浮沉。

2008 年投資很容易，很多好項目大家都是按 PE 的回報來算的，5 到 6 倍，最多也就 8 到 9 倍。當時市場非常好，VC 收割了一批高利潤的公司。

隨著高利潤的公司逐漸枯竭，大家會把注意力轉移在高收入的公司上，再之后，便是高流量的公司。2011 年，移動互聯網興起，高流量的公司成為焦點。因為只要找到變現途徑，高流量就能迅速轉化成高收入。

如今，移動互聯網紅利也處于消耗殆盡的邊緣，高流量的公司在這幾年悉數被挖掘。缺乏利潤、收入甚至流量的支撐，“高成長性”無從談起，而“高成長性”又恰好是支撐 VC 投資邏輯的核心。

無疑，對于想投出獨角獸的投資人來說，高成長性公司的稀缺令他們不安和迷茫。所以，一旦市場上冒出了高速成長的潛力股，投資人都一擁而上，風口就此產生了。

跟風現象引來非常兩極化的評價，但其實對很多年輕投資人來說，他們顧不上參與這樣的討論，因為他們大多數連抓住風口的機會都沒有——這些領域總是迅速被催熟，被收割，當你意識到時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

3、抓不住的成就感

要學會與焦慮、不安和平共處，投資人們都需要想辦法平衡天平的另一端——成就感。

在 VC 這個極度奉行結果導向的行業中，最強烈的成就感無疑來自于投出好項目。

作為一個比較成熟的投資人，黎遠非常認這一點。“如果沒有辦法投出可以退出的項目，看不到錢在哪，待在這個行業就沒有意義了。這跟做一家公司是一樣的，如果公司已經沒有增長了，那不如早點關掉。”但對于許多入行不久的年輕投資人來說這簡直是奢望，他們甚至沒有出手一試的機會。

“自己看好的項目沒辦法出手是經常的事，而且這些項目里不少都是明擺著可以賺錢的。”2014 年是黎遠進入行業的第 4 年，那時他在上一家機構已經投出了不少好項目，但也依然無法避免錯失獨角獸的遺憾。

“2014 年，我非常看好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共推了 3 次，當時估值 4 億人民幣，轉老股的話可以到 3 億，但老板不看好，3 次都沒出手。這個市場上沒有幾家獨角獸，錯過一次獨角獸，很可能這輩子都沒有什么機會了。”

那些比黎遠資歷更淺的投資人對項目就更加沒有掌控力了。

戴康推項目很謹慎，他一年時間里對 50 多個項目做了 Pre-TS 的盡調，最終讓他下決心一推到底的卻只有 3 個項目。然而，直到最終環節，「我們的合伙人帶著 TS 去見創始人，卻又拿著 TS 回來了。」這種功虧一簣的感覺讓他很沮喪，「合伙人可能本來對項目就沒有十足的把握。通常，在面對這種可投可不投的項目時，合伙人大概率會選擇不投。」

比項目推到最后卻沒成更慘的是，自己推上去的項目合伙人根本就不理會。許揚杰是某二線美元基金的投資經理，將近 2 年的時間里他沒有出手一個項目。

“推項目很困難。雖然我對項目很有把握，但老板就是不想投，我挺受打擊的，甚至會質疑老板的判斷力。”

無法通過投出項目來證明自己，就必須切換獲取成就感的方式。

戴康一直在調整自己的預期，“后來我想明白了，我看好的項目，不管誰投了，最后公司做的好我都挺高興的，這是對我個人判斷的一種肯定。”

所幸，對于一些拿到融資的項目，它的成功與否很快就可以被驗證。但更多的項目卻需要在動輒數年的時間跨度里才能被檢驗出成色來——即使是一次成功的判斷，所能帶來的成就感也是非常滯后的。

當然，那些大量看項目的投資人或多或少會看到自己的變化，一方面，他們的綜合判斷能力和認知水平在上升，另外，對細分行業也會有自己的 benchmark。黎遠說：“大多數行業并不像手機，能通過跑個分那么直觀的看出好壞。只有看的足夠多，才能基于技術、產品、團隊等諸多因素來對公司做判斷，這個 benchmark 完全就在于自己的經驗。”

他從第一家基金離開時大約 27 歲，除了投出了幾個項目之外，他最大的收獲是“能夠看清楚哪些公司能賺錢，哪些不能”，這便是一定認知水平的建立。時代總在變，在投資這個行業里，只有建立了認知，當運氣來臨時才能牢牢抓住。

吳青曾在一家準一線美元基金工作 2 年，投了一個項目。即便出手過，成就感對他來說也是一件奢侈品，投資人的學習很分散，不會在一個項目上投入過多精力，所以學到的東西很難系統化，而這種碎片式的的知識無法帶來明顯的成就感。

吳青對自己這段投資人的經歷頗有無奈，這 2 年里，我幾乎沒有什么成就感，對于自己投的項目是否成功也無法檢驗，只能交給時間。

4、如影隨形的焦慮

比起飄忽不定的成就感，如影隨形的焦慮感更加折磨著這群年輕人。

對于極少數有機會出手的年輕投資人，品嘗所投項目的失敗總是痛苦的。周奕跳槽到一家新基金沒多久，他在老東家所投的第二個公司就宣告了死亡。

其實，周奕心里對這個結果早就有數，但這個過程依然令他倍感煎熬。投的時候合伙人就說這個項目的成功率可能非常低，但還是鼓勵我放點錢試試。在投了之后的 3 個月里，產品的數據已經越來越不好，那時每天都很焦慮，好像在等著宣判死刑的那一天。

而那些還活著的公司對他來說同樣也是焦慮的來源，尤其是當他知道公司現金只能再支撐 1、2 個月的時候。每天晚上 12 點躺下后，這個公司過往的一切會像電影一樣在腦子里放個不停，持續好幾個小時。

能盡早品嘗失敗的周奕已經屬于幸運的少數了，因為他所在的機構很有魄力地給予新人大量的決策權。而更多的年輕投資人根本無緣體會到扣動扳機時雙手的顫抖，他們全部的焦慮幾乎都集中在前期 sourcing 上——不少喜歡做研究、求知欲旺盛年輕人進入這個行業的第一天就意外地發現：這個行業更需要他們的 social 能力，這給他們帶來很大壓力。

最早的時候出差很多，時間安排的滿滿的。因為晚去了幾小時、價格翻倍而錯過一個好項目的周奕在之后的日子里都繃著一根弦。有能夠接觸到新項目的活動就會去參加，雖然知道效率也很低，大量的無效信息，卻也不敢怠慢。

剛入行的投資人幾乎都經歷過這樣一個疲憊的階段。

所幸，周奕現在倒是從容了不少。要跟已經結交的創業者朋友保持良好的溝通，他們往往會有很多朋友、合作伙伴都是潛在的 source，反而是同行交流效率不高。

他也確實花了一段時間來思考社交這件事，之前覺得 social 不夠多是自己不夠努力，后來我覺得每個人很難改變自己的性格，應該找到自己擅長的方法。

剛入行的投資人幾乎都會經歷一段”從興奮到迷茫“的曲線，當興奮感不再，取而代之的就是焦慮感了。

王巖向我描述了自己的狀態：前兩個月看什么項目都覺得靠譜，恨不得每個都投。兩個月之后，看什么項目都覺得不靠譜了，因為看到的風險和失敗越來越多。這是非常極端的兩個狀態，會讓我有點不知所措和失去方向。

而這種焦慮背后都隱藏一種深深的恐懼——投錯公司。

事實上，一些大基金的美元 LP 并不這么看。周奕告訴我：”如果你的 portfolio 里少有失敗的項目，一些 LP 甚至還會挑戰你——如果你的項目死的不夠多，說明你的風格不夠冒險，而我們就是希望你去找到更多高風險高回報的項目。“畢竟，最終衡量一個投資人投的好不好，不是看他死了多少公司，而是成了多少公司。

所以，年輕投資人應該學會坦然接受一件事情：自己做的是早期投資，投的很多公司就是會遭遇失敗，因為很多時候自己做出的決定就是錯誤的決定。

其實，比起經歷項目逐漸死掉的切膚之焦慮，還有兩種焦慮更是延綿不絕，那便是“看到自己沒投進去的公司長的很好”和“好的公司自己壓根沒看到”。

正如熊曉鴿所說：VC 是一個你永遠都在后悔的行業。

但在當下這個風口盛行的時代，錯過一個風口足以讓人后悔的扼腕不已。很多年輕投資人害怕錯失掉風口里的項目，卻變得越來越迷茫。

已經做過兩家基金合伙人的胡博予在自己的知乎專欄里寫道：等到錯過一些讓人捶胸頓足的機會，然后也用幾百萬美金打過幾個水漂之后，你才能慢慢地冷靜下來，明白一個道理——該是你賺的錢，總歸是你的，不該是你賺的錢，急也急不來。

周奕對這件事也已經想的很明白：一個投資人不可能投到所有好的項目，有些東西錯過了就算了，可以反思原因，也可以總結經驗，但千萬不能因為焦慮而變得盲目跟風，從而失去自己的判斷。

5、擁擠的市場

與 2016 年的共享單車如出一轍，一年后的今天，共享充電寶掀起了一場資本的狂歡。

3 月 31 日以來的短短 40 天時間里，共享充電寶領域產生了 11 筆融資，近 35 家機構入局，融資金額約為 12 億元人民幣，這是共享單車剛出現時獲得融資額的近 5 倍。而如果仔細對比進入這兩個市場的投資機構的名單，你會發現它們是高度重合的：金沙江、經緯、紅杉、騰訊、滴滴等大資本悉數出現。

“很多好項目沒法投不是你沒有發現，哪怕你早早的 pitch 到，也投不進去。”抖音上線后不到一個星期，黎遠就注意到了這個項目，做了充分的研究后，他發現“都是大玩家在玩，根本沒辦法投進去”，這讓他產生了深深的無力感。

資本圈里，一些機構與機構之間開始形成更深一層的信任關系，這種關系不斷強化，就像神經網絡一般，令圈子之外的資本很難再插手，小基金的日子只會越來越難。

可以說，VC 行業已經開始出現寡頭化的苗頭。任何行業一旦進入寡頭階段，就接近成熟了，這意味著行業的紅利期結束，資源都向頭部機構聚集。這景象與 2015 年到 2016 年間發生的 5 次互聯網大并購如出一轍——從此，大小互聯網巨頭各占山頭，平臺型機會幾乎消失，優秀的創業公司幾乎都逃不脫 BAT 和 TMD 的觸角。

“幾乎所有好的項目最終都會在這個寡頭化的網絡內被消化掉，比如朱嘯虎想給自己的項目找下一輪，他可以直接找到騰訊戰投的老大溝通。”黎遠說。

如此一來，新人的作用越來越集中在前端的 sourcing 層面，做渠道源的整合，角色就像半導體里面的傳感器芯片——獲取數據、清洗數據，而后端的核心處理部分幾乎遙不可及。

更壞的消息是，在這樣一個本就沒有給新人留下多少空間的行業里，供需關系變得越來越扭曲。

理想的情況是，進入 VC 行業的新人增量與行業自身需求的增量能夠保持增速一致。但實際上，越來越多的人進入到這個行業中，而行業本身的增長卻大大放緩。所以，大量新人在爭奪有限的機會，更別提那些由頭部機構提供的鳳毛麟角的機會。

可以說，現在的 VC 行業對年輕人來說機會窗口已經幾近消失。

6、出走的投資人

在 VC 行業自身存在的信息不對稱下，一頭是四面而來的年輕人興致勃勃的涌入行業，另一頭卻是行業里的年輕人陸續出走。

做投資意味著你在做一件自己無法 control 的事情。曾經有過兩次創業經歷的吳青之前一直對自己的業務保持掌控度，并且享受于此。

但顯然 VC 并不是這樣。你對一個項目接觸的深度是由老板決定的，如果老板不看好，你也就沒辦法繼續跟進。這不僅是吳青一個人的感受，而是投資機構里執行層的集體尷尬。

但即使一個年輕投資人可以獨立于合伙人自己對項目進行判斷，掌握決策權，他自身的能力在一次成功的投資里又能起到多大作用？

60% 的運氣，20% 的資源，10% 的努力和天 10% 的天賦。這是黎遠給出的答案。

胡博予在 DCM 時遇到了快手，而如今再談起這個明星項目，他也毫不掩飾的承認：

投進去純屬運氣，動作快，而且如果當時能成功見到美拍的人，說不定就投了美拍。

投資人們都不否認理論和邏輯框架的重要性，只不過，在個人能力面前，他們幾乎都更強調運氣和大勢。這讓投資這件事本身就變得難以掌控。

而想要擺脫這種難以掌控所帶來的不安的人，離開了。

吳青選擇進入一家 FA。做賣方的話 deal pipeline 會比較大，一個個項目推進下去，總是會有些成果。相比投資，FA 擁有一個更加標準化的流程，吳青覺得，只要每一個環節都做到位，推進到無法推進為止，即使失敗也沒什么遺憾。至少我明確地知道我是這個項目的 owner。

比起沒有掌控感，學習曲線放緩則更讓戴康焦慮，而這也成為了他離開 VC 的主要原因。

隨后，他加入了他參與投資的第一個項目，而他選擇的職位是 CEO 助理。CEO 需要匯集所有需求、了解所有信息、快速做反應，所以他一定是在迅速成長的。那么，我會假設離 CEO 越近，成長曲線越好。

同樣選擇加入自己 portfolio 的王巖倒是沒有太多不安和焦慮，他只是想做點冒險的事情。我骨子里總是有一股蠢蠢欲動的東西在作祟，我沒想過做一輩子投資人。

“投資人創業”一直是個有爭議的話題。

大多數人認為投資人不適合創業，連王巖自己也承認這一點：投資人習慣于考慮風險、分散投資，沒有人愿意把所有錢 all in 在一個項目上。但創業就是 all in，賭上你的 career。所幸天性樂觀的他早已經想好了冒險的后果：大不了公司沒做成再回來做投資就是了，這件事的 downside 對我來說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當然，從投資人變成創業者，要承擔的不僅是風險，還有思維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完全轉變，這給他們帶來很大的挑戰。

在創業公司的兩年讓戴康變得更加務實：在 VC 的時候，我都是在理論上解決一個問題，但在創業公司我需要把這件事執行到底，會把一個理論上的問題無限拆解到最小單元的維度，在每個維度上給出解決方案。創業公司需要執行，所有不能給出最后解決方案的行動、策劃、接觸都是無效的。

而對于王巖來說，他遭遇的是“帶團隊”方面的挑戰。投資都是單打獨斗，自己做好判斷就可以了，像一個獵手，但做一家創業公司的 COO 意味著你要做羊群中的頭羊。

昔日的投資人們在創業公司的每一天也在面臨新的焦慮。正如許多創業者的感受：創業就是和時間賽跑，公司每天都面臨著生死的考驗。而對于做出選擇的投資人來說，這大概又會是一段焦灼但投入著的時光。

7、迷茫中的自我救贖

盡管不少投資人的熱情和堅持被焦慮、不安、迷茫、失望所蠶食，但也依然有很多年輕人對這份職業愛的深沉。在被挫敗拽入谷底后，他們總是選擇看到希望，然后拍掉身上的塵土，再次出發。

如今入行 3 年的周奕已經輾轉過 2 家投資機構，投出過數個估值在 1 億美元上下的項目。他說，「目前對這份職業很滿意」。但實際上，這幾年他也并非一帆風順。

頭 5 個月里，周奕一直處于認知和判斷缺失的階段。“當時我沒有自己的 view，沒辦法從自己的過往經驗來判斷一個項目好不好，非常依賴于同事和老板的反饋。”

但他一直在調整，試圖把自己從迷茫中解救出來。

第 6 個月，他終于鼓起勇氣自主的推了一個項目上去。這個第一次是他強逼自己學會下判斷的開始。合伙人給了像我這樣的年輕人很多本不該給予的權利和責任，這逼迫我不得不提前成長。

這種成長雖令人痛苦，但也幫他更快的看到希望。

他變得更加努力。2015 年下半年，已進入第二家機構的他花大半年時間把自己關注領域內所有的項目幾乎都看了一遍，開始對行業有了自己系統的判斷，尤其是對市場上被瘋狂追捧的項目也有了不從眾的觀點。現在，至少在我關注的領域內，合伙人都會相信我的判斷。

巧的是，在這個時間節點上，他在第一家機構出手的項目也開始有了亦或好壞的結果。“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就這么過了那個急于靠投項目證明自己的階段了。”

角色的轉變讓他的思維方式開始更加接近一個成熟的投資人。我會開始更加關注項目自身能不能賺錢，或者是不是一個能夠 save the fund 的項目。看著 3 年時間里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成長，他更加堅定的要在這條路上走下去。

但跟周奕這樣能夠自己拿項目，甚至體驗跟 3、4 家機構的 VP 一起搶項目的投資人相比，許揚杰就沒那么幸運了。

將近 2 年的時間里我推的項目老板都沒有投。并且，由于自身機構投資方向的轉變，他所關注的市場對于公司來說變得不那么重要。整個 2016 年我幾乎都在休息。

雖有焦慮，但他卻并沒有對這個職業喪失信心。投資人的身份讓他可以不斷接觸到那些“最聰明的人”。并且，因為在投項目上沒有了壓力，他可以不帶目的的、輕松的與這些聰明人交流。我對今日頭條很感興趣，就通過各種方式認識了二三十個頭條的人，把這家公司徹底了解清楚了。做投資不一定非要到處聊項目，一個典型案例同樣可以帶來很多收獲。

雖然暫時離開了 VC，戴康言談間依然流露出很可能過幾年又回來了的憧憬。“當時跟我的老板商量過，他建議我去一家創業公司鍛煉一下，這樣如果再回來做投資的話也能更好的理解公司。”

吳青也是如此。做過 FA 之后再回到買方，會更有耐心應對那些不可控的事情，好好等待機會。

想要留在行業里的投資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心練得堅硬又平和，讓它能抵抗情緒的干擾，這是他們讓自己走下去的方式。

胡博予說起自己在 DCM 時的感受：“那時我還處于 VC 成長曲線的早期，特別興奮，喜歡的項目就拼命推。我想不起來當時還推過什么不靠譜的項目了，肯定推過，被合伙人給斃了。當然也有比較靠譜的，比如滴滴，知乎之類的。但人就是這樣，會選擇性記住好公司，同時遺忘爛公司。”

VC 到底值不值得年輕人投身其中？沒有人可以給出一個結論，每一個參與其中的人都是冷暖自知。不僅是對財富和功名的欲望，還有對知識和成長的渴求，這一切都推著一群年輕人在資本的潮水中不斷向前求索，哪怕他們看不清前方到底是什么。

這些前赴后繼的年輕人，想要參與到這個充滿荷爾蒙的商業世界中來，而他們中的一些人，也正在真切的影響著這個商業世界的樣貌。

而對于更多人來說，無論是咬緊牙關的堅持，還是灰頭土臉的離開，哪怕參與過一場充滿想象力的廝殺，也足夠了。

（應部分采訪對象要求，文中梨遠、周奕、王巖、戴康、吳青、許揚杰等均為化名。）

*本文來源：42章經，作者：張雨忻，原標題：《焦慮、迷茫、失望、自救 這個時代下投資人的冒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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