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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為經濟增長注入了強大動力。我們的研究顯示，跨境商品、服務、金融、數據與人員的流動可提高GDP、推動生產力增長。而且無論輸入國還是輸出國均能從中受益。

中國是這一潮流的核心推動者。中國向貿易大國的成功轉型，讓規模龐大的人口躍升為中產階級，創造了巨大的市場機遇。中國崛起的奇跡吸引著愈來愈多的國家進入全球市場與價值鏈，從而促進了全球經濟增長，并推動發展中國家的脫貧工作取得了歷史性進展。

然而全球化時代的不平等問題愈發加劇。數字化與自動化已經導致了就業市場的顛覆以及崗位流失，而全球貿易對此也“頗有貢獻”——這也是全球貿易越來越容易遭受政治抨擊的原因之一。如今，呼吁保護主義與移民限制的聲浪在西方世界越發高漲，但在當前全球經濟復蘇乏力之際，這種舉動會給全球帶來不利影響。而且會對中國造成切實威脅，因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前景已與世界市場的興衰密不可分。

應對全球化的不良影響并不需要采取逆向措施，目前真正需要的其實是一個新的全球化框架，既能夠保留全球化的積極影響，又可以進一步推進普惠性增長、解決外部效應。由于中國需要保證未來經濟增速和國內穩定，因此在全球化的調整過程中扮演主導角色是最符合中國利益的選擇。

互聯互通與數字化程度不斷加深的全球經濟不但促進了增長，也帶來了顛覆

商貿與通信的全球流動將世界空前緊密地聯通起來。1990年，全球跨境商品、服務與金融流動總值高達5萬億美元，占當時全球GDP的24%。到2007年（也即全球金融危機與大衰退的前夕）這一數字已飆升至30萬億美元，相當于全球GDP的53%。2015年該數字跌回至34%，這背后反映出了一個根本性轉變——發達國家的消費者需求急劇下降，導致跨境資本流動驟減、全球供應鏈縮短（見圖1）。不過這也并不是唯一的轉變：全球一半以上的貿易流向了新興經濟體，而新興經濟體彼此之間的貿易增速全球最快，這些都是史上前所未見的景象。

全球化呈現數字化趨勢

1985-2007年，全球商品貿易增速約為全球GDP增速的兩倍，這有賴于跨國公司紛紛在勞動力成本較低的新興經濟體增設生產基地，以構建長距離供應鏈、服務發達市場。而隨著新興經濟體迅速實現了城鎮化與工業化，它們本身也成為了商品與消費品的重要市場，激發了全球需求。在此期間，各國金融市場的聯系也越發緊密，將不同國家的借貸者與儲蓄者對接到了一起。

在金融危機期間，全球商品貿易與跨境資金流動的規模均急劇下跌。金融危機結束后，全球貿易量有所回彈，但如今又因為大宗商品價格下跌、主要經濟體增長停滯、商品生產地趨近消費地的風潮出現等種種因素而導致增長疲軟。而當前全球資本流動規模相對泡沫時期的峰值已大幅下降。

然而，歷史已經證明全球化是一股長期持續的強大潮流。金融危機期間，全球化進程非但沒有停滯不前，反而進化出了全新的數字化模式。雖然商品貿易與跨境資本流動仍屬全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數據與信息的流動業已成為全球化的真正驅力。各公司與其國外運營商、供應商與消費者的在線互動貢獻了全球網絡流量的一大部分。如今，輕點鼠標即可把電子文檔送達地球彼端、視頻會議等技術工具使得遠程合作成為可能，全世界一半的貿易服務已經數字化。全球12%的商品貿易以國際電子商務的方式進行，企業與個人都可以通過網上店鋪從世界任一角落購買商品。

數字化也引發了三種全新的現象。首先，規模龐大的網絡平臺將全球數百萬家企業與消費者連接起來，同時降低了跨境互動與交易的成本。第二，純數字化商品與服務可通過虛擬方式即時交易。最后，許多傳統產品也開始采用“數字封裝”技術（如加入有助于提升物流管理效率的傳感器與追蹤器），提升了產品的價值。跨境數據流動除了能夠傳輸珍貴的信息流與思想，還可以促進商品、服務、金融以及人員的流動。

實際上，如今任何一種形式的跨境交易都含有數字化成分。我們的計量經濟研究項目發現，數據流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現已超過傳統貨物流動。這種進步非同小可，因為全球貿易網絡經過了數百年才發展起來，但跨境數據流在僅僅15年前還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在商品與金融流動勢頭已見衰頹之際，用于跨境數據流動的帶寬從2005年至今卻增長了45倍（見圖2），而且預計在未來五年內，商貿、信息、搜索、視頻、通信、公司內交流的數據流量將繼續噴涌，帶寬還將新增9倍。

全球化在推動增長的同時，也加劇了變革和顛覆

全球化的時代正好也是經濟大幅增長的時代。自1980年以來，全球GDP年均增長2.9%。過去50年間全球勞動生產率年均提升1.8%，平均壽命從55歲躍升至72歲。這些數據都說明全球范圍內的人員、研究與思想交流產生了影響深遠的漣漪效應。科技和最佳實踐的傳播以及醫療水平的提升，極大改善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前景和人民生活質量。隨著發展中國家與全球市場的聯結日益緊密，1990-2013年間全球有11億人口脫離赤貧，其中成就最突出的國家為中國、印度與印度尼西亞。全球化也對發達國家消費者大有裨益，因為全球化提高了他們的購買力，也為他們帶來了更多的消費選擇。

全球化同時促進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不過本國制度穩定與否、采取何種工業政策都會影響各國的獲益能力。全球化帶來的經濟利益更是推動了幾大基本趨勢在全球同步展開：

城市化。新興經濟體正在迅速推進工業化，以圖在全球價值鏈中占據一席之地——與此同時，數百萬人口從農村遷到城市以尋求更好的機會。在發展中世界有上億人口正以史上前所未有的流動效率展開國內遷移。跨境人員流動更進一步推動了城市化，大規模的國際社區在全球各大城市中拔地而起。例如，紐約的移民人口占當地總人口的31%，倫敦為37%，慕尼黑為27%。5大中型城市的增長催生了對基礎設施的迫切需求，匯聚了更多勞動力，促進了全球消費市場的高速增長。隨著現代化基礎設施的日漸完備，這一趨勢將會進一步重塑全球價值鏈。據我們的估測，大城市如今已貢獻了75%的全球GDP，預計到2015-2030年間將為全球GDP增長貢獻86%。但在發展中國家城鎮人口持續增長的同時，許多發達國家大城市的人口規模將有所衰減，這意味著經濟增長趨勢與新移民發揮的作用都將發生變化。

數字化。中國處于全球供應鏈的中心，也為全球需求提供了重要支撐。手機成本大幅下降使得手機迅速普及，新興市場國家的智能手機用戶在2012年僅占總人口7%，2015年已迅速升至25%，預計2020年將達45%。7截至2015年底，全球已有32億人口（占全球人口43.4%）可從互聯網獲取信息和工作機會。8約9億人在社交媒體上建立了國際聯系，約3.6億人參與了跨境電商。世界各大電子商務平臺正是挖掘了這一龐大用戶群的潛力，在全球維度下開辟了市場和用戶群體。

人口結構。1980-2010年間，全球約12億人達到了工作年齡，成為新增勞動力人口。隨著新興市場國家與全球供應鏈之間聯系日益緊密，這些國家已成為跨國公司的重要勞動力來源——跨國公司不僅將貿易活動移至海外，還在當地建立生產基地以滿足新興市場快速增長的需求。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促使發達經濟體的企業脫離勞動密集型行業，專攻資本與知識密集型行業，而這些發達經濟體的勞動力議價能力已經因為供應鏈的外遷而有所削弱。與此同時，勞動力的流動性增強——全球人口流動成為各個老齡化國家補充勞動力、保持經濟增長動力的重要來源。吸引流動人口最多的那些經濟體都需要依賴跨境移民填補崗位缺口，2000-2014年間，移民人口為這些國家貢獻了40-80%的勞動力增長。大洋洲有28%的勞動力是外籍勞工，北美為18%，西歐為14%。

不過，雖然全球化帶來了凈經濟收益，但也放大了不利于各國社會發展的消極外部效應。

氣候變化。城市飛速發展讓城市基礎設施接近承載極限，造成了多重環境壓力。雖然不能將氣候變化直接歸咎于全球化，但與全球化交織的工業化和消費增長確實是導致森林退化、環境污染和氣候變化的原因。曾經的隱患已成現實，亟需全球一致采取行動、共同應對。

波動性。聯結更加緊密的世界也更易受到震蕩，金融危機已表明世界一角所受到的沖擊會迅速引發整個全球體系的震蕩。漫長復雜的供應鏈更易中斷、數字網絡極易受到全球黑客的攻擊。人們可以通過數字技術與全世界全天候溝通，引發了社會交往與人際交往方式的蛻變。人口跨境流動本是勞動力市場全球化的自然趨勢，但在擔心就業競爭或反感多元文化的心態下也會遭到抵制。

不平等。最后，全球化也加劇了不平等，這個問題下文將會詳述。很多國家的收入差距逐漸擴大，導致社會政治局勢日益緊張。

以上種種因素（尤其是不平等的加劇）使許多人對全球化不再抱有希望。

中國既是全球化的重要引擎，也是主要受益者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世界各國經濟都取得了增長。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方興未艾，為數百萬人鋪就了脫貧之路。中國的崛起是目前全球化進程中最引人矚目的成功故事。僅僅四十多年前中國還在實行封閉型經濟，而如今卻成為與世界各國交流最頻繁的國家之一，完成了非比尋常的飛躍。本世紀頭十年中期，中國進出口貿易額急速增長，推動GDP實現了兩位數的增長。2000年中國出口總額僅為2570億美元，到2016年已猛增至2.4萬億美元（占世界出口總額12%），躍居全球最大出口國；同時中國也成為了世界第二大進口國，2016年進口貨物總額近2萬億美元（占世界進口總額10%）。

中國龐大的制造業已成為全球價值鏈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官方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的外資企業數量從2000年的23萬家增長至2015年的48.1萬家，增長超過一倍，而且這些企業大約貢獻了中國出口總額的50%、總產量的30%以及全國就業的10%。此外，2000年以來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增長超過三倍，對本土企業產生了生產率溢出效應。而2016年中國本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已經超越外商直接投資，讓中國成為了資本凈輸出國。中國目前對外投資已經超過日本，在全球排名第二，僅次于美國。

如今，中國在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全球連通性指數中排名第七，這個排序是綜合研究了商品、服務、金融、人員和數據的流入及流出情況而得出的（圖3）。結合中國人均收入水平來考慮，中國的連通性其實非常好。此項研究同樣觀察了中國哪些單個城市與省份的流通性足以與其它國家同臺競技。研究發現，繁榮的沿海省份廣東在商品流動方面排名全球第六，位居美國之上。而上海與北京則在商品流動性方面超越了日本與意大利。

中國目前已經轉型成為全球貿易強國，其GDP總量自1980年以來也增長了25倍之多。如今中國已有超過6億人成功脫貧，中產階層與富裕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至少為2.1萬美元的家庭）達1.16億戶，而在2000年這一數字僅為200萬戶。2010-2015年中國個人消費增長超過1萬億美元，占全球消費增長的四分之一。過去，中國只是跨國公司從事制造業的廉價勞動力來源，如今中國早已超越了這個階段，變成了全球最誘人的消費者市場之一，備受本土與全球企業青睞。

如今，中國企業在全球企業中的比例進一步擴大，這加劇了很多行業的全球競爭。盡管這種態勢可以提高配置效率，但中國與其他新興市場企業也奪取了現有企業的市場份額，造成客戶流失與利潤壓力。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的組成反映出了這番商界局勢的輪轉：上榜中國企業從2010年的43家增加到了2016年的103家，總數位居第二，僅次于美國。而且全球十億美元規模的企業中約有900家來自大中華區。

如今，不少中國企業在本國發展到一定規模后，開始通過并購向世界各地拓展業務。最開始運用這一策略的是資源行業。2006-2010年，能源與材料行業的相關交易占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62%。而隨著科技、房地產與娛樂行業的交易不斷增多，2011-2015年能源與材料相關交易比例跌至46%。同時，中國企業并購交易的地域范圍也在不斷擴展。2011-2015年有四分之一的境外并購交易對象位于北美，而且據估計，2015-2016年中國企業在美投資總額已經翻了三倍。16從近幾年占據頭條的交易中可見一斑：中國化工斥資430億美元收購瑞士種子公司先正達；美的收購德國機器人制造商庫卡；雙匯國際收購了全球最大的豬肉生產商及加工商——美國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

中國不斷增長的境外投資規模也為非洲等發展中地區帶來了巨大影響。一些中國企業通過修建水電站與鐵路等交鑰匙式基建項目在非洲當地實現了擴張。2013年當年，涌入非洲基建領域的海外投資超過300億美元，其中來自中國企業的投資就占了近一半。而中國對海外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投資也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創造了攀上經濟發展階梯的機會。

中國經歷了由投資驅動的長期高速增長之后，正面臨著如何步入持續發展軌道的難題。但無論采用何種模式，中國經濟都將繼續發展，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也將繼續擴大。即使中國轉向更注重國內消費的經濟模式，其全球關系仍將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盡管中國在商品與金融流動方面排名較高，但數據流總量以及長期移民數量仍然較為有限。鑒于全球商品貿易格局普遍趨于扁平、數字全球化日新月異，中國需要考慮如何從數據流、信息流以及服務與人員的流動中取得效益。中國成功地利用貿易這塊跳板實現了經濟的迅猛發展，讓數百萬人步入了中產階級。

通過深度參與服務、人員與數據的全球流動，中國也許可以繼續推動經濟增長。中國已經與全球經濟融為一體，它能否保持經濟增長及社會穩定與全球化能否成功息息相關。事實上，中國當然不能“去全球化”。率先解決部分外部性問題，并投資全球公共產品以應對其他國家將重心轉至國內的風險，才是符合中國自身利益的做法。

發達國家反對聲浪高漲，全球化迎來關鍵轉折

盡管全球經濟在過去十年間一直保持正增長，但各國步伐并不一致：發達經濟體持續緩慢增長，而發展中國家則保持快速增長。結果國與國之間的貧富差距不斷縮小，但許多國家內部的收入差距卻不斷擴大。這些變化令人們普遍認為全球化會帶來不良后果，發達國家民眾的意見尤為強烈。

2005-2014年，25個發達經濟體中有65%-70%的家庭處于收入停滯或下滑的狀態。在1988-2008年全球化快速發展的時期，這些發達國家的下層中產階級收入增長是相對最少的。雖然他們仍然比發展中國家的下層中產階級享有更多福祉，但當他們目睹了本國最富裕的少數人獲得了巨額收益時，他們覺得自己的地位下降了。美國的高收入群體在全球化進程中賺得盆豐缽滿，人數占到了全球1%最富有群體的一半。

全球化并非加劇發達經濟體中不平等問題的唯一原因。向數字化經濟的過渡也是其中一個驅動因素，因為數字化經濟不僅使高技能人才的收入畸高，還減損了日常工作的價值。而且發達經濟體迄今沒有設計出一套再培訓和技能發展的完善機制，以幫助本國整體勞動力適應這一轉變。進口競爭也難辭其咎。將本地行業暴露于國際競爭之中固然能提升效率、推動創新，但也會損害到勞動者以及國內現有企業。而且2000年以后，由于跨國企業為降低生產成本而頻頻進行勞動力套利，發展中經濟體得以加速融入全球市場。一項研究顯示，自2000年以來，中美貿易已讓美國失去了諸多制造業崗位。而這種損失往往都集中在遭受嚴重沖擊的當地社區，影響持續至今，已經超過十年。

在增長乏力的發達經濟體中，人們往往容易以各種借口否認技術變革的影響，轉而指責各種形式的全球化是導致大多數人落后的禍因。同時，排外情緒與種族歧視也水漲船高。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最近的一項調查發現，在實際收入沒有增長、甚至有所降低的歐洲中低收入群體普遍對未來表示悲觀，而且更容易對外來移民持負面看法。許多觀察者認為人們對全球貿易與移民的不滿情緒與愈演愈烈的政治極端主義息息相關。在發達經濟體中，政界雙方的民粹主義運動聯手反對全球貿易。左翼人士認為全球化規則更有利于富人，而多數右翼人士則聲稱正是貿易協定與移民才導致了崗位流失與工資下降。

中國顯然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誰也無法保證中國今后不會受到這些壓力的影響。中國建立了一個容納了無數制造商與供應商的包羅萬有的制造業生態系統，這在眾多低工資國家中獨樹一幟。隨著這個生態系統逐漸展開，中國制造業增加值的全球占比從2000年的不到7%上升至2014年的近26%。這一轉變將繼續重繪世界制造業格局——而且隨著中國攀向全球價值鏈上方并進入創新行業，國內工資水平將不斷提高，中國也會面臨自身的勞動力調整，這與發達經濟體的勞動力問題異曲同工。另外，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快速工業化也產生了一系列社會壓力與環境壓力，例如城市盲目擴張，但基礎設施與住房供給不足；以及環保法規不健全、執行不到位，無法保護清潔空氣、水資源與公共空間等種種問題。

世界各國都在反思自己在全球貿易、跨境金融以及國際數據流中的參與方式，以及對跨境移民的接納程度。而在民粹主義與保護主義甚囂塵上之際，全球化發生逆轉的危險也日益加劇。這種情況會給中國帶來嚴重的經濟與社會風險。而氣候變化、社會壓力以及不斷加劇的波動性給中國及其鄰國造成的威脅與日俱增。脫離了國際支持，任何國家都難以獨力應對這些共同的挑戰。

盡管啟用保護主義措施可以拯救就業并在短期內提升政績，但也會產生意外后果或招致報復。28盡管美國民眾對全球化的不滿仍在發酵，但據一項研究估計，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頭十年間，國際貿易為美國貢獻了總生產力增長的四分之一，并為中產階級消費者提供了超過四分之一的購買力。導致民眾不滿的根本原因在于分配問題，而貿易戰并不能實際解決這個問題，而且還將切斷極為必要的全球增長來源，帶來難以預料的不良影響。在移民方面，2015年移民群體為全球GDP貢獻了約6.7萬億美元，北美與西歐是最大的受益者。30關閉邊境的經濟體將失去移民帶來的勞動力增長、創新以及活力。

世界各國需要一個嶄新的全球化框架，在維持全球化效益的同時進一步推動普惠性增長

如果世界各國大部分民眾將全球化視為一個由精英階層發起、為精英階層服務的項目，那么維持全球化的進程將越發艱難。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充分地認識到全球化并未惠及每一個人，他們需要作出切實努力，讓全球化更具普惠性。雖然國內政策是解決收入不均以及機會不平等的主要工具，但國際社會同樣需要開展大量工作，世界各國都應在教育培訓、數字化及基礎設施等全球公共產品的領域加大投資，并且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等威脅。否則世界各國（也包括中國在內）就只能獨自面對這些挑戰，無法享受全球合作帶來的規模效益。

有助于普惠性增長與全球化調整的四大戰略

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可能將目前的社會與經濟鴻溝進一步拉大，并讓各國的發展重點逐步轉向國內。顛覆無可避免，而政策制定者與企業領導人需掌握先機。

提供教育與支持，幫助勞動力隊伍適應勞動市場的調整

各國需要為受到外來競爭沉重打擊的某些本土行業的勞動者與社區提供更多幫助。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對人力資本的投資甚至應該擺在全球議程的首位。如今人類社會的很多有償工作在未來將由更智能化的機器接手，近幾十年來的崗位流失可能只是一個序幕。我們最近分析了全球800種職業中的逾2000項工作內容。理論上，目前展示的技術已經能夠自動化處理人類社會50%的工作內容，這將涉及全球近12億個工作崗位（僅中國就占了其中的4億）。雖然很多工作崗位并不會完全消失，但絕大多數職業日常工作的性質將發生改變。

這個進程可能需要數十年時間，并且各個國家或職業的自動化普及速度各不相同。這段時間差為各國采取行動留下了充裕的時間——但眼下絕對不容自滿。全球各國紛紛步入老齡化之際，亟需普及自動化技術以提高生產力、保持經濟增長。但是這一變革規模龐大，各國需要進行審慎管理。很多處于職業生涯中期的勞動者需要接受再培訓，這需要政府部門與私企雇主共同合作，確保培訓的技能可以響應市場需求。

長期來看，教育體系應當讓下一代懂得以新技術輔助工作，并確保學生養成終身學習的心態。學校要更注重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等方面的教育，即使在基礎教育階段與職業技術課程中也必須涉及一定的數據素養教育。如今，青年失業是全球面臨的突出問題，全球已有近3億“三無青年”——不在校、未就業、未參加培訓。這說明教育系統與就業市場之間存在嚴重斷層。為了防止貧富差距在未來持續存在，各國必須解決這一問題。

拓展數字化經濟覆蓋面，提高參與度

互聯網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必需品，而非奢侈品。但截至2015年底，全球仍有半數以上人口無法獲得互聯網服務。即使是高收入國家也沒有實現全民上網，而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更為尖銳。

讓全球更多人口獲得互聯網服務有助于經濟增長。我們發現，任何一種全球流動都能提高生產力，而數字化流動還具有推動勞動力增長和資本投入的獨特能力。也就是說，數據流動和數字化促進了（而不是減少了）各國國內的凈就業增長。此外，發展中國家可通過廣泛接觸全球數據流動而獲取豐厚回報。我們也發現，處于全球網絡邊緣地帶的國家比核心國家更具有提振GDP的潛力。對于網絡連通程度相對較低的經濟體，新型數字化平臺的到來將引起一場重大變革。數據流動對各國GDP的貢獻當中均有15-30%來自消費者，其余則來自價值鏈內部的B2B業務。

引導更多小型企業參與數字化經濟是提高全球化普惠性的關鍵。阿里巴巴、亞馬遜、eBay等電商平臺讓全球數百萬家中小企業（SME）得以直接接觸全球客戶，并為它們提供了物流支持、支付基礎設施與詳細指導；同樣，社交媒體平臺也為小型企業提供了全球營銷的機會；而數字金融平臺則拓展了小型企業的融資渠道。這些成就固然激動人心，但只有落實了合適的多邊協定，才能充分發揮中小企業的潛力。制定數字貿易協定并建立合適的意識、技能以及基礎設施以幫助小型企業轉型成為出口企業，這些舉措可令全球化的惠及范圍超越大型企業之外。

數字經濟仍處于初步發展階段，世界各國需要夯實基礎，確保數字化經濟持續增長。同時，各國也需要打造完善、全面、開放的數據生態系統，以確保高級分析、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能夠充分改善生產力。數據的全球流動可以產生實際經濟價值，因此關鍵在于確保世界各國不以貿易保護主義的心態看待網絡空間。

通過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全球流動和需求

如今，全世界對交通、電力、供水以及電信系統的投資約為每年2.5萬億美元。而根據我們的估計，2016-2030年全球支持預期增長的年均投資額將達到3.3萬億美元，大約相當于全球GDP的3.8%，其中新興經濟體的投資額約占60%。面對全球不斷擴大的需求，持續投資不足將導致經濟增長放緩、居民得不到基本服務。

道路、港口、機場、鐵路與電信網絡是商貿溝通與人員流動的渠道，對這些系統的現代化升級與維護進行投資可以推動經濟增長。同時，基礎設施也是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根基——讓人人都能享有潔凈水、衛生設施以及價格合理、安全可靠而且可持續的能源。要滿足現有需求，我們面臨的資金缺口是原來的三倍。據我們的估計，基礎設施建設的社會經濟回報率一般為20%左右。換句話說，從長遠來看，每向基礎設施建設投資1美元，就能讓GDP產出提高0.2美元。這種經濟效益主要通過提升各國生產力而實現，即減少人民的出行時間和成本、為個人和企業提供了安全可靠的電力供應和寬帶連接。基礎設施投資除了帶來生產力提升的長期回報，還具備短期裨益——能夠立即創造就業機會。據估計，基礎設施投資額占GDP的比重每提升一個百分點，就能直接或間接為印度、美國、巴西及印度尼西亞分別提供340萬、150萬、130萬和70萬個就業崗位。

基礎設施投資長期不足的困境削弱了世界各國的生產力，導致需求疲軟加劇，讓發達經濟體難以快速刺激經濟增長。當國家和地區政府不得不決定加大投資力度之時，其實完全可以從國際融資方面開拓思路、尋找創新融資方案。2016年的一項估測顯示，機構投資者與銀行管理著120萬億美元的資產，其中有一部分資產可投入到項目融資當中。為了吸引機構投資者參與全球基礎設施項目，國際社會需要制定和落實健全的跨境投資原則，此外還應建立最佳實踐的共享機制，以分享項目工程、項目融資、項目管理、施工技術、可持續基礎設施建設及清潔能源等方面的出色經驗。

致力于改善全球治理原則

在這個全球化飽受質疑的時代，獲得公眾的支持十分關鍵。僅靠空洞的口號不足以重獲信任，公眾需要看到切實的改革與普惠發展的實施。因此首先應當建立合適的全球化框架，將現有多邊機構的資源投入到解決氣候變化等最關鍵的外部性問題之中。

雖然全球經濟聯動日益緊密，但各類標準、管理制度、報告要求以及法律體系仍較為分散。某些全球性機構往往利用這些差異造成的漏洞進行套利或規避責任。因此，將勞動標準和道德采購要求納入貿易協定，既能遏止部分不當行為，又能消除多數懷疑論者持有的全球化貿易是一場“逐底競爭”的印象。良性競爭是最能推動生產力提升與創新的手段之一。各國可以通過降低市場門檻來創造一個有助于激發活力的公平環境，而非盲目保護地方產業、逃避外來競爭。

雖然互聯網在全球的普及程度越來越高，但國際互聯網治理領域還存在很多監管真空，迫切需要針對高速發展的跨境數據流建立治理框架。為了確保中小企業與消費者不再處于劣勢地位，建立國際標準與多邊管理體制至關重要，具體應包括：個人數據隱私保護標準與針對網絡欺詐的消費者保護標準、跨境執行機制、網絡安全多邊應對措施，以及知識產權保護。各國還需解決進口關稅、各地上網條件不一、地域屏蔽等發展電子商務的障礙。數據保護主義會降低跨境資本流動的潛在價值。

政策制定者要能夠提前預見并坦率地承認全球化的種種弊端并積極解決，而非極力回避這些問題。在斟酌貿易協定時，最好直面崗位流失的可能性，并仔細研究再培訓與再投資的需求以減輕損失，而非一味地掩蓋負面后果。

同樣，政策制定者應尋求能為民眾生活帶來切實利益的舉措。這既包括發達經濟體在發展中國家投資基建項目或建立生產基地，也包括向高收入國家的弱勢社區引入創新型投資。而推動知識傳播也不失為一個好舉措，許多人認為這正是全球化促進增長的主要機制。在諸多研究領域，當各國最優秀、最聰明的科研精英能夠不分國界聯手合作，共享數據并交流想法，那么各種突破必將接踵而至。學生交流項目或國際醫學研究計劃等都是值得大力推行的新型國際合作機制。

世界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都應該讓本地創新成果造福全球更多民眾。這一點在醫學成果推廣上尤為關鍵，不過在數字金融等領域也同樣適用。全球約有20億人口以及數百萬小型企業無法獲得金融服務。事實證明，在肯尼亞等國通過手機和互聯網提供支付與金融服務是改善民生、促進增長的有力手段。鑒于很多國家的銀行體系發展仍不充分，在當地推廣金融技術將對于弱勢群體具有非凡意義。

中國可引導全球化浪潮走向積極普惠發展

中國已展現了在國際問題上發揮引領作用的意愿，如今全世界都將密切關注中國的后續行動。對中國而言，擔負起世界領導者的角色可以助其以最安全有效的方式過渡至現代化經濟，也有利于解決氣候變化、動蕩不安和貧富差距這些世界性的難題。

當下，全球各發達經濟體紛紛將重心轉回國內。因此，全球化能否成功調整，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中國能否大力支持新方法以及進一步開放思想。上文所述的四大戰略可將全球化推向一個更為健康的新階段。在這四大戰略中，我們認為中國有能力而且理應大膽發聲并作出獨特貢獻（圖4）。

為下一代的勞動者提供教育或培訓

隨著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和全球數字化的加速發展，中國政府正在著手大力提升其龐大勞動力隊伍的技能水平。隨著經濟發展逐步轉向生產力驅動及創新驅動模式，勞動力市場的調整將不可避免，可能需要對數億勞動人口進行重新部署。中國需要調動全部工業經濟資源應對這一挑戰，具體措施可包括大幅拓展職業培訓項目以及與私營企業密切合作。

過去幾十年里，中國已在公共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目前大學畢業生人數在全球首屈一指，但各地的教育水平差距較大，主要原因是高質量教育資源在中國各地分布很不均衡。中國各地區的教育成果差距很大，而且城鄉教育差距依然存在。據我們的估算，到2030年中國將擁有約4000萬中高級技術型勞動者，但這個數字遠遠不夠——中國必須填補這一人才鴻溝，企業才能提高生產力并提供更多就業機會，進而鞏固和壯大中產階級隊伍。

過去中國主要注重基礎設施建設上的投資，如今則需要注重人力資本的投資。中國政府已經加大了教育投資的力度，其GDP占比已從2000年的2.6%升至2014年的4.2%，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仍屬落后——法國、英國、美國政府的教育投資占GDP比重高達5-6%。在如今這個數字化程度和知識密度越來越高的時代，加大教育投資力度有助于中國各地的學生順利迎接更多挑戰和機遇。

除了加大整體教育支出之外，中國還需要解決教育資源不平等的問題，更為均等地向各個地區和各收入群體分配教育資金。當然，追求平等并不代表要以一刀切的模式開展教育和培訓。中國幅員遼闊、各地情況千差萬別，為各類實驗探索和試點項目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例如引入科技教學平臺、鼓勵私營企業在教育領域大顯身手。如果中國能打造一套成功的教育模式（尤其是數字技術和遠程教育），將對其他經歷類似轉型的國家提供寶貴的參考。

中國也可以積極推動高等教育體系與國際接軌。在中國政府打造創新型經濟的背景下，中國作為體量如此龐大的經濟體，應努力成為人才高地，培養并吸引全球頂尖人才。中國已經擴大了理工科的培養規模，目前每年可培養出有近3萬名理工科博士。全球35%的專利申請都來自于中國。根據“自然指數”的統計，世界上發展最快的100家研究機構有40所位于中國，這說明中國的創新能力正在突飛猛進。

然而，中國的目標不妨更加宏大一些。盡管中國的貿易流量已經世界第一，但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連通性指數表明，中國在人員和數據流動上仍處于全球落后水平。而正是人員與數據的流動才匯聚了世界最頂尖的人才，促進了思想和創新的碰撞。在高等教育領域，中國也面臨著建立國際研究合作以及雙向派遣留學生等良多機會，從而吸引更多全球頂尖人才來華。除了對外派遣留學生之外，中國的大學也可以考慮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在世界舞臺上發揮更大影響力。

中國可觀的科研實力足以應對任何挑戰，無論是開發平價藥物、治療慢性疾病、應對氣候變化，還是提高農作物產量等種種難題都能一一解決。中國的研發和創新成就必將惠及全世界。

推動全球進一步普及互聯網、促成全球數字經濟框架的制定

數字鴻溝會加劇國內與國家間的不平等。世界上仍有半數以上人口無法獲得互聯網服務，因而與各種知識、資訊和機會失之交臂。實現互聯網全球覆蓋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中國作為制造業大國，擁有大型基礎建設項目的豐富經驗，屬于全球少數能夠完成該目標的國家之一。中國政府最近呼吁國際社會通過技術和經濟援助來支持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數字化轉型。中國在這方面的率先努力將為全球經濟注入新的活力，也為推動更加包容普惠的全球化進程找到了落腳點。

中國未來的跨境數據流政策也能造福全球。數字信息的交換是全球化進程中發展最快的一環，也是最需要全球框架和全球領導力的領域。中國在最近發表的一份聲明中呼吁國際社會在數據標準、數據共享、網絡安全等基本問題上共同合作。而中國就是發揮引導與推動作用的國家。

我們的研究報告強調，跨境數據流是數據、思想、創新、研究和互聯的源泉，能夠提高生產力和推動增長。所以對全球數據流采取更加開放的態度并積極參與其中，就能獲得實際的經濟回報——這一點不僅對中國適用，對整個世界也一樣。中國的網絡用戶超過7億人，因此就消費者群體的數字技術普及度而言，中國是全球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中國也擁有全球最大的電商生態系統，交易額占全球40%以上，而且這個市場蘊含著巨大的盈利空間。中國互聯網巨頭的業務觸角已經向各個領域廣泛延展，并在此過程中累積了大量數據。然而，就跨境數據的流量而言，中國僅位居全球第36名，這表明中國與世界的信息聯通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而且中國擁有海量的潛在數據集，因此分享中國的信息也有助于推動全球增長。

中國也可以幫助全球的中小型企業進一步參與全球經濟活動。中小型企業已經充分認識到數字化平臺是接觸全球消費者的跳板，而且對小商戶和小廠商而言，中國的電商生態系統能為其提供全球領先的商業舞臺。中國應再接再厲，恪守在杭州舉行的二十國集團會議上作出的承諾，削減壁壘并增加全球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確保小公司和創業者有機會跨入全球價值鏈。

在前沿科技方面，中國是機器學習、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技術的領頭羊之一。但未來的技術發展需要更密切的國際合作，以便更廣泛地獲取數據、算法、資本和人才。智能機器將擁有前所未有的威力，因此為了和平使用這一技術，國際社會有必要設立一個國際管理機構來監管人工智能、建立標準并制定道德守則。對此，中國不僅要作為推動者，更要成為領導者。

提高全球基礎設施支出

基礎設施投資曾是中國經濟崛起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國正在大力投資跨境項目，以刺激經濟增長與人文發展。中國支持全球基礎設施的項目一直在推陳出新，先后設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新機構，不過其中最雄心勃勃的項目當屬“一帶一路”戰略。

中國是《巴黎協定》的重要參與者，在對抗氣候變化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中國的主導和貫徹對于該協議的成功締結至關重要，沒有中國發揮領導作用，其他國家可能會動搖。為了做好應對氣候變化的準備，發展中國家需要注重建設有彈性且可持續的基礎設施。而作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資國，中國可以繼續在國內乃至全球推動綠色科技的普及。

重塑全球治理和雙邊關系

中國有能力在新興經濟體與發達世界之間構筑一條獨特的溝通橋梁。中國正在深入推動區域和多邊協議機制的制定，并與東盟及其他發展中鄰國就金融、安全和貿易等問題進行了深入交流。過去，發達國家往往采取向欠發達國家提供發展性融資、灌輸市場自由化思想的方法幫助其發展，而結果并不全然理想。中國不妨以較高的公信力另辟蹊徑，更好地思考新興經濟體的發展訴求，向世界證明東西方國家可以擁有不同的發展道路。具體做法既可包括在現有國際組織中進一步發揮作用，也包括主導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新的機構。

中國也有機會調整與他國的關系。目前中國正在加深與非洲的接觸，同樣，中國也可通過投資、教育與文化交流以及合作研究等方式與其他國家或地區建立聯系，并不限于發展中國家

中國也應當展現出對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視。中國企業正在不斷擴張，但不論是國內抑或國外的經營活動都應在勞資、環境和商業行為上采用國際標準。中國的經濟發展曾經受益于在華外企的積極影響，同樣，中國企業在新興經濟體的投資項目也要符合可持續發展精神，這樣才能在長期合作中產生積極的溢出效應。

*本文來源：微信公眾號“慎思行”（ID：shensixing2014），作者：華強森、Diaan-Yi Lin、成政珉、Anu Madgavkar、Susan Lund，原標題：《重啟全球化：中國如何引領新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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