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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2014年11月底,從昆明出發的大巴正載著一行人前往彌勒市,參加旅行社協會的論壇。
車上,途牛掌門人于敦德與同程掌舵人吳志祥的座位間只隔著一條過道。
此前,吳志祥間接得知,途牛建議出境游供應商不要跟同程合作,若非要合作,供貨價格要高于途牛。
消息經過發酵再傳到他耳朵里,變成了途牛“封殺”同程。
想到這里,吳志祥率先打破僵局,“老于,你這樣不對。”
于敦徳比江蘇老鄉吳志祥小幾歲,典型的工科男,樂于鉆研技術,做事一向表現得謹慎克制。
他統領下的途牛專注于做“休閑游專業戶”并切入出境游,是業務的精準延伸。其出境游業務增速迅猛,客單價動輒幾千元,和擅長售賣景區門票的同程拉開大距離。
用了8年,于敦徳就把途牛送上了納斯達克,成為繼攜程、去哪兒、藝龍之后的在線旅游第4股。
大巴的車輪轉動著,于敦徳思考著回應了吳志祥的話。
“老吳,你不應該做出境游,順著1塊錢景區門票,你應該再做10塊錢的電影,幾十塊的火車票。你的客單價決定了你不可能做幾千塊的出境游。”
話雖中肯,卻讓人聽出些許嘲諷,一場焦灼對決正在持續。
以上內容,授權摘選自我好友的一篇文章《拿下藝龍的同程,要“屠牛”?》。
那個時候,同程剛牽手藝龍,途牛也實現了上市后的首次盈利(Non-GAAP凈利潤3970萬元)。
這兩者,是OTA行業(Online Travel Agency)爭奪老二位置的僅有人選。
第一名則是攜程。
SARS的沖擊與機遇
2002年夏天,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Michael Spence來到中國南海知識經濟論壇。他認為,互聯網將在年終復蘇。
當時,這一觀點被視為美國式的“妄言”。
2003年1月,《數字財富》雜志大膽做出了一個《互聯網復蘇》的選題。文章列舉了“水泥+鼠標”的51job,也點出了“鼠標+水泥”的攜程。
但在那個“妄言論”依舊盛行的時期,編輯們還是加上了“將有80%的互聯網公司倒閉”的觀點。
只是他們不知道,在文中僅出現一小溜的創業公司攜程,已經實現單月交易額首次突破1億。這個數據,已然可以稱為中國最大的酒店分銷商和機票代理商。
2003年1-3月,看到業務和盈利能力日趨成熟,擅于資本操作的創始人之一沈南鵬,時時坐在辦公室往納斯達克的方向望去。
按創業時的議定,攜程上市不遠了。
可正在這時,遠在云南的一只菊頭蝙蝠倒掛巖壁,目光從黑壓壓的洞穴望向外面的世界。
視線聚焦在廣州軍區總醫院。那位深圳一家飯店的36歲廚師黃杏初,正高燒不退、全身發紫。這是全國通報的第一例SARS患者。
很快,類似的病例在廣州、北京的城市出現,SARS疫情爆發。
“對于旅游業來說,傳染性疾病是極大的風險。沒想到,那場SARS差點讓整個行業停止運轉。”后來回顧2003年的梁建章,再談此事依舊感慨萬千。
從2003年4月開始,攜程訂單急劇下滑。就拿北京地區為例,此前兩個人熬一個通宵都審核不完的酒店訂單,這個時候一個人2小時就能順帶處理好上海、北京的所有訂單。
所有的上揚曲線瞬間歸零,攜程經營利潤跌破紅線。
突如其來的經營停擺,讓梁建章慌了神。他讓管理人員和部分部門每天只上半天班,只發60%的工資。并且還鼓勵員工,疫情很快就能控制,未來的報復性消費將是攜程的機會。
作為復旦大學第一屆少年班的畢業生,梁建章對于這些經濟理論熟稔于心。但面對現實中每天百萬級基礎支出往外流,他只想著能有大佬來收購公司,一定會賣。
為了維持現金流,梁建章開始用自己的客服中心,幫招商銀行銷售信用卡。作為招行信用卡起步年,這年末招商銀行信用卡發行突破60萬張。
這也為攜程帶來了一定的現金流。
2003年6月,SARS疫情得以控制,旅游業數據很快回彈到2002年同期水平。
2003年7月,攜程機票訂單成交量同比增長200%,環比6月增加82%,并超越SARS前1月份31%。
2003年10月,SARS疫情過后的首個“十一”黃金周,攜程平臺上的機票訂單成交量同比增長200%。
這年末,攜程納斯達克上市,股價首日上漲88.56%,OTA行業開始被外界所關注。
無序的17年
攜程上市后的10年,在梁建章那里是空白的。上市3年后,他卸職CEO去斯坦福大學主修經濟學,直到2012年才回國。
這一年,攜程的增長僅有19%。去哪兒增長92%、同程翻倍、藝龍連續7個季度在酒店板塊反超攜程,同比增速27%。
梁建章回歸,拿出了5億美元搞補貼戰。5天后,吳志祥籌到9000萬元備戰,去哪兒投了3000萬美元,驢媽媽表示拿了5億元與攜程死磕。
《商界》雜志當時有報道顯示,針對票價300元的“哈爾濱冰雪大世界”,攜程288元、返現288元;驢媽媽288元、返現300元;同程288元、返現250元。
攜程地推團隊在同程總部旁邊建辦公室,還挖掉了幾個大將。面對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吳志祥開始失眠和掉頭發。
那一早在首都機場,吳志祥在登機口睡著,盡管廣播通報多次也還是錯過了飛機。
“辛苦10年才賺到的1個億,一個季度就燒掉了。”吳志祥和幾位創始人在2013年除夕喝酒,甚至抱頭痛哭。
途牛于敦德也無可奈何。公司上市之際遇到這檔子事兒,必須靈敏反應。4月11日,途牛特賣頻道試運營,6月提出升級平臺戰略,7月“特賣頻道”的正式上線,途牛差點成為旅游界的拼多多。
在去斯坦福念經濟學時,梁建章說,“還是經濟學有比較多的東西可學習。”畢業歸來,這個留美生就在行業里刷了一遍存在感,并且這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掌控中。
到2014年4月,梁建章開始轉變策略,從價格戰轉向資本整合。
這一天,梁建章來到蘇州與吳志祥見了一面。他準備以2.2億美元入股同程,并將門票業務并入同程。
送走梁建章,同程5個合伙人面面相覷。他們依舊待在沙發里,一直坐到凌晨兩點才散。
后來,吳志祥才知道,就在夜會梁建章這天,他也曾走進途牛辦公大樓,以途牛IPO發行價收購其價值1500萬美元股份。
這個行業近乎是梁建章和攜程的。
這一年,梁建章表示:
“在酒店領域攜程的收入是藝龍和去哪兒的數倍,機票收入領先去哪兒,跟團游收入高于途牛,因此在綜合領域沒有直接競爭對手。”
但不服者眾多。2014年11月,從昆明出發到彌勒市的那輛大巴上,吳志祥與于敦德的對話不過是行業的縮影。
途牛與同程的戰役之外,去哪兒和攜程較勁許久,當年末,梁建章無奈推出0利潤旅游產品,拿出10億保第一。
很顯然,OTA盡管進入資本整合階段,但由于BAT等巨頭的參與,這個行業在梁建章手中有些失控了。一直到2019年,梁建章對于價格戰的態度模棱兩可。
? 梁建章:不參與價格戰
? 梁建章:價格戰該打就得打 用利潤換市場很值得
? 梁建章:不怕價格戰,不給對手留余地
在《國際金融報》的采訪中,梁建章甚至談到:
“當時,酒店業務領域有四家比較強,分別是攜程、同程、藝龍和去哪兒。價格戰是同程先打起來的,之后藝龍打,我們(攜程)打,然后去哪兒也加入其中。”
史海沉鉤,外界無處尋得真相。現實是,這個熵增無序的行業從哪家企業的視角出發,都無法梳理出一條主線。
OTA們正在等待一個拐點,去賦能同行甚至所有互聯網企業歸于秩序。
拐點到來了嗎?
2020年春節,2019-nCOV疫情“10倍于SARS”的速度蔓延,一切都像17年前那般熟悉。
這次最先哭窮的是餐飲行業。海底撈15天虧損11億、西貝現金流撐不過3個月……恒大研究院預測,餐飲行業零售額在僅在春節7天造成了5000億元的損失。
但深受其害的還屬旅游行業。春節期間,這個行業所受影響相當于1萬億GDP的損失。業內人士更是估計,中國旅游業每停擺一天的損失達178億元。
據虎嗅Pro報道,2020年春節期間攜程退單量數百萬。在那個超過7000多人的客服中心,員工收到的咨詢量激增10倍,很多人都在13小時的連續工作后聲音嘶啞。
截止到1月29日,僅機票退改訴求和咨詢總量,攜程就收到了數百萬個。相較去年春節,增幅達到405%,最高峰值時增幅達到650%。
“客服電話根本打不進去,很多用戶要等待超過1小時。”
傳統OTA訂單取消議程,是每接到一單用戶取消請求,就電話聯系合作酒店,根據和合作方的溝通結果給用戶取消。但這種方式面對10倍級別咨詢量,顯然效率低下,取消訂單緩慢。
墊資取消成為主流。當用戶提出退單后,平臺會直接同意實時退款,但這筆款項不是從酒店方退出來的,而是平臺墊資。如果酒店方表示無法退單,這筆錢將由平臺方自行承擔。
截止2月3日,《北京商報》報道,攜程、飛豬、去哪兒網、馬蜂窩、中青旅遨游網、途牛等多家OTA墊資都已達數億元規模。
但隨著2019-nCoV“人傳人”由鐘南山院士公布后,全國退單需求蜂擁而至。如果再繼續采取墊資退單,這些OTA平臺的現金流將飽受考驗。
攜程首先“安心取消保障”計劃,呼吁入駐平臺的酒店,免費為用戶提供取消和改期服務。只要同意這一計劃,用戶退單就無需客服咨詢,直接退單。
該計劃推出1天后,全國20萬家酒店參與免費取消。
最大的退單問題是境外酒店。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大洋對岸的酒店客戶對于2019-nCoV沒有概念,他們完全不清楚中國在經歷一場怎樣的劫難。
攜程CEO孫潔在接受虎嗅Pro采訪時談到:
“我們把利弊給他講清楚,真等到客戶一個一個給酒店打電話取消的時候,最終增加的是酒店的人員成本,會讓你們的呼叫中心吃不消。與其一個個找你們,不如交給我們,讓用戶直接在線上自助處理。這是雙方人力的最大優化。”
對著,希爾頓、香格里拉、萬豪等頭部酒店率先同意,海外允許免費取消的酒店也達到了近10萬家。
挺過SARS,攜程在處理這些危急問題時顯得從容。但行業里其他中小企業則惱火得多,《財經天下》報道:
皇包車,春節期間銷售額損失幾千萬元,退單量超70%;
一塊去旅行,酒店板塊初一到初四訂單額僅往年的3%-5%;
麥淘親子,訂單取消70%,營收規模下滑70%-80%;
尋路記,春節期間利潤損失超100萬,現金儲備只能支撐3個月。
一場疫情加速了行業的洗牌。2月10日,全國大面積企業宣布復工,但沒有等來旅游行業。近40000家旅行社在當時,發出了無限延期復工的通知。
每延期一天,都是178億的基礎支出。
春天應該不遠了
國家信息中心主辦《經濟預測分析》,曾于2002年末刊發了一份預測報告。他們分析,2003年中國旅游收入將達到6010億,同比增長12%。
很顯然,這份報告沒有預料到次年的黑天鵝。
2003年4-5月,全國11615家旅行社在SARS疫情下歇業;8880家星級飯店的平均客房出租率不到 20%;1062家A級旅游區(點)營業收入同比下降80%;中國旅游車船協會105家會員單位營運收入同比下降90%。
到2004年,時任國家旅游局局長的何光煒在《全國旅游工作會議》上說,2003年國際國內旅游業總收入4874億,比上年減少12.4%。
從增長12%的預期,反轉到下降12.4%,但何光煒依舊欣慰到,“業績均好于預期。”
這源于一道等待已久的“雙解”通知。2003年6月24日,世界衛生組織(WHO)西太區主任尾身茂15:08在北京宣布:解除對北京旅游警告,同時北京也從疫區名單中被刪除。
國家旅游局當時的資料顯示,雙解之后,旅游行業便出現報復性增長。2003年8月,旅游業數據回彈到2002年同期水平。這年“十一黃金周”,旅游業更是創下歷史新高,旅游人數同比增長11.5%,旅游總收入13.07%。
歷史不會重演,但總是會驚人地相似,人們出行的意愿正在顯露。
從旅客的搜索量上分析,相比2019年,2020年清明節當前搜索量下降很明顯,但五一假期的當前搜索量整體仍高于去年。
加之今年五一將有5天假期,看來旅客對未來假期的渴望在疫情控制后一定會有“報復性”增長。
我們期待能盡快收到一條可以出門的短信,也期待2020年五一、十一期間能成群出游看一看久違的人山人海。
只是,那些損失80%左右的中小企業撐得到那條信息的到來嗎?
撐過去便擁抱疫情的拐點,撐不過去則成為行業的拐點。
*本文來源:鈦媒體,作者:新商業要參,原標題:《疫情之下,中國旅游業最先看到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