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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給人們最大的變化就是我國國內居民的旅游需求增長。據統計，我國的國內旅游從1984年約2億人次到2014年的36億人次，增長了17倍。國民人均出游從1984年的0.2次到2014年的2.6次,增長12倍。2014年我國內地公民年出境旅游首次突破1億人次，達1.09億人次，是1998年的12.94倍。

中國的旅游消費能力快速增長，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國內旅游市場和最大的出境旅游市場。中國游客的足跡遍布世界150多個國家和地區，已成為世界重要的旅游客源國。

我國旅游需求的增長也大大地推動了旅游產業的發展，據統計，2008-2013年中國旅游行業總收入復合增速達20.5%，中國旅游行業總收入2013-2020年復合增長預計約19.7%。

我國旅游需求的快速增長，國人沒有預計到，國際學者也沒預測對，世界旅游組織在1997年的研究報告中，對中國旅游需求做過一個預測，到2020年，中國的國內旅游和出境旅游將分別成為世界第一大市場和世界第四大市場，現實是，我國的國內旅游和出境旅游在2010年就成為了世界最大的旅游市場，提前10年實現了世界旅游組織預測的目標。

當前，中國旅游需求高速的增長以及強大的市場規模，已成為世界經濟和旅游經濟所關注的現象，成為推動世界國際服務貿易和國內服務消費增長的重要力量。

如何解釋我國旅游需求增長這一現象呢？解釋這個問題，可以有兩個分析基點，一個是社會學的基點，一個是經濟學的基點。

從社會學來分析旅游需求，旅游是一種生活方式，是對應于工業生產方式的一種生活方式。我們知道，人類社會先后經歷了游牧社會、農耕社會、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之所以不同，不僅在于生產方式的不同，也在于其生活方式的不同，從空間關系來說，游牧社會是移動生活方式，農耕社會是定居生活方式，工業社會是移居生活方式，旅游正是工業社會移居生活方式的體現，移動與居住構成了旅游現象，也成為旅游的本質屬性，慣常環境與非慣常環境、快節奏與慢節奏、大尺度與小尺度在不同空間內相互轉換，正是人們生活在工業化和城鎮化環境中的追求與選擇。

從社會學來說，這種旅游的選擇具有必然性，是符合標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的。我國現階段正處于由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社會發展階段支撐了我國旅游需求的增長。

從經濟學來分析旅游需求，旅游現象是一個社會經濟現象，社會經濟的變化都會對旅游產生重要影響。旅游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的產物，工業方式大大促進了經濟與社會的變革。

一方面，工業生產方式使得社會財富成幾何速度積累與增長，生活在工業化下的人們用較短的勞動時間完成了先前社會生產的更多財富，另一方面，社會分工的細化又使得人們的家庭生產的勞動職能進一步弱化，這就形成了人們可自由支配時間的增多，同時，工業化的生產方式又使得人們的勞動不再具有幸福感了，人們渴望在工作之余獲得更多的放松與娛樂，來調節緊張的工作壓力，當工業化促使城市化之后，人們會對慣常環境產生了厭倦，也必然會形成對空間消費。

工業化越是發達，城市化程度越髙，居民的旅游生活方式越是普遍經常，這就是為什么二戰以后，旅游進入大眾化時代，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旅游成為世界第一大產業的主要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我國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不斷提高。根據國家統計局每年對十幾萬戶居民家庭的直接調查結果，從1978年到2012年，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后，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10.5倍，年均實際增長7.4%；２０１４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０１６７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８８４４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０４８９元。持續增長的居民收入為人們出外旅游創造了經濟條件。

從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性來說，我國在不遠的將來要進入一個后工業發展階段。目前，我國正處于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演變的歷史時期。北京、上海、廣東等省市已經率先進入后工業社會，沿海大部分省市以及中西部的部分城市，也已經具備向后工業社會過渡的基本條件，可以說，我國的大多數的地區和大多數的人口在不遠的將來將陸續步入后工業社會。

我們知道，旅游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是在工業化社會產生與發展，在后工業社會成熟，旅游將成為后工業社會人們重要的生活方式，是一種新的文化現象。在這種社會背景下，面對著日益增長的旅游需求，給我們一個重要的思考是，現階段我國的社會管理以及社會制度設計是否能滿足人們旅游與休閑的需求呢？

旅游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旅游的發展不僅需要經濟制度的供給，也需要社會制度的供給。我們知道，與其它需求所不同，旅游是需要可自由支配時間，特別是連續性可自由支配時間作為保證的。而這種可自由支配時間既取決于全社會的公共假期，也取決于公民的私人假期，旅游需求的規模以及旅游需求的滿足都與公民休假制度息息相關。只有全社會實行了一定的公民休假制度，在制度上保證了一定時間的休假，才能增加旅游市場的流動性，才能有效地保證公民的旅游需求，都才會擴大旅游消費的規模。

然而，長期以來，我國對國民休假制度特別是帶薪年休假制度的實行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雖然我國的《勞動法》早已規定了勞動者的帶薪年休假，但落實起來卻非常困難。不僅如此，受我國文化和制度安排影響，人們往往將個人的休假與勞動或工作態度聯系起來，管理者更希望的是“白加黑”和“5加2”的工作態度，社會宣揚的是多干活、少休息的社會風尚，便形成了旅游需求與休假制度的博弈。

當公民的休假與社會道德聯系起來，即便是規定的休假，人們也不會或也不能提出自己的休假權利。當這種認識成為一種社會普遍認同的潛規則和軟制度時，勞動法所規定的休假制度便成為一種形式上的東西了。

當居民的私人假期不能有效地落實，人們的旅游只好借助于國家公共假期。在國家公共假期時間資源稀缺的條件下，人們的旅游便成為一種痛苦的事情。在公共假期內，大量旅游者前往主要旅游城市和旅游景區，行路難，買票難、游覽難，高速公路成了停車場，旅游景區成了集會地，這些已經成為我國國內旅游慣常現象。旅游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放松愉悅的活動，在我國已經成為一種異化現象。所有這些不能不說是與我國的休假制度供給有關。

每個社會具有不同的社會形態，也會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理應有與社會形態和生活方式相適應的制度安排。我國用了近30年的時間完成了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雖然，我國已處在工業社會發展的后半階段，但在社會制度安排方面，許多還具有農業社會的色彩。

比如說，工業社會休假制度安排方面，在農業社會由于是自給自足的為個人生產的經濟，休息與休假方式完全由個人決定，社會是不需要休假制度的安排，然而在工業社會，其經濟是為他人生產的經濟，勞動者的各個個體是不具有決定自由的休息與休假的社會能力的，因而，就需要國家和社會通過制度安排，來實現人們的休假權利。

如果國家不進行這些制度供給，完全由企業和社會團體自行安排，勞動者的休假權利是難以保障的。據勞動科學研究所的研究，我國有1/3以上的在業人口每周工作時間超過48小時，民營企業職工的勞動時間絕對超過國有企業。在這些企業中，絕大多數是不享受帶薪年休假的。勞動者的帶薪年休假這個在經濟發達國家工業化中期便實行的制度，在即將進入后工業社會的中國，還是一件勞動者大聲呼吁的事情，真是令人不可思議。

從一個側面來說，工業革命的歷史就是一部勞動者爭取休息與休假權利的歷史。勞動者從早先每周工作60多小時逐漸減少到每周工作40小時以下，每周從工作七天減少到五天，同時，伴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勞動者也獲得了更多的休假權利。

勞動者的帶薪年休假制度最早始于1936年的法國，此后在世界各國進行了普及。各國帶薪年休假的適用對象：

美國是正式雇員、公務員等；法國為所有半日制員工與全日制員工；

英國是所有行業、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的雇員；

德國是所有企業、機構的員工；

瑞典是所有行業、職業、公私部門的雇員；

日本是企業雇員、公務員。

可見，法國、英國、德國、瑞典等國的帶薪年休假制度幾乎適用于所有雇員，從各國帶薪年休假的適用條件來說：

美國為連續工作滿6個月，法國為連續工作滿1個月，德國為工作滿6個月，瑞典為連續工作滿180天，日本為連續工作滿6個月以上或出勤率在80%以上。

各國帶薪年休假的天數來看，法國為30天，英國為4個星期，德國為24天，瑞典為25天，歐盟要求所有成員國要保證每年最少4周的帶薪休假，包括全職職工和非全職職工。

事實上，不少國家的休假天數高于4周。美國的聯邦法律對此沒有規定，具體細節由美國工會和資方進行談判協商決定，而美國企業一般都會主動為員工提供帶薪年休假，休假時間從每年8天到20天不等，根據勞動者的工作時間而定。

不僅如此，世界各國也對休假方式做了靈活規定，德國法律規定，人們可以根據自己實際情況分拆安排休假日期。雇員可以提前和雇主協商帶薪休假時間。有子女的家庭一般選擇寒暑假。為此，德國企業和機構除安排員工休假時讓孩子小的員工優先之外，還會提前兩三個月確定員工休假安排。為了緩解假期造成的交通壓力，德國學校還錯開時間放假。德國16個州學校的放假時間都不一樣，采取輪流制。

出游時間自由，有助于減輕景點和道路過于擁擠的狀況。德國假期時間雖長且種類多，但很少出現道路擁堵、景點爆滿現象。

在對待休假的態度上，熱愛生活的法國人，是帶薪休假制度的最初發起者。早在1936年，法國政府就明確提出所有法國人每年都應該有享受帶薪假期的權利。現在，法國的帶薪休假已經多達每年6周了。法國人把休假看作不可侵犯的權利。他們總能以最悠閑的方式度過假期。

芬蘭的工薪階層有6周的法定帶薪休假。工會確保職工不必擔心因為休長假而丟掉工作。芬蘭政府還要求雇主向休假人提供額外的津貼，以保證他們有足夠的錢外出旅行或消費，而不是只能在家中消磨時光。而在瑞典，政府推出了一項新的勞動管理政策，那些自愿脫離工作崗位、休12個月長假的員工，可以領取85%的失業保險金。

世界發達國家對勞動者的休假制度的規定，既適應了工業社會發展的要求，也是現代社會人們旅游生活方式的體現。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中，必須按照這種社會生活方式來調整我們的態度，調整我們的制度，來改變那些不適合這種社會的舊制度，舊文化、舊理念和舊習慣。

在農業社會里，我生活在鄉村，中午吃飯時，我可以端著飯碗走家串門，在工業社會里，我生活在城市，如果我端著飯碗在自家門口吃，便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了。不同社會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為規則，我們要主動建立適應我們生活方式所需要的社會的規矩和制度。

在我國，要解決和落實勞動者帶薪休假制度，不僅只是發一個文件，制訂一個政策綱要，重要的是在理論上對勞動者休假權利和權力的重新認識。要將勞動者休假問題放到一個公共道德和實現“中國夢”的高度去認識。

評價一個國家的發展，不僅是居民收入的提高，物質生活的滿足，也表現為人們是否擁有一定的社會的權力和休假的權利。與此同時，要使勞動者的休假制度完全得以落實，首先要建立健全國家公務員休假制度特別是國家領導人休假制度。在我國由于種種原因和文化背景，一個制度與政策的實施效果是與國家領導人的示范作用高度相關。這一點我們應該向工業化國家學習，要借鑒發達國家工業社會管理的成功經驗，進行國家領導人休假制度的安排，推動國家休假制度的落實。

歷任美國總統公務再繁忙，也會定期前往戴維營度假。里根總統在任8年，共休假436天；布什總統在任前7年，去克勞福德農場65次，停留了418天，成為在任休假時間最長的總統。根據俄羅斯《國家公務員法》，擔任國家重要職務的領導人每年享有35天的假期。此外，作為總統還有“額外的國務工齡帶薪假”，每一年工齡加一天假，但累計不得超過45天。

通過國家領導人的示范，告訴企業經營者和社會團體管理者一個道理，人們的工作與休息，勞動與休假是工業社會兩個重要的方面，缺少那一個，這個社會都是不健全的社會。

我國旅游能量的釋放，是在人們的旅游需求與舊制度的博弈中獲得的。一方面，工業化和城市化在釋放旅游能量，另一方面，舊的制度和陳舊的理念在制約著這種能量的釋放。

我們是用時間來換取空間，還是用空間來換取時間，我們是用新制度的設計來獲得旅游能量，還是任憑這種現狀的繼續，這考驗著我們的執政能力。在我國經濟社會進入新常態發展階段，如何通過制度設計來釋放旅游消費的活力，使旅游成為我國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增長級，休假制度所形成的市場流動性是當前必須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