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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因為從美國傳入的Uber以及其他各種專車軟件的使用，引發部分地區的出租車司機群體和專車司機群體沖突此起彼伏。

我們關注政府有關部門對專車亮紅燈是否適宜，以及出租車司機釣魚執法的合法性，不應忽略事件背后折射出的“互聯網+”時代新的利益格局重組模式，以及由此引發的新的利益群體沖突模式、動員機制及其對過往的社會管制模式所帶來的挑戰。

我們歡呼“互聯網+”時代帶來對傳統行業的高效盤整時，似乎沒有充分意識到，這種盤整方式對行業利益格局的迅速顛覆，以及這種顛覆帶來的爆炸性沖擊效果。這不僅使原來的從業人員幾乎沒有喘息之機，也令相關政府管理部門拙于應對。

因為缺乏緩沖，既有從業人員的反抗格外激烈。移動互聯所帶來的動員效率以及動員的低成本，意味著雙方沖突的高頻模式，這在出租車司機與專車司機的沖突事件中已充分展現。

考慮到“互聯網+”重組各傳統行業的凌厲之勢，再考慮到移動互聯時代群體動員的高效，這類局部社會沖突模式可能會反復出現，給轉型期中國社會經濟向新常態的過渡帶來一定沖擊。

這種“互聯網+”時代的社會管理新挑戰，需要各方妥為應對，首當其沖的是地方行業主管部門。表面上看，相關政府部門似乎很難中立，因為相當多的行業準入及管理范式都是它們制定的。從經濟學意義上說，行業主管部門已經設立并收取了“租金”，這在出租車行業尤為明顯，因此坐視不理任由新“闖入者”攪亂既有利益格局，似乎于情于理都說不過去，尤其是難以向已經交了“租金”的既有行業參與者交代。

對專車及其他行業攪局者一味打壓，顯然不是出路。考慮到攪局者帶來的行業效率的提高和給普通消費者帶來的實惠，行業主管部門過于袒護既得利益集團肯定會招致更大的“眾怒”，這在民眾幾乎一邊倒地支持行業攪局者的輿情中便可一窺端倪。

除了消費者利益這個小氣候，眼下從中央到地方都對“互聯網+”寄予厚望，除了視其為加快中國經濟向消費驅動轉型的助推器，更視其為大眾創業和萬眾創新的利器。與此同時，為了更好地激發市場活力，讓市場更有效地發揮資源配置作用，中央三令五申強調政府要以壯士斷腕的精神從對市場越俎代庖式的干涉中退出。在這樣的政經大氣候下，如果行業主管部門執意扮演針對“互聯網+”攔路虎的角色，肯定屬于政治不正確之舉。

無論從大氣候還是小氣候出發，順應“互聯網+”對各行各業的重組大潮，做到從善如流才是正道。當然，這絕不意味著相關行業主管部門要做“甩手掌柜”，任由行業重組自動發生。恰恰相反，相關行業部門面對行業準入門檻被沖破并拉低的現實，應調整監管方式，扎實做好事中和事后監管工作，把涉嫌以短期行為攪亂市場冀圖炒作概念撈一票就走的魚目混珠者及時清除出場，以維持基本的市場秩序，讓正常的市場重組得以順利發生。

這并不意味著對既有行業參與者不管不顧，只不過應尋求更好的方式，拉偏架肯定是比較糟糕的方式，“激勵”既有行業參與者扮演釣魚執法者的角色，更是再糟糕不過的方式。因為這在損害新行業入場者利益的同時，并不能有效保護既有參與者的利益，尤其會損害其長遠利益，等于人為制造一個雙輸的局面。

為了導向一個雙贏的結果，相關行業主管部門不僅不應拉偏架，人為激化雙方矛盾與沖突，還應主動協調雙方進行融合，以更好地平順行業轉型重組成本，讓既有行業從業人員更好融入新行業組織，適應新運行模式。考慮到越來越多的行業會卷入到“互聯網+”的大潮中，盡快探索出行業格局變遷之際新舊利益群體利益兼容之道，才能化被動為主動，在有為有不為中覓得較理想的政府行為模式。

技術和組織變革，往往是更深層次變革的先聲。“互聯網+”時代的社會經濟轉型和重組，以及社會群體組織、動員和互動模式的變革，給社會經濟管理者提出了一系列新課題和新挑戰，也給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和協商式民主帶來了新動力與新機遇。對“互聯網+”帶來的經濟效率提升妥為利用，對其社會沖擊沉著應對，對其網絡平臺動員組織效應因勢利導，方能更好地引領“互聯網+”時代中國社會經濟新常態的新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