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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硅谷很流行的一個笑話是，河里翻了一只船，從船里掉落水中的一半是斯坦福的學生，一半是正在創業的人。

這個笑話基本涵蓋了硅谷得以成為硅谷的兩個重量級因素：斯坦福大學金字招牌、濃烈的創業精神。

如果再數出一個正在刺激全世界頂尖程序員蜂擁而來的原因，那就是絕對不輸華爾街的薪水。

這三個元素相得益彰：這里有最好的大學，但你依然可以肄業，因為這里有最好的創業環境可以讓你任性地拼一把;這里也非常容忍失敗，因為就算創業泡湯，你也隨時可以去谷歌、Facebook等大公司寫寫程序領領高薪。

總之，硅谷基本上已經成為全球互聯網人才的一個自由港，無論你來自于哪里，只要有一技傍身，硅谷就拿出真金白銀來歡迎你。

大學是一切起源

得益于加州整體族裔的多元化，任何一個族裔初到硅谷都很難感覺到自己是“外國人”。

谷歌的食堂里永遠都飄滿了印度咖喱的味道，傍晚時分的咖啡館內外到處都是中國口音，其他地方來的人也不在少數，Instagram聯合創始人邁克·克雷格是巴西人，WhatsApp的聯合創始人簡·庫姆出生在一個窮困潦倒的烏克蘭家庭。

在中國，最旗幟鮮明地打出擁抱多元化口號的城市是深圳。到現在還刷在深圳機場的“來了就是深圳人”的標志，點燃了許多來自四面八方創業者的熱情。

但是，深圳缺乏一所引領整個城市的杰出大學，而硅谷有。

硅谷要感謝鐵路大亨利蘭·斯坦福和他的妻子簡·萊思羅普·斯坦福，他們在1891年捐出巨款在一片葡萄園和果園中建造了斯坦福大學。

斯坦福開學第一天，首任校長就宣稱：“斯坦福沒有任何傳統，亦不受任何傳統的阻礙。這里所有的路標都直指前方。”

所有的路標都直指前方，就是這句話奠定了斯坦福乃至后來整個硅谷的氣質。

二戰結束后，為了給畢業生提供更多就業機會，斯坦福開辟了產業園區，許多斯坦福校友終于可以告別車庫，到斯坦福產業園區里租一個更像樣的辦公室開始創業。一批后來叱咤風云的高科技公司就從這里拉開歷史序幕。其中，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惠普。

這種產業傳統自此深深根植于斯坦福大學，并隨著日后高科技公司的進一步集聚而繼續高歌猛進。

除了與周邊產業最相關的計算機課程外，斯坦福以一大波創業相關的課程和講座聞名。

在課程里做報告的幾乎沒有學校里的教授，大多來自產業界——既有從大三開始創業做外賣服務的學生，又有從斯坦福肄業后成功坐擁億萬身家的創業家，也有已經躋身傳奇人物之列的風險投資大佬。他們的共同點除了都穿著T恤和牛仔褲之外，就是對創業的無比熱衷。

同時，近在咫尺的大公司高管們，也經常在飯后散步走到斯坦福的校園里來一場招聘演說，跟學生們談談自己正需要什么樣的技術人才，并十分蠱惑地描繪極客的世界有多美妙。

有了產業界的支撐，斯坦福的畢業生就業率和平均工資均成為全美翹楚，而產業界也由此深深得益。

一些類似谷歌這樣的巨頭公司正在試圖建造一個超級互聯網世界，這些巨頭公司需要一支源源不斷的工程師大軍，這些工程師要聰明、要從內心深信自己正在創造世界，并要很早就熟諳公司需要的技術手法。

斯坦福就是培養這支工程師大軍的最好預備學校。

大學像水泵一樣不斷推動人才和產業的正循環，不僅在硅谷，南加州的圣迭戈亦是一個例子。

加州另外一個科創中心圣迭戈，也是當地大學自從1980年開設工程學科后發展起來的。僅僅30余年，這里的生物工程學科聞名全美，校友們通過創業和搞研究中心形成了人才和企業集聚，吸引了成百家生物科技公司，相當于重塑了一個經濟引擎。

一個已經被問過無數遍的問題是，硅谷的成功究竟是一個可遇不可求的個案，還是一個具有普適性且可復制的模版?

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一所杰出大學的長遠意義是永遠無法低估的。斯坦福對于計算機技術的看重已經讓計算機教育風靡加州，許多學齡前兒童參加的夏令營主題都是編程。

創業推動資金流入

硅谷的街上幾乎沒有高樓，許多毫不起眼的小樓都頂著動輒上百億美元的市值。

如果說這些小樓是硅谷之果，那就有兩條輸血通道灌溉出這些果實：一條是輸送人才的斯坦福;另一條是輸送資金的各色風投。

自打許多投資人在Facebook上看走眼后，硅谷的風投公司在近年的投資原則就是“寧可錯投不可錯過”。全美大約有40%的創投資金都水瀉般涌入這個方寸之地。

硅谷許多風投大佬本身也都是創業者。比如彼得·蒂爾是Facebook的早期投資人，也是Paypal的創始人;雷德·霍夫曼是頂尖風投GreylockPartner的合伙人，也是LinkedIn的創始人;他們兩同時還都是斯坦福畢業的。

在硅谷，斯坦福、創業、風投這幾個圈子盤根錯節，已經形成了一個資本、人脈和技術良性流動的生態圈。

《經濟學人》曾在一篇文章中稱，硅谷是一個典型的創業者生態系統。校友、創業者、合伙人、律師事務所、投資人各司其職，又彼此協作，造就了一個復雜又可靠的關系網。這張關系網讓許多資源得以快速流動和集中，比如只要創業者能打動其中的某一個環節，這張關系網就能迅速帶動其他資源向這個環節靠攏。

這種生態圈的建立并非一日之功，尤其是當這個生態圈的影響力輻射至全球時，除了技術和創新本身以外，背后一定有國家和產業周期層面的因素來支撐。

比如，伴隨美國經濟在危機后強勁復蘇的納斯達克股市整體繁榮，給投資者帶來良好的退出獲利預期;又比如新一輪科技大潮中社交媒體、基因科學、云計算等全面崛起，這些技術領域在2000年破滅的互聯網中尚屬泡沫之列，但在今日的社會發展中已經成為基礎設施般的存在。

加州友好的移民文化，甚至還有黃金海岸的無敵氣候，以及毗鄰舊金山大城市的地理優勢，都成為創業“利好”。

不過硅谷真正難以復制的核心恐怕還是斯坦福建校時的那句話：這里的路標都直指前方。硅谷每次歷經產業結構調整而劇烈動蕩時，創業精神都是其得以重生的核心秘方。

和華爾街一樣，失業率超高、破產和大幅降薪是今天光鮮亮麗的硅谷永存的另外一面。

上世紀50年代的硅谷主流產業是國防工業;上世紀60年代的硅谷做的是半導體;上世紀70年代的硅谷開始做PC;上世紀80年代的硅谷是軟件和網絡設備;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硅谷是互聯網和無線通訊……

2010年的硅谷是社交媒體，現在的硅谷是人工智能、機器學習……

幾乎每一個十年都誕生了新的傳奇和悲涼的落幕者。

硅谷每10年就要換一次血，每換一次就有出局者，也總有人繼續向前。

那些明明可以去大公司拿高工資，卻依舊窩在車庫里的創業者中，大多數都注定無法成為傳奇，但硅谷的旗幟卻正是豎立在他們的車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