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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后，中國再次進入密集的"改革期"。在這幾十年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中國卷入全球化浪潮，經歷了產業革命，社會結構呈現出多元化特點；而隨著國民思想的進步，權利意識的覺醒，社會矛盾也日趨復雜、突出。

與此同時，中國的崛起也帶來外部地緣政治的一系列改變。在國內國際如此錯綜的環境下如何找到正確方向，推進國家現代化治理，成為一個重要課題。

有效治理是制度好壞的關鍵

多數人談論國家治理，通常會從政治體制入手。然而鄭永年表示，一個國家是根據經濟基礎的變化來調整政治制度的。"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固定的、永恒不變的制度，判斷一個制度的好壞，關鍵在于能否有效治理。"

鄭永年說，當前有效治理已成為一個全球性難題。歐美的民主制度曾在有效治理上取得了輝煌成績，但這一制度目前也出現了問題。

美國等國的多黨派民主政治已逐步由精英民主走向大眾民主，并演變成黨派的互相否決制，造成民主社會"空轉政府"現象。

而中東、泰國、烏克蘭等地也出現了對民主政治制度的水土不服。"現在看來，讓整個世界都建立像西方一樣的民主秩序很難，中國也面臨如何建立自己的秩序的問題。"

鄭永年說，與政治制度相比，經濟其實對于維持一個國家和社會的穩定更加重要。"任何一個政權、社會，乃至企業，只要經濟搞得好，無論民主還是專制大家日子都好過，如果經濟搞不好，不管什么政治制度，大家都很難過。"

談及中國近幾十年的發展，鄭永年表示，與美國通過內部制度的崛起不同，中國的崛起得益于良好的政策，即善政。改革開放之后，中國進入高速增長，良好的政策帶動了經濟發展，釋放改革紅利。

"善治"關鍵是培養中產階級

從"善政"向"善治"轉變，鄭永年開出的藥方是--完善社會制度，培養中產階級。

"在任何政治體制中，中產階級都是社會穩定的根基"，鄭永年說。"有了強大的中產階級，即使其他因素仍有所缺失，也不會出現大規模的不穩定狀態。"

2015年初，美國總統奧巴馬向國會提交了總額近4萬億美元的2016財年聯邦政府預算案，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推動21世紀中產階級經濟發展的理念。

新加坡政府向國會提出的財政預算案中也推出多項措施，突出了扶持中產階級和中小企業的重要性。同樣，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4年12月提出的"四個全面"中的第一項，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小康社會"的概念，與"中產階級"的思路不謀而合。

根據瑞士信貸銀行2015年10月發布的報告，中國的中產階級人數在2015年達到1.09億，從絕對值上排在全球首位。但從人口占比來看，中國的中產階級僅占成年總人口的10.7%，大大低于14%的全球水平。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發達國家中產階級人口占比普遍較高，其中澳大利亞最高為66%，新加坡、日本均有六成以上，美國、韓國則占到四成左右，甚至連南非的中產階級都達到14.8%。

鄭永年指出，過去三十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比亞洲四小龍都要迅速，但中產階級仍然捉襟見肘。中國產生了很高的GDP，但收入分配并不公平。迄今為止，中國仍沒有建立起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社會，因此中國所倡導的消費社會遲遲無法實現。"人民的收入雖然增加了，但沒有好的制度保障。生一場大病就可能傾家蕩產，買房子就會變成房奴，小孩上學就成了孩奴。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敢去消費。"

東亞模式比西方更成功

鄭永年說，從歷史上看，要維持國家良性運轉，中產階級是關鍵力量。他指出，從原始資本主義到福利資本主義的轉型，是一個政治和社會改革的過程，通過將部分資本注入社會，造就穩定的中產階級，是保持社會健康發展的前提。

能否建立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結構，考驗著政府的職責與能力。他認為，與西方通過暴力運動產生中產階級相比，中國應借鑒東亞各經濟體治理發展的經驗。

鄭永年說，亞洲四小龍不僅創造了經濟奇跡，更重要的是創造了一個社會奇跡，在二三十年內形成了龐大的中產階級。亞洲四小龍采取的是由政府主動制定社會政策的方式：如日本60年代經濟起飛時提出的工資倍增計劃；臺灣和香港通過扶持中小企業發展實現收入再分配。

新加坡雖然不倡導高福利的政策，但在李光耀時代，政府為底層民眾窮人提供保護，為他們提供就業和培訓，鼓勵他們通過勞動改善生活，并通過公共住房制度和低福利的中央公積金體系等培養了龐大的中產階級。

"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主動做社會政策，使得東亞模式比西方更成功。"鄭永年說，中國應更多借鑒東亞經驗，由政府主導建立良好的社會制度，從而形成最有利于社會和政治穩定的橄欖形社會。

中產階級面臨資本擠壓

鄭永年認為，近年來在貿易全球化沖擊下，各經濟體的中產階級也面臨再次被擠壓的危險。

瑞銀的報告顯示，全球財富在2013年增加了８.３％，達到創紀錄的２６３萬億美元，但是貧富差距卻進一步加大，１％的人擁有近５０％的財富。自２００８年以來，財富分配兩極分化趨勢在加深，這一現象在發展中經濟體中尤為突出。

鄭永年說，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經濟全球化帶來了資本的流動，而"趨利避害"的本能導致資本家將生產轉移到人力成本較低的欠發達國家。"資本是可以流動的，政府和選民卻不能。政府失去了就業和稅收，造成中產階級面臨壓縮。"鄭永年說。

在全球化狀態下，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都是由資本引起，但政府難以在資本、社會之間建立起一種均衡狀態。今天，很多政府都處于一種困境："親商"會招致選票的流失，而"親民"會造成資本的流失。越來越多的政府難以在二者之間達成平衡。

鄭永年說，小米、華為等企業紛紛走出去，這一戰略是正確的，但同時它也帶來了全球化的問題--不在技術所在國創造稅收及工作崗位，而這同樣也是作為廉價勞動力提供者的中國在過去幾十年經濟飛速發展中所面臨的狀況。

"盡管蘋果富士康等跨國企業為中國帶來了數以億計的就業崗位，但卻無法產生適合中產階級的崗位。而這些流水線上的農民工并沒有辦法成長為傳統意義上的中產階級。"

如何做大中產階級階級，防止其變成社會中的"三明治夾層"，這是中國和世界面臨的共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