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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一代可粗略定義為出生于1985年到2000年的一代人。在一些人（至少包括千禧一代自己）看來，這個群體面臨格外黯淡的財務前景，高房價、學生債務、低工資和競爭極度激烈的勞動力市場都為他們的前途蒙上陰影。

但如果這個論斷中有任何真實成分的話，這似乎也是一個第一世界的問題。在新興世界，千禧一代過得很不錯，處于陰影之中的看上去反倒是他們父母那一代人。

在一批主要的新興市場經濟體，現在25-29歲人群的總收入顯著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這種收入差在菲律賓最大，25-29歲的人的收入平均比普通菲律賓人高19.7%，在中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印度和墨西哥，這一收入差百分比也達到了兩位數。

泰國、巴西、阿根廷和俄羅斯的這種收入差雖然更小，但依然顯著，在新興市場世界中，唯有韓國與這種趨勢不符（不過有些人會把韓國界定為發達國家）。以上數據由歐睿國際(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發布，美國投資機構資本集團(Capital Group)編制。

誠然，“總收入”的定義并不僅僅包括工資，這個概念也將投資、匯款和福利考慮在內。千禧一代可能是接受最多福利的人，至少如果他們有孩子的話就是如此。但有子女的夫妻中一方（大多數情況下是妻子）賺取全職工資的能力下降導致的收入下滑，很可能會超過他們獲得的福利。

匯款和投資收入更有可能流向年紀更大的人群——那些有子女在海外工作，或者積累了可觀財富的人。

此外，新興市場里20多歲的年輕人的處境和西方同齡人形成了鮮明對比。如圖所示，就總收入而言，美國25-29歲人群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1.5%，英國25-29歲人群比全國平均水平低3.6%。德國的千禧一代處境最好，收入差基本為零。

對于新興市場的年輕人處境如此之好的原因，分析人士普遍指向了近年來教育水平的大幅提升。

“這主要要歸結于教育。如果你看一看中國或者印度的年輕人，你會發現，他們很可能擁有學位或者至少接受過某種形式的高等教育，這與他們的父輩或祖父輩情況不同。”資本集團的投資專員馬丁?霍爾(Martyn Hole)說。

莫斯科投行晉新資本(Renaissance Capital)的全球首席經濟學家查爾斯?羅伯遜(Charles Robertson)說：“平均而言，現在許多54-65歲的人的教育水平不如25-34歲的人。”

盡管在這方面發達市場的情況也是如此，但新興市場教育水平提升速度要快得多（雖然起點較低）。

“在1980年，巴西只有大約30%-45%的（適齡）人口在上中學。因此現在65歲的人超過一半只上到小學。我敢肯定，很多55歲的人也是如此，”羅伯遜說。

“在俄羅斯，現在55-64歲的群體受過良好教育，但他們是在共產主義思想下，而非市場經濟下受的教育。現在一些年輕人有學位，還會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

霍爾認為，考慮到父母日益重視教育，更年輕的勞動者比更年長的勞動者賺得更多的趨勢不會是一次性調整，還將持續更長時間。

這一點在韓國這樣的國家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韓國父母在私立學校教育上投入了如此之多，以至于“幾乎可以說是獨生子女政策”，因為按照這種方式教育兩個孩子的成本是大多數家庭難以承受的，霍爾說。但即使是在地球另一邊的巴西，也“有數百所私立學校”。

“這些（新興市場）國家中，有些國家上大學的人數依然遠低于西方，因此我預期這一趨勢將會持續一段時間，”他補充。

有些人認為，人口趨勢可能也促進年輕勞動者賺取更高收入。

羅伯遜稱，在俄羅斯和中國等國家，“相比10年前，15-24歲的人口數量正在縮水”，這意味著就業市場對處于勞動年齡的年輕人需求更旺盛，他們可以抬高工資。

歐睿國際的數據顯示，俄羅斯的確是這樣，年齡18-29歲之間的人口數量由2010年的2840萬人下滑至2015年的2440萬人，與此同時30歲-59歲的人口數量小幅增加至6310萬人。

考慮到9-17歲年齡段中的每一歲的平均人口為133萬，而18-29歲每一歲的平均人口為203萬（但0-8歲每一歲的人口為173萬），上述趨勢很可能延續。

盡管中國于1980年引入了獨生子女政策，但是這種趨勢目前尚未出現。中國18-29歲年齡段中每一歲的平均人口為2140萬，自2010年以來一直未變，比30-59歲每一歲的平均人口略高一點。然而，該趨勢的出現只是時間問題，目前中國9-17歲每一歲僅有1630萬人。

盡管如此，霍爾稱，資本集團已經聽說過“一些非常嚴重的（勞動力）短缺情況”。

“我們和一些在中國經營的機械制造公司談過。它們不得不漲薪10%-15%以阻止員工跳槽。”他稱這種趨勢在某些與消費者相關的部門也很明顯。

霍爾假定，中國眼下可能達到了“劉易斯拐點”(Lewis Turning Point)，曾一度取之不盡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池正在干涸，工資水平迅速上升。

這引發了幾個有趣的問題。千禧一代的收入超出平均水平，對面向年輕人出售商品的企業來說應該是好消息。但是，如果年輕人收入豐厚的部分原因是年輕人更少了，那么這種好處在某種程度上就會大打折扣。

第二，它帶來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即隨著年齡增長，現在待遇豐厚的千禧一代將看到自己的相對工資下滑，更年輕、更聰明的勞動者將更加搶手——這與發達世界的傳統模式正好相反，對某些人來說在心理上可能很難接受。

羅伯遜不認為千禧一代的收入會下滑（因為“他們的教育程度并不會隨著年齡增長而降低”），但是他補充稱，“人口結構特征和教育水平提高意味著，這些國家當前10歲的孩子們前景光明”。

安石投資管理公司(Ashmore Investment Management)的研究主管簡?德恩(Jan Dehn)警告稱，考慮到未記錄在案的非正規勞動力市場在很多新興國家十分發達，收入數據可能并不完全可信。

話雖如此，在他看來，千禧一代的崛起印證了他對新興世界的信心。

德恩認為，隨著時間推移，新興市場的人均國民收入應該會與發達國家的水平趨于一致。如圖表二所示，在20多年時間里沒有出現這種跡象。

德恩把這歸咎于“冷戰”，當時雙方都有各自的“無能獨裁者”，導致普遍的腐敗問題和陸續發生的政變，破壞了經濟增長。

即使是在冷戰結束后的上世紀90年代，很多國家逐漸拋棄了獨裁統治并建立了各項制度，發展中國家的人均增長也不比西方快。因此，新興市場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環境是在本世紀才變得有利于經濟強勁增長，此時新興市場經濟體開始縮小與西方經濟體的差距。

德恩提出，目前年齡在25-29歲之間的人，是在后冷戰時代出生并受益于千禧年以來出現的教育和就業機會的第一代人。

“這是在比較穩定、富足的經濟環境和穩定的政治環境中長大的第一代人，（新興國家）可以吸引外國資本，因此他們可以找到好工作，”他稱。

至于千禧一代今后是會發展得越來越來還是逐漸走下坡路，德恩補充稱：“按相對價值計算，他們應該一代比一代窮，但是按絕對價值計算，他們應該會越來越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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