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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在網絡世界里較為常見，從最早的在線開元軟件Linux到Web20的UGC，再到大規模業余化的眾包模式等，均體現著分享的精神內核。分享經濟是在分享形態不斷擴張過程中，從個體隨機性的行為逐步演變為雙邊市場上的商業行為，并被視為伴隨著互聯網發展起來的閑置資源的再分配和分享利用的現代現象。本文客觀地分析了分享經濟成為熱點的原因，梳理了我國分享經濟發展的現狀和面臨的問題，并借鑒海外國家的發展經驗，為我國發展分享經濟提出可操作性的建議。

一、分享經濟成為全球熱點

“分享經濟”最早出現在1978年的《美國行為科學家》雜志上，由美國得克薩斯州立大學社會學教授MarcusFelson和伊利諾伊大學社會學教授JoeLSpaeth在論文(Community Structure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中提出，當時被稱之為“協同消費”或“合作式消費”。目前，分享經濟不僅成為一種配置社會閑置資源、服務社會消費的商業模式，也成為消費理念創新、新型經濟增長方式培育、節約型社會建設和大眾創新萬眾創業的宏觀經濟社會熱點問題，引起了全球范圍內的關注。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抓住了消費者的省錢消費觀

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國內，參與分享經濟的用戶都有省錢的心理。在國內，大多數國人擁有根深蒂固的節儉文化，骨子里以“勤儉持家為榮，奢侈浪費為辱”，這與分享經濟思想的萌生不謀而合。在國外，歐美人向來崇尚透支消費、寅吃卯糧，但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帶來的經濟大蕭條促使人們開始選擇新的消費模式，尤其在1982-2002年出生的年輕人，他們最先接受分享經濟的思想。根據Crowd Companies對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的分享經濟調研結果顯示，價格因素是參與分享經濟的核心動力，分享能夠節省25%的費用，超過50%的購買者將會擁抱分享行為。同時，分享經濟可增加收入，降低消費成本，彌合財富分配鴻溝。因此，在經濟低迷的環境下，經濟性是驅動供需雙方參與分享經濟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互聯網+”時代為分享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

在大數據背景下衍生的互聯網新興技術和業態促使人們更加青睞網絡上的信息分享行為，并積極拓展到線下完成去中心化的商品和服務分享。而智能手機的快速普及意味著用戶可以在任何時間和地點提供或定位商品和服務，這為分享經濟整合碎片化的閑置資源提供了機遇。

(三)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社會結構和心理的轉變加快了分享經濟的發展步伐

全球獨身者和丁克家庭的比率持續上升，越來越多的人偏好一個人或者兩個人居住在一起，促使中小戶家庭的數量不斷增加，加劇了資源的剩余。另外，“閑置就是浪費”的環保觀念和“使用而不占有”的消費理念逐漸形成，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分享經濟的發展，并通過轉售、出租、共有或贈送使商品效用實現最大化，實現了消費模式從“扔掉型”向“再利用型”轉變。

二、我國分享經濟的發展態勢

(一)分享經濟發展勢頭快

我國分享經濟雖起步較晚但發展勢頭絲毫不比國外遜色。在分享交通領域，2015年，國內專車市場總體規模為526.4億元，其中滴滴專車業務日平均訂單量約為400萬單，滴滴專車和快車的合并市場份額約為83.2%。在分享住宿領域，據艾瑞統計數據顯示，自2012年開始，中國在線短租市場加速發展，2012年的市場規模僅為1.4億元，2013年提高至8億元左右，2014年躍升至38億元，2015年預測市場規模約為105億元。在P2P貸款和網絡眾籌領域，2013年國內P2P借貸市場規模為270億元人民幣，2015年爆發式地增長至9750億元。在分享任務領域，預計2015年中國自由職業者人數約為3000萬人，在線雇傭市場規模約為234.5億元。在分享二手物品的領域，據艾瑞咨詢數據，2015年國內二手汽車市場規模約為5000億元，其中在線交易規模約為100億元；家電類二手市場交易規模為1000億元，在線交易規模約為20億元。中國分享經濟強勁發展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分享經濟在中國具有廣大的群眾基礎，尼爾森2013年對全球人民關于參與分享的意愿調查顯示，94%的中國受訪者喜歡與他人分享。二是在器物技術方面，中國已逐漸趕上歐美強國，特別是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中國和歐美國家基本保持同步，甚至已領先某些西歐國家。三是分享經濟初創企業受到關注度提高，比如人人快遞最近收到數千萬美元的注資，易道用車也獲得了6000萬美元的投資等。

(二)發展分享經濟面臨的困難

盡管分享經濟在我國發展勢頭強勁，但在發展過程中仍然面臨諸多挑戰。一是供需雙方缺乏信任。與傳統的經濟形式相比，分享經濟的供需雙方都是陌生的自由個體，借助于分享經濟平臺進行車、房、二手物品等實物資產及閑置時間、技能、知識等無形資產的分享。據企鵝智庫調研表明，39.9%的受訪者對拼車服務的安全有所顧慮，69.1%的受訪者在私廚服務領域表示不信任陌生人，而18.9%受訪者擔心食品安全。這些擔憂的背后正是由于我國尚未建立起相對完善的個人征信體系，分享經濟平臺對參與人的信用審查僅限于個人基本信息(主要基于身份證、手機和信用卡的信息)，缺少信貸信息和非銀行信息。另外，部分分享經濟平臺現有的信任保障機制尚不完善，包括事前的認證審核，事后的保險補救等都不明確，一旦出現糾紛難以實現法律救濟，將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分享經濟發展。二是監管模式仍存在灰色模糊地帶。由于準入門檻遠低于傳統行業，分享經濟在垂直領域催生了一批新形態企業，使得傳統行業的監管政策不再適用。由于無需獲得政府機構頒發許可證即可上崗的專車司機、短租領域的個體房東、私廚領域的家廚等新型從業人員，缺乏嚴格的政府監管，導致分享經濟游走于現有監管的灰色地帶，引發一系列爭議和沖突。因此，如何對分享經濟平臺實施有效監督是政府面臨的挑戰。三是稅收政策尚不明確。分享經濟既包括營利組織又包含非營利組織，針對不同性質的業務應該采取不同的計稅方案。同時，除平臺抽成外，個體參與分享經濟是否需要納稅所得稅等問題仍有待明確。四是自雇型勞動者權益難以得到保障。任務分享平臺的本意是更靈活地幫助勞動力市場，通過匹配的過剩的供應與需求，使得未就業或已就業的人們更充分地發揮個人產能。但關鍵的問題是：這些非傳統雇傭的勞動關系脫離了社會保障安全網，更易發生勞動維權爭議。由于缺乏保護隱性就業勞動者的權益法律法規，使得分享經濟活動一旦發生勞動糾紛就將面臨尷尬境地。五是傳統行業地位受到侵犯。分享經濟席卷了多個傳統行業，并引發相關行業沖突。面對新興業務的擠壓，部分傳統行業從業者產生了抗議。洛陽快的辦事處遭到大量出租車司機的圍堵和聲討，甚至暴力威脅；濟南出租車司機圍堵滴滴“專車”；沈陽出租車集體停運，抗議滴滴“專車”；南京出租車司機協商是否要統一卸載兩大打車軟件。顯然，如何平衡傳統企業與分享經濟新型企業間的關系是目前面臨的一大難題。

三、海外國家分享經濟的發展經驗

縱觀全球，對于分享經濟的態度，各國政府整體上還是積極支持的。

(一)海外國家分享經濟發展趨勢

在美國，美國政府直面待解決的監管問題，正處于采取廣泛聽取公民意見并熱烈討論的階段。2015年，美國全國城市聯盟(NLC)對30個美國大型城市關于分享經濟的情感進行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有9個城市持完全積極的情感，21個城市存在混合的情感，并且這30個城市中有一半城市已開始著手制定相應的政策和管制計劃。

在歐洲，歐盟成員家對分享經濟有共同的愿景：提高資源效率、創造就業機會、建立社區參與、推進社會創新。歐洲議會工業、研發和能源委員會與內部市場和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聯合發布對數字市場新戰略的立場文件，支持分享經濟發展，贏得了歐洲議會所有黨派的支持。其中，英國政府更意欲將英國打造成分享經濟的全球中心。

在加拿大，加拿大已開始著手展開相應的監管措施的制定計劃，基于對分享經濟的全面審查，安大略政府正在擬制定一個新的框架體系和監管方法來應對持續、快速創新的分享經濟。近日，作為加拿大率先制定相關規定的省政府，魁北克政府也宣布將引入最新的旅游法，包括對在線家庭共享服務(以Airbnb為代表)等業務的調節。

在澳大利亞，澳大利亞工黨致力于保護澳大利亞工人、消費者在分享經濟活動中的勞動權益，并制定了明確的分享經濟勞動原則。同時，悉尼政府為600多輛分享汽車設立了400多個專屬停車位，還為消費者給予停車優惠，更將“汽車共享”計劃作為城市發展規劃“悉尼2030”的一個重要環節。

在韓國，韓國政府對分享經濟的重視和政策推進，促使分享經濟前景明朗。韓國政府近年來開始推出鼓勵創業的各項政策，努力減小壟斷的危害、擴大社會就業。

(二)海外國家分享經濟發展經驗

1.針對信任問題

在芬蘭，金融分享業務深受人們喜愛，主要得益于政府在多年前已引導市民在各類行政系統(如納稅系統)中使用電子身份認證。這不僅可以簡化在線借貸的步驟，還可以免除交易雙方信任疑慮，提升了誠信意識。同樣，英國政府也著手推出UK驗證，在強調身份驗證系統的重要性的同時，努力擴大其適用范圍，未來將包含銀行、移動網絡以及其他公共機構。

2.針對監管問題

海外國家針對不同行業施行了不同的方案。針對分享出行，倫敦政府將現有出租車劃分為具有營業執照出租車、電話預約出租車和網絡預約出租車(專車)，并對最近新興的網約車納入既有的《約租車法案》，由倫敦交通局(TFL)及其下屬的公共運輸辦公室(PCO)監管。美國有三個州(加利福尼亞、俄勒岡和華盛頓)通過了有關汽車分享的法律，并將責任明確歸屬于汽車共享服務公司和保險公司。同時，法律還禁止保險公司取消車主的相關政策。加利福尼亞是首個認同Uber合法化并進行監管的州，網約車作為新的公司類型“交通網絡公司”，由加州公共事業委員進行監管。韓國代駕業務主要由代駕協會進行整體監管，建立了包括代駕員的審核、服務過程標準、代駕費用、保險等完整的管理體系。針對分享住宿，2014年2月荷蘭阿姆斯特丹完成對共享經濟領域的Airbnb類家庭酒店業通過立法實現監管，這是世界首個共享短租領域的立法法案。2015年2月，美國舊金山也在全美范圍內率先完成該領域的立法管制。這兩個共享短租監管的先行地域，從許可證申請、溝通、投訴、保險和稅收等方面進行全面規范管理。針對分享金融，作為互聯網金融的先行者，201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初創期企業推動法案》(簡稱“JOBS法案”)，將眾籌融資合法化。2014年英國正式實施全球首部針對眾籌監管的法規《關于網絡眾籌和通過其他方式發行不易變現證券的監管規則》，由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FCA)對借貸型(即P2P網貸)和股權投資型兩類眾籌進行監管，而捐贈類眾籌和預售類眾籌不在該法案的監管范疇。針對共享私廚，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政府通過《家庭自制食品法案》，允許食品私營業主可不租賃店鋪，在家庭廚房中生產出售烘焙制品、果醬、糖果等“低風險”自制食品，但是規定必須使用不易發生細菌超標的原料，且規定家庭食品制作只能雇傭除家庭成員外的一名員工，制作地點僅限于家庭廚房。德國成立全國統一的網絡食品銷售監管機構，規定網上食品供應商應在當地監管部門登記注冊，以接受監督。澳大利亞政府規定任何家庭作坊式的食品加工以及外賣同樣需要申請商號，規定所有原材料都必須記載購買來源和批次，以保證任何原材料可以隨時被召回檢查。

3.針對稅收問題

出于納稅的規范性，有些國家出臺了明確的納稅條例，如2015年3月，波特蘭、阿姆斯特丹、芝加哥、華盛頓等7個地區開始授權AIRBNB向房主代收酒店稅。在出行方面，芝加哥、波士頓、波特蘭等城市就有成功的降低拼車稅率政策，并且在城市碼型中明確注明了網約車與傳統汽車租賃的區別。澳大利亞工黨要求分享經濟企業按標準公司稅率納稅，在申報納稅時應注明線上稅務檔案號碼或澳大利亞商業號碼，并且上報實際年利潤數據。另一方面，出于納稅的便捷性，英國商務部提出簡易性稅收計劃建議，借鑒英國稅務海關總署和財政部經驗，設計分享經濟稅收指導，建立在線納稅計算器，幫助納稅人計算在分享經濟活動中的納稅額。

4.針對勞動者權益問題

在維護權益方面，澳大利亞工黨要求分享經濟服務應嚴格遵守澳大利亞消費者法的規定，在使用這些服務時，澳大利亞人有權對產品安全、欺詐行為和消費者利益進行維權。同時，雇傭勞動力的公司應該確保給出的定價和合同符合行業標準，不應削弱澳大利亞工人的工資和條件。英國商務部建議技能分享平臺應確保工人工資至少是生活工資，并鼓勵如啟動貸款、新企業福利津貼等創業計劃，進而協助創業者積極推動分享經濟企業的發展。在降低勞動者風險方面，澳大利亞工黨要求分享經濟企業必須設立適當的保險政策來降低客戶和第三方的風險，并與保險部門建立合作關系。國外C2C任務眾包平臺TaskRabbit最近規定，其平臺上發布的工作報酬每小時不能低于15美元，同時還引入保障客戶和自雇型勞動者的100萬美元保險，為分享服務中的財產損壞或身體傷害提供保障。拼車軟件Lyft也與自由職業者聯盟達成合作，讓拼車司機有權參與民間促進團體的醫保計劃和其他福利項目。此外，為明確分享經濟活動中自由職業者的就業狀況，2014年10月，英國政府將基于簡易選項的就業狀況審查表系統投入使用。

5.針對傳統企業轉型問題

順應分享經濟的新形式浪潮，海外現有轉型成功的案例分為四類：轉型式、合作式、投資式和補充式。轉型式在汽車廠商領域較為常見，如：寶馬公司推出電動汽車分享服務DriveNow，用戶可以通過App應用，搜尋所在位置附近的匹配車輛，按租賃時長收費，如果用完汽車可以放回原地或者放在另一個汽車分享地點；標致汽車公司建立流動租賃服務系統，會員可以分享標致汽車、電動滑板車和自行車；德國戴姆勒成立全資子公司戴姆勒智能交通服務集團，開放Car2go服務平臺，提供類似奔馳smart的車型分享服務；福特汽車CEO今年宣布退出“智能移動計劃”，同時在全球展開20多個試驗項目，包括P2P車輛分享的分享經濟模式。合作式指傳統企業與分享經濟企業合作，分享業務資源，低成本達成雙贏。百事集團與任務分享平臺“跑腿兔”合作，推出“額外時間”競賽活動，以宣傳一款新的軟飲料——Pepsi Next，原因在于該活動契合Pepsi Next的目標客戶—特別熱衷技術事務、年輕且有抱負的群體，而“跑腿兔”吸引的客戶剛好符合。投資式指傳統企業以通過收購或投資分享經濟創業企業模式，快速進入分享經濟市場。如汽車租賃公司Avis收購了汽車分享公司Zipcar；凱悅酒店集團參與Onefinestay的4000萬美元融資。補充式是指傳統企業利用自己核心產業圍繞分享經濟開展相關業務，一站式自定義釀酒站點The Wine Foundry公司提供葡萄酒釀造所需的工具和輔助設備，使業務釀酒師和職業釀酒師在沒有葡萄園的情況下也能自釀葡萄酒。這種模式使傳統企業和資產所有者開始重新思考收入來源，考慮開拓能夠吸引以顧客為中心、偏向協同消費的替代性商業模式。

四、對中國的啟示

(一)基于大數據建立供需雙方誠信畫像

“互聯網+”時代為信息數據整合提供了可能性，在此背景下更有利于我國政府建立健全國家信用體系和行業信用體系。政府部門可與金融機構、研究機構等機構合作，利用大數據技術，整合跨機構部門的基礎信息，再融合散落在互聯網的海量微數據，從而完善信用評價，刻畫用戶和企業信用維度的全息畫像。

(二)扶持專門組織，排查監管模糊地帶

2015年末，作為國內首個由行業發起的圍繞分享經濟進行研究交流、學習合作的機構組織，中國互聯網協會分享經濟工作委員會在北京成立。政府應加強與分享經濟工作委的合作，對于分享經濟的商業模式的邊界進行區隔和規范，明確分享經濟行業的準入規則并規范服務交付過程的服務標準，以此盡快掃清監管盲點，有利于行業健康成長。

(三)明確稅收范圍，簡化賦稅程序

相關政府部門應盡快明確計稅范圍，針對盈利活動，要求企業和個人附上財務流水單，以便于核對檢查，針對非盈利可不另外計稅。而且，在稅收過程中政府有責任進行監督指導，簡化支付過程，建立在線納稅計算器，以此減少參與分享經濟服務的供需雙方的負擔與顧慮。

(四)引入保險機制，保障勞動者權益

根據海外發展經驗，建議將保險保障引入國內分享平臺企業。對于在分享經濟活動中工作的自由職業者、兼職者或全職者，平臺可以選擇向其提供合理范圍的社會保障，建立更為信賴的自雇型勞動者隊伍。同時，通過規范行業管理制度和明確福利待遇，避免出現安全問題和不良的體驗問題后，再投入較大成本進行補貼來維持供需方的粘性。

(五)傳統行業借勢轉型，創建環保、節約型供應鏈

傳統行業面對分享經濟大趨勢，不應頑固抵制其帶來的顛覆侵襲，而是應該吸收其“開源”的思想，與時俱進發現更廣闊、更持續的新生存空間。針對我國傳統企業，可借鑒海外四類轉型模式，選擇適合自身企業性質的方式。比如，對于固定資產投入龐大的行業如農業、林業、建筑業、制造業等行業，可采取補充式來簡化企業物資種類和數量。除堅持持有核心技術部分物資的產權外，其余可與其他企業共享一切可分享的資產，如廠房、機械設備、生產線、辦公用品等。這種節約環保的分享意識可運用于研發、設計、生產、采購、物流等供應鏈環節，眾多品牌通過統一大平臺，形成產業生態圈。

*本文轉載自199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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