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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采夫經歷了媒體的最后黃金時期，他稱之為“夕陽之歌”。由于輿論環境和媒體營收下滑，他也轉型進入創業公司。他在小豬短租做的，是想改變公關在人們心中的既定印象，要讓短租成為有情懷的社交的一部分。

潘采夫出現在我視線里是2013年。

2013年《人物》剛剛采訪完袁厲害，一個收養了上百名棄嬰的開封蘭考縣婦女。2013年初袁厲害的居住地發生火災，其中被她收養的7個孩子喪生，一時間袁厲害遭受各方質疑，媒體頻頻采訪，直到《人物》一篇《厲害女士》，把她塑造成貪婪、勢利、愛財的形象，輿論像經過大壩閘門的水流傾瀉而出。袁厲害和《人物》雜志均遭到正反兩方評價，公眾人物以及公眾人物的擁躉們罵戰激烈。最后，潘采夫一篇《到哪里去找特蕾莎修女？》的評論像給這次罵戰做了注腳，給袁厲害事件一種悲憫的詮釋。

后來我看了他很多專欄文章，他的用詞很幽默，批評辛辣。1999年他大學畢業，先是在鄭州一家報社做廣告，一年之后不適應安逸的生活，想做記者，便辭職來到北京。5年換了10個工作，但都和媒體有關。2004年他加入《新京報》做文娛編輯，他說在《新京報》期間經常被作者放鴿子，只能自己去填充版面，一年能寫100篇左右的評論。9年后他離開，旅居歐洲兩年，回國后加入《南都周刊》做記者，2015年他在微博發文，宣布自己正式成為小豬短租的一員。

他經歷了媒體最后的黃金時代，那時公共知識分子受人尊重，言論值錢，媒體人很多時候都等同于文化人，文藝青年還沒有被嘲笑。讀庫的老六組織飯局，把這幫人聚集起來，定期吃飯，最鼎盛時期是50--60人，飯桌上隔著火鍋飄散的蒸汽和酒氣都在為各自喜歡的導演、主義、作家爭論。他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在北京的最初幾年，綠妖（前媒體人，獨立作家）經常參加老六的飯局，抽中南海點五喝二鍋頭，經常聊著聊著電影就醉了。有的人酒后磕破臉，有的人摔破了下巴，綠妖的裙子也曾在醉后被欄桿刮破。她形容，‘那種喝法，就像沒有明天’”。

距離我知道潘采夫四年之后，我見到他。他顯得很從容，模仿起朋友說話也很形象。他笑說自己最近太忙，在慢慢適應那種加量級的工作要求和創業帶來的壓力，體重增加了十幾斤。媒體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不必留戀，而作為創業公司的一員，潘采夫越來越職業，想著用科技來讓社交更美好。

他說，媒體是用價值觀去推動社會的進步，而轉型后的公司是讓科技推動社會的進步，在這個理想方面沒有變化。

潘采夫 | 自述

2011年的時候我去英國，閑呆了兩年，沒什么事兒，在歐洲閑逛。旅游的時候就住Airbnb。當時Airbnb在歐洲剛剛興起。因為歐洲的旅館平均都是100歐左右，而跟它同一位置的Airbnb價格一般都低一半。我住進去跟那些房東聊，他們稱自己是作家，雖然也不知道寫過什么東西；藝術家、劇院經理，還有一次我住在曼聯員工家里，整座屋子像一個曼聯博物館，各種密碼是曼聯歐冠奪冠時間和第二次奪冠時間，所有飾品都是曼聯貨，給我用的浴巾都打著曼聯商標。這些人收入不高，出讓一個房間兩個房間，一年一筆不小的收入，多則一兩萬歐。

平時我住在愛丁堡，等我回去之后就在Airbnb上線了我的次臥，上下鋪，一個月里出租半個月，平時20磅一晚，等到愛丁堡藝術節的時候就翻倍，50--60磅一晚，兩年下來就能覆蓋大半房租。更重要的是我接待了很多熱愛藝術的青年和藝術家。其中有個音樂人叫Rose Mary，50多歲，在愛丁堡藝術節上她有小型音樂會，她在我家住了10幾天，和我女兒成了很好的朋友。她去倫敦開演唱會還邀請我們去看。

等我到了南都周刊之后，我就想說Airbnb的住宿形式在中國有沒有類似企業在做呢？中國能不能做分享經濟呢，我給自己設計了一個選題就是“Airbnb的中國學生們”。我給小豬短租的房東留言，在那兒體驗了一晚上。后來，陳馳和王連濤就在公司二樓接受了采訪。我們聊了大概一個下午。那次對我的觸動很多，他們默默做了很多搭建信任關系的工作，在技術和產品上做了很多保證分享經濟能夠運行的改善。我很佩服他們，后來越聊越好，他們邀請我加入小豬。

當時在中國共享經濟對于住宿是一個全新的行業。如家、7天興起大概是2005年左右，他們租下大量的房子，經過十年，他們要逐漸面對非標住宿的競爭。公寓，民宿，客棧之類對中低端連鎖酒店的侵蝕很大。房租在上升，他們很難維持價格，未來中低端酒店肯定會讓渡很多空間。像小豬短租這種分享住宿經濟，未來會有很大市場。我經歷過的房東和房客的交流，在住宿行業是一個革命性的變化，我喜歡并想參與，2015年7月我來到小豬短租。

從媒體人變為公關人，通俗理解就是甲方變乙方。你說我從寫負面新聞到處理負面新聞的轉變還是很客氣的，比較不客氣的人說我們是滅火的。但是我覺得一批媒體人的轉型到公關公司，到創業公司，到BAT，到36氪，很多都是在逐漸改變公關的一些生態，和以前的一些慣性。比如說一些傳統的公關公司，就會去找媒體的老總，把稿子“公關”下來。

現在媒體人處理公關的方式是溝通。很多的負面實際上是因為溝通不暢，在記者問一個認為偏負面的問題的時候，企業總是很緊張，覺得人家是惡意來的，有時候拒絕溝通。其實從小豬的經歷來看，往往經過這種溝通后，記者對整個行業有更全面的認識，會比較中和地去寫，比如分享經濟存在什么樣的問題，房東房客有什么矛盾，看似是單個的負面，實際是背后揭示了這種創新形式需要被政府逐漸接受的現實。而且更多的人會根據新聞來了解到短租的形式，比如說，2011年Airbnb的房東接待一個房客，那個房客是賊，把家里席卷一空逃跑，房東就叫天天不應，當時Airbnb沒有任何保險措施，報道接踵而至，這是Airbnb遇到的第一個大公關危機。后來創始人經過決策，就宣布推出了一個給房東提供財產保險的措施。實際上就是那一年，Airbnb的房源增長了800%。

我做記者時也不會認為媒體會被當做辟謠的工具，工具這個詞也可以是“渠道”、“機會”。我在《南都周刊》因為嫣然基金會貪污事件采訪李亞鵬，是我自己主動找他的。我們調查了半個月，去他的基金會查賬，問了他很多賬目上的問題。我寫的稿子證據很確鑿，有證據就沒有人質疑。我就問李亞鵬你為什么不站出來發聲呢，李亞鵬說他不屑于和質疑他的人爭論。

除了做公關，我還負責小豬短租的市場。我發現2015年之前小豬短租并沒有怎么做品牌，而美好的住宿方式到最后的王道一定是品牌。

我到了小豬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聯系古清生，寫了《中國可以說不》的作家。他到神農架隱居了十年，種茶葉，現在還在那兒，他的茶葉最貴的一斤三萬塊錢。他就是很孤獨，我跑去說來當房東吧。我們武漢的同事就把床品啊，淋浴啊都運過去，打造了六個臥室，他很開心，接待了很多文藝青年。后來我還找了形象很好的10個微博大V們來做房東，比如作業本、王小山、高群書、薛明等等。

我經常出去做講座，和書店的關系也好。本來書店經營其實并不是很樂觀，我聯系了全國十家書店，像北京的單向街、揚州的邊城書店、廈門的不在書店等等，小豬短租為每家書店都提供了100萬的保險，書店改造成臥室，歡迎入住。其實書店多了住宿的收入，來增加營收。我覺得這就是很好的技術讓生活更美好的一種方式。

最開始都是小豬短租的員工、家人和朋友當房東，陳馳的媽媽70多歲還做房東，她會為房客做飯，關系處得很融洽，彌補孩子不在身邊的缺憾。到了2015年小豬短租有了較為充足的房源，每天都要審核很多房東，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房東可以通過審核。我們主動上線的還有教堂，寺院等。這些很好的住宿方式，會讓更多人受啟發，把有特色的房源放在網站上。

我想從文藝范出發，2015年有2萬多房源，但是現在越來越大眾，在融資6500萬美元之后，今年我們要擴大用戶數，做大眾品牌，把住宿的分享方式不光讓有文藝范的人喜歡，而要讓更多人都喜歡上。

作為媒體人轉型，其實是想做更多事情。媒體是用價值觀推動社會進步，陳馳和連濤當時邀請我時告訴我，他們想搭建一種信任圈，用技術來保證房客房東互相信任，互相讓對方開心。你會覺得實名制的推廣，政府推動效果并不好，通過阿里巴巴、通過微信，通過分享經濟能做到，技術手段推動交往的進步本身就是很有社會意義的。我不過換一個陣地、方式，但還是在做改變世界的事情。

現在我看世界會比以前從容很多，雖然我的體重是在增加的。

*本文作者：執惠記者葉雯（個人微信：yewen_0908），歡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