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免费电影-中文字幕丰满乱孑伦无码专区-久久久久久亚洲精品无码-国产精品天天狠天天看

201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關于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筆者認為，在兩千多年中華文明的長河中，這一文件代表著一種觀念意義上的突破。

中華文明一度雄踞世界之顛，更擁有四大發明。到了近代為何卻落后挨打？這成為經濟學界和歷史學界孜孜不倦的研究課題。

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被稱為“李約瑟之謎”的問題：“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么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其實，第一次工業革命出現于英國，不是因為英國的技術積累多么雄厚，而是在于光榮革命之后的產權保護特別是專利制度，這極大地激發了“企業家精神”。美國總統林肯的那句名言道破技術進步的秘密，“專利制度是給天才之火加上利潤之油”。這句話至今仍被鐫刻在美國商務部大門上。

中國缺少企業家能力嗎？黃仁宇指出：

• 在中世紀晚期及近代，中國缺少資本主義企業家，或許是因為這樣的信念：政治穩定性比經濟利益有更大的好處。中國商人不缺乏積極主動、誠實、節儉、精打細算、機敏靈活的品格。這已經充分地表現在他們作為商人的成功上——在19世紀中國人僑居的所有海外國家，中國商人們的成功遠遠超過當地人。

為什么中國近代沒有真正的企業家？用黃仁宇的話解釋就是：

• 因為中國志不在此。她不僅不能產生，而且一向無意于產生。

在近代，中國逐漸出現了市場經濟的萌芽，商人作為一個獨立階層登上歷史舞臺。然而中國企業家的“正常化”之路卻是漫長而曲折，這一過程一直延續到21世紀的今天。

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紅頂商人”胡雪巖是一個標志性的存在。胡雪巖有著敏銳的商業頭腦、冒險精神，更重要是的其長袖善舞的“經營關系”的能力。但這種“搞關系”的能力，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沒有官員的庇護，胡雪巖的生意做不大，但官員都是有任期的，一旦“保護傘”卸任或失勢，胡雪巖的商業帝國也就走到了盡頭。

哈佛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對此有一個有趣的比喻：“做企業就像做一個捕鼠器。西方的企業家，一輩子致力于做出全世界最好的捕鼠器，能抓到最多的老鼠；而中國企業家致力于得到獲得捕鼠器的特權，希望整個房間里只有自己能抓老鼠。西方企業家需要不斷地發明、更新，才可以維持捕鼠器的最佳性能，而中國企業家如胡雪巖，他一旦拿到獲得捕鼠器的特權，根本不用擔心其他抓老鼠的人會對自己產生威脅，也就沒有必要付出心力去改變捕鼠器的性能了?！?/p>

這段洞見提出兩個有趣的問題：

• 這些對創新（改善捕鼠器性能）失去興趣的人算是企業家嗎？

• 紅頂商人的出現，是官員的錯還是企業家的錯？

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很簡單：這些人不是企業家，企業家靠創造價值來獲得財富，而這些人只是在分配財富。

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要復雜些：雖然很難分清楚官員和企業家誰是主動的一方，但是企業畢竟是追逐利潤的經濟動物，只要尋租能獲得超額利潤，企業家尋租是本能的選擇。因此，政府能否減少對企業尋租的“誘惑”，是培育企業家精神的土壤。

建國后，不僅企業家精神遭遇毀滅性打擊，企業家作為一個階層在事實上被消滅了。

• 1954年通過了《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條例規定：對資本主義企業實行公私合營，應當根據國家的需要、企業改造的可能和資本家的自愿。在轟轟烈烈的社會改造運動中，自愿變成了“唯一的選擇”。以“王老吉”為代表的民營企業被徹底公有化，事實上消滅了企業家階層。

• 割資本主義尾巴：隨著文革的爆發和階級斗爭為綱的確立，提出消滅私有經濟，取消商品生產，割資本主義尾巴，不要說“企業家精神”就連“養雞養鴨”都成了資本主義的毒草。經濟學家從馬克思《資本論》中得出結論：雇工7個人以下，賺了錢用于自己消費的，算個體戶；雇工8個人以上，就產生了剩余價值，就算剝削，就是資本家?？梢哉f，企業家精神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摧殘”。

改革開放后，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思想解放沖擊下，中國開始重新艱難回歸市場經濟。

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不到一個月，鄧小平約見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古耕虞、周叔五位老工商業者。在這次后來被人稱為“五老火鍋宴”的重要談話中，鄧小平提出，“要落實對原工商業者的政策?？傊?，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隨后，榮毅仁挑頭創辦了中信公司。一些上海的老工商業者以民間集資方式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民營企業“愛國建設公司”，即如今的“愛建股份”的前身。

80年代，安徽農民年廣久嘗試賣傻子瓜子，這個在今天普通到掉渣的行為，在當時卻是闖進了歷史的雷區，如果不是鄧小平幾次表態支持年廣久，他不知要做幾次牢獄。藉此，私營經濟重回歷史舞臺。

中國企業家精神的第一次集體綻放是80年代的鄉鎮企業。從今天的眼光看，鄉鎮企業是介于國企和民企之間的“四不像”灰色地帶，但在當時這種“灰色地帶”卻賦予了鄉鎮企業獨特的體制靈活性，企業家精神一旦被激發，其能量是驚天動地的。 到1987年，鄉鎮企業產值首次超過了農業總產值。這絕對是一個“計劃外”的驚喜。如今的著名企業家萬向集團魯冠球即為鄉鎮企業家的典范人物。 社會學家費孝通教授，在1983年所著的《小城鎮?再探索》中，第一個提出了“蘇南模式”的概念，講的就是鄉鎮企業的傳奇。

與鄉鎮企業類似，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也成為企業家精神最早的溫床。代表人物包括柳傳志、張瑞敏、李東生……這些企業的創辦的確依靠了從國家或集體企業中借來的資金，甚至根本就是在原有瀕臨倒閉破產的國有企業的基礎上再造的，但它們的成長毫無疑問源于企業家精神的激發?！凹t帽子”一方面增強了這些企業的政治安全感，但這種產權上的不清晰成為很多企業日后發展的制度隱患。

80年代末期，盡管市場經濟仍然是“敏感詞”，但一批擁有“企業家精神”的先知先覺者開始了他們的創業歷程，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窗口深圳成為“企業家的搖籃”，最典型人物是任正非。

1992年鄧小平南巡，“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三個有利于”，猶如春雷響徹神州大地，一大批在政府機構、科研院所的知識分子紛紛主動下海創業，形成了以陳東升、田源、郭凡生、馮侖、王功權、潘石屹、易小迪等為代表的 “92派”。從此，民營企業和企業家精神，就不可逆轉地成為時代的洪流。

到2011年，目前中國民營企業已經超過840萬家，占企業總數的87.4%，占GDP的貢獻率也從最初的1%發展到超過60%。企業家精神真是一股神奇的力量。

這意味著民營企業作為一個整體，已經大倒無法否定。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每個民營企業家的個體都是安全的。

• 在1997年《刑法》取消“投機倒把罪”之后，投機倒把條例卻在一浪高過一浪的撤銷呼聲中存活到2008年1月。

• 1997年“十五大”承認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 2004年全國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保護合法私有財產。觀念的改變已是艱難，而知行合一更是漫長的歷程。

• 鐵本事件：2004年經濟過熱，江蘇民企“鐵本鋼鐵”成為違規典型，戴國芳成為宏觀調控的犧牲品，令人唏噓的是，戴國芳因“涉嫌偷稅漏稅，且數目可能巨大”被警方帶走，羈押超過4年之后，突然被允許取保候審。2008年11月28日，戴國芳回到了常州的家中。

• 郎顧之爭：本世紀初，中國掀起了國企改制、MBO（管理層收購）的浪潮，不料此輪改革遭遇郎咸平的狙擊，爆發著名的郎顧之爭，最終以顧雛軍鋃鐺入獄結束。爭論的本質是郎咸平認為很多民企收購國企，導致“國有資產流失”。令人唏噓的是，顧雛軍被判十年的罪名居然是“虛假注冊罪、挪用資金罪”。如今出獄后的顧雛軍仍在四處奔走喊冤。

• 重慶唱紅打黑：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唱紅打黑，這是民企遭遇的一次寒流。在重慶打黑過程中，許多民營企業家的財物被掠奪。例如所謂“黑老大”陳明亮，是知名的青銅器鑒賞專家，也是重慶最大的古玩商人，重慶古玩商會會長，2010年9月被執行死刑。他的起訴書并未提及任何古玩文物收藏。重慶希爾頓酒店因涉黑調查，股東彭治民因涉嫌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組織賣淫罪、尋釁滋事罪、故意傷害罪、故意損毀財物罪、高利轉貸罪、濫伐林木罪、非法占用農用田罪、行賄罪等多項罪名， 被判處無期徒刑。彭治民被凍結和沒收的財產估值約80億元。民企的驚恐，直接導致了一輪海外移民的高潮。

與此同時，民營企業家依然難以擺脫“原罪”。從徐明，到劉漢、張榮坤、丁書苗、賈躍亭……紅頂商人依然是很多人的夢想。

民營企業家的憂慮不僅與此，他們還淚盼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 2005年、2010年國家分別出臺促進非公經濟發展的36條、新36條，然而諸多領域的玻璃門、彈簧門依舊。

• 早在90年代初期學者就呼吁開放民營銀行，直到2014年國家才開始批準首批5家民營銀行。

• 國企創造25％的GDP卻占有55％的信貸資源，這意味著“融資難融資貴”始終是困擾民企的夢魘。這樣的隱性所有制歧視在很多領域都是客觀存在。

•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最近呼吁：國內成本較高的重要原因是相關領域的行政性壟斷。電信領域，更重要的是“行業混改”，可以組建一兩家由民營資本為主的基礎電信運營商，促進競爭，使得電信資費由“要我降”轉變為“我要降”，全面降低信息產業成本。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中國迎來新一輪的改革開放。民營企業家莫不歡欣鼓舞。

藍圖與現實之間總是存在距離。進入2016年出現了一個令人大吃一驚的經濟圖景：國企投資飆升，民間投資冰封。

在這樣的背景下，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提出：

• 加快推進民法典編纂工作。

• 堅持有錯必糾，抓緊甄別糾正一批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剖析一批侵害產權的案例。錯案冤案，要依法予以糾正并賠償當事人的損失。

• 嚴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舊法之間從舊兼從輕等原則，以發展眼光客觀看待和依法妥善處理改革開放以來各類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經營過程中存在的不規范問題。

• 進一步細化涉嫌違法的企業和人員財產處置規則，依法慎重決定是否采取相關強制措施。確需采取查封、扣押、凍結等措施的，要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進行，除依法需責令關閉企業的情形外，在條件允許情況下可以為企業預留必要的流動資金和往來賬戶，最大限度降低對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的不利影響。

• 采取查封、扣押、凍結措施和處置涉案財物時，要依法嚴格區分個人財產和企業法人財產。

• 完善涉案財物保管、鑒定、估價、拍賣、變賣制度，做到公開公正和規范高效。

• 充分考慮非公有制經濟特點，嚴格區分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的界限、企業正當融資與非法集資的界限、民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兼并重組中涉及的經濟糾紛與惡意侵占國有資產的界限，防范刑事執法介入經濟糾紛，防止選擇性司法。對于法律界限不明、罪與非罪不清的，司法機關應嚴格遵循罪刑法定、疑罪從無、嚴禁有罪推定的原則，防止把經濟糾紛當作犯罪處理。

• 嚴禁黨政干部干預司法活動、介入司法糾紛、插手具體案件處理。對涉及犯罪的民營企業投資人，在當事人服刑期間依法保障其行使財產權利等民事權利。

這一決定直擊企業家心中的痛點。在為中央決定點贊的同時，我們也可以從中窺見民企的生存環境，亂象依然觸目驚心，企業家怎能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十九大前夕，201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出臺《關于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

• 在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各方面各環節，加快建立依法平等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的長效機制。

• 研究建立因政府規劃調整、政策變化造成企業合法權益受損的依法依規補償救濟機制。

• 企業家依法進行自主經營活動，各級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不得干預。建立完善涉企收費、監督檢查等清單制度，清理涉企收費、攤派事項和各類達標評比活動，細化、規范行政執法條件，最大程度減輕企業負擔、減少自由裁量權。

• 落實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確立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保障各類市場主體依法平等進入負面清單以外的行業、領域和業務。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

• 全面實施“雙隨機、一公開”監管，有效避免選擇性執法。

• 在更大范圍、更深層次上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

• 清除多重多頭執法，提高綜合執法效率，減輕企業負擔。

• 健全企業家參與涉企政策制定機制。建立政府重大經濟決策主動向企業家問計求策的程序性規范，政府部門研究制定涉企政策、規劃、法規，要聽取企業家的意見建議。保持涉企政策穩定性和連續性。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歷史，思想解放始終是改革推進的前提。筆者認為，此次《關于企業家作用的意見》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

• 這是中央首次以專門文件明確企業家精神的地位和價值。

• 1988年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在資源全球化的今天，企業家的重要性已經超越了技術。富士康能生產出iPhone手機，是因為它擁有世界級的制造技術和專利，但富士康只是給蘋果公司“打苦工”，蘋果公司之所以能坐享超級利潤，不是因為它掌握了核心技術，而是因為蘋果公司的品牌、商業模式與管理，而這一切的背后則是喬布斯的企業家精神。這個世界最稀缺、最有價值的東西，不是技術，而是喬布斯、馬云、任正非、孫正義所代表的企業家精神。

• “企業家精神”之所以稀缺和寶貴，是因為它不僅要求企業家有非凡的眼光、獨特的能力、執著的追求，更要求他們承擔失敗的風險。畢竟，失敗的企業家要遠遠多于成功的企業家。

• 要激發企業家精神，就必須提高“正向激勵”：最重要的是保護企業家的產權，孟子云“有恒產者有恒心”；減少行政審批，為企業家精神松綁；破除各種壟斷，真正公平競爭。

• 要激發企業家精神，還必須減少“負向激勵”：只有政府的資源支配權減少了，才能減少尋租和腐敗。

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關于企業家作用的意見》還提出了“國有企業家”的概念：

• 對國有企業家以增強國有經濟活力和競爭力等為目標、在企業發展中大膽探索、銳意改革所出現的失誤，只要不屬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當謀利、主觀故意、獨斷專行等情形者，要予以容錯，為擔當者擔當、為負責者負責、為干事者撐腰。

這一提法對下一步深化國企改革具有深遠意義。坦率地講，雖然國企也出現過一些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物，例如紅塔集團褚時健、振華港機管彤賢、上海家化葛文耀，但作為一個整體而言，國企一把手還稱不上真正的“國有企業家”。

• 國企高管與政府官員之間保持頻繁的雙向流動，至今還保留著行政級別，其行為不可避免地帶有官員的烙印。

• 大多數國企高管并不承擔經營失敗的風險，這是與民營企業家最本質的區別。

• 國企高管的薪酬遠遠低于國際水平，并且與所管理的企業規模極為不對稱，導致國企高管缺乏足夠的激勵去創新。

從90年代到本世紀初的國企改革，以“現代企業制度”為核心，極大地激發了國企的活力，國企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今，新一輪國企改革應該把激活“國有企業家”作為核心。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

• 國企高管選聘的市場化，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與官員行政體系徹底脫鉤。

• 實現國企高管考核與激勵的市場化，按照其能力、貢獻給予市場化的報酬（包括股權與期權激勵）。

要實現這兩點并不容易，它以國企真正的市場化為前提，為此我們需要：

• 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富有競爭與制衡的股東結構。

• 國資委把所有權力歸還給股東大會和董事會，除此之外不得對國企進行任何的微觀干預。

• 國資委轉型為淡馬錫之類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真正做到只管資本不管其他。

企業家精神的發揮，是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本質要求。但我們對激發企業家精神面臨的制度與觀念障礙應該有清新的認知，不要指望一蹴而就。

文件中提到的不少問題都不是新問題，而是制度頑疾。只有從每一個案件、每一項政策、每一項法律的細節做起，這份“定心丸”才能真正發揮藥效。行勝于言，有時一個案件的影響超過一厚打文件。

三分制度、七分執行。

附：商界大佬排隊點贊《關于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

馬云：宏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是兩千年來中國在思想領域的一大進步。認可企業家才是真正相信人是生產力的第一要素

寧高寧：文件還專門提了“國有企業家”，這個值得一提。過去我還沒有聽說過有人叫國有企業家的，因為國有企業叫不叫企業家，有多大作用也是有爭議的。

郭廣昌：企業家精神在市場經濟里面是最核心的資源，得到肯定讓我們深感驚喜。什么是最適合企業發展的好環境？我認為有三個最關鍵的要素：政府有為，不亂為；市場有效，可調節；政策穩定可期。

徐井宏（清華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現在國有企業家缺乏激情，民營企業家缺乏信心。更重要的是在這份文件之后我們法治環境的建設，尤其和企業家相關的法治環境建設和市場秩序相關的法治建設，需要迅速地跟上，不然這個文件的落地就會很難。我相信很多企業家還在等著真正的行動是什么。

陳東升：真正的企業家的時代到來了，真正的靠創新、靠效益驅動的時代到來了。

劉永好：文件非常明確地談到三個“依法保護”，一個是企業家財產權，第二個是創新權益，第三個自主經營權。其中保護企業家的財產權是最核心的。另外就是要健全企業家參與涉企政策制定機制，在這以前征求企業家，特別是民營企業家的相對少一些。

柳傳志：中央的這個文件讓我喜出望外，可能會在很短的時間內，讓中國的經濟出現新的面貌。此前很多企業家的心情是緊張和焦慮的，因為社會上有一些貶低企業家的聲音出現，例如兩極分化的根源、官員腐敗的根源等。企業家是否得到廣大人民的認可，我這心里頭還是有點緊張的……真要執行的話，可能還要變成具體的政策法規或者是條例。

*本文來源：微信公眾平臺“劉勝軍微財經”（ID：caijingknowledge），作者：劉勝軍，原標題：《千年等一回：胡雪巖下，喬布斯上》

版權聲明

改革 企業家

發表評論

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