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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的人們認識到，依靠資源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已走到盡頭，創新對中國未來發展極為重要。但是，對于什么是創新、如何推動創新等問題，人們的認識并不一致。

為此，不久前《財經》雜志邀請世界著名創業投資家彼得?蒂爾（Peter Thiel）和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就公眾關心的創新問題進行了一次對談。

彼得·蒂爾是美國硅谷的創業和投資教父，被譽為投資界的思想家。根據他在斯坦福大學講課內容整理出版的《從0到1》是全球暢銷書。今年3月份，這位傳奇人物來到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授《創辦新企業——中美新觀察》課程。

錢穎一則是著名經濟學家，近年來一直呼吁和推動創新。早在2013年，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就聯合該校十幾個院系創建了新型教育平臺“清華x-空間”（清華x-lab），著力發現和培育創意創新創業人才。

在對談中，兩位敏銳的思想者圍繞什么是創新、創新與教育的關系、政府如何推動創新等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這些問題富有挑戰性，不同的觀點互相啟發，非常精彩。

他們都認為，中國未來經濟增長要更多地依靠創新驅動，政府最重要的是為創新提供一個好的環境。

“未來是不會自行發生的，未來是一個需要我們共同建立的東西，”彼得·蒂爾說，“中國一定要有遠見，一定要親自創建一個最好的未來。”

為什么要重視創新？

《財經》：現在許多人在談論創新，但是人們對于創新的理解各有不同。彼得先生在斯坦福大學先后攻讀哲學和法律專業，后來成為創業家和風險投資家，對創新問題有獨到認識。在您看來，什么是真正意義上的創新？

彼得·蒂爾：創新是非常難定義的，很多時候是我們看到了結果，才知道它是創新的東西。從宏觀上說，創新是有能力對文明做出很大改變、而且在將來很多年里能夠提高人類生活水平的東西。同時，在微觀上看，一些創新的社會影響可能要很多年以后才能看得到。

實際上，微觀創新和宏觀創新的區別并不是那么大。比如說，很多人說Facebook只是一個溝通工具，不是很大的創新。但實際上，Facebook對人類相互溝通帶來極大便利，影響非常大。還有Twitter，對人類文明可能不會有一日千里的影響，但是它在商業層面為許多公司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一般來講，宏觀創新有宏觀影響，微觀創新有微觀影響。我自己關注的是宏觀方面的創新。但是，有時候微觀創新會有宏觀的影響，那就是最好的了。

錢穎一：最早論述創新的經濟學家是熊彼特。他認為，創新是經濟發展和進步的核心動力，市場經濟長期活力的根本在于創新，而創新則來源于企業家精神，來源于企業家開發新的產品，創造新的生產方式，這是一個“創造性毀滅”的過程。熊彼特在1950年去世，他的影響在他去世之后日漸變大。由于創新已經成為全球最為關注的問題，所以曾任美國財政部長和哈佛大學校長的經濟學家薩默斯說，熊彼特很可能是21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學家。

《財經》：兩位雖然對創新的定義不同，但是都認為創新是推動人類進步的動力。具體來說，人類進步是以什么形式發生的？

彼得·蒂爾：人類進步可以呈現兩種方式：

第一種是水平進步，也稱為廣泛進步，意思是照搬已經取得的經驗，直接從從1跨越到N；

第二種是垂直進步，也稱為深入進步，意思是探索新道路，從0到1的進步。

做我們已經知道的事是把世界從1推向N，復制一個模式比創造一個新模式容易得多。但是，每一次我們創造新東西的時候，就是從0到1。

從宏觀層次看，全球化就是水平進步，它把某地的有用之物推廣到世界各地。中國是全球化的典范，它已經復制了發達國家的有用之物，使得它在前進道路上少走幾步；垂直進步也可以用一個詞概括，就是科技。任何新方法，任何可以使事情更容易完成的方法，都是科技。

錢穎一：彼得先生在哲學層面是對的。不過我認為，從0到1的進步當然非常重要，同時也不要忽視從1到N。

因為從1到N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簡單的模仿，一種是學習中創新。例如，阿里巴巴的淘寶和天貓之前有eBay、 Amazon，騰訊微信之前有Kakao Talk、Whatsapp，但是阿里巴巴和騰訊微信結合中國市場有很多創新。由于中國的N非常之大，它們帶來的社會價值遠遠超過了之前的“從0到1”。因此，我把它們稱為“有創新的從1到N”。

所以，我們不能忽視N的力量。在中國N 大于13億，這里蘊藏了巨大的能量。特別是在互聯網時代，市場和社會效益與N的平方成正比， N的平方的力量，又比N的一次方的力量大得多了。誰看到了中國的N的力量，誰就不會輕視從1到N的作用。

抓住中國市場巨大的N，并在1的基礎上創新，釋放N的力量，這是中國企業家、創業者們難得的機會。

《財經》：從中國到世界，重視創新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今天的人們都如此重視創新？

彼得·蒂爾：這和全球化的趨勢有關。從1971年到2007年，全球化趨勢非常強烈。全球化趨勢在2007年達到了峰值，此后開始減弱。例如，從1971年到2007年，全球國際貿易增長值是GDP增長值的2-3倍。

另外一個現象是，2007年之前，美國所有年輕人都想去紐約做一個銀行家。當時人們都說，如果你去紐約，你就可以征服全世界了。這就是全球化的一個故事。可是，2007年以后，大家都想去硅谷——并不是因為2008年金融危機才導致人們跑到硅谷去——而是人們更想創新。

我個人是非常支持全球化的，也非常支持國際貿易和國家間人民的自由流動。如果終結全球化的趨勢，這對于全世界來講都是一件壞事。但是，我也認為，我們從全球化中獲得的利益將越來越少。因此，人們就有更大的壓力進行創新。

錢穎一：中國之所以重視創新，是由于經濟發展的驅動力開始變化。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驅動力，取決于該國所處的發展階段：發達國家依靠創新驅動增長，貧窮國家主要靠資源驅動，基本不需要靠創新驅動，可以靠模仿。中國在過去的30多年中大致是這種模式。而中等收入國家介于兩者之間：與發達國家相比，資源驅動仍有空間，但是與貧窮國家相比，需要更多地靠創新驅動。

中國已經成為中等收入國家，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從高增速區間進入中高增速區間。隨著潛在增長率下降，就需要更多地靠創新驅動增長。

創新與教育

《財經》：創新需要創新型人才。在你們看來，創新型人才需要什么樣的素質，這些素質可以培養嗎，創新與教育是什么關系？

彼得·蒂爾：教育和創新是有一定關系的，但是關系很復雜。首先，創新是需要知識基礎的。如果你要去做一些前沿事情，首先需要有全面的教育和一定的知識基礎。大多數進行科學研究或者是技術創新的人，確實很聰明，而且也接受了比較高等的教育。

但是，教育確實是有一定風險的。很多人受到的教育都是幫助他們怎么樣通過考試，怎么樣去背誦那些已經存在的知識。結果，人們變得非常善于記住那些已經存在的知識，而不去進行更加有意思的嘗試。

很多人說，中國教育的一個問題就是“填鴨式教育”，其實美國一定程度上也存在類似問題。美國很多中上層階級家庭都努力把孩子放到最好的學校里面去，這樣孩子們就沒有更多的時間去探索一些有意思的課題。

我高中是在加州的公立學校，很自由，一年有三個月的假期，我就去做那些我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大多數人是沒有這樣的自由去探索想要做的一些課題的。

錢穎一：創新型人才的根本特征是創造力。無論是科學發現，還是技術創新，或是人文思想突破，都是創造力的體現。創造力包括至少三種創造性：創造性精神、創造性思維、創造性能力，我稱之為創造力“三要素”。

但是，我們慣用的教育模式不是培養創造性精神、創造性思維、創造性能力的。所以，培養具有創造力的人才就必須要改革教育模式。當我們要激勵創造性精神時，我們就不應該打擊標新立異，而要鼓勵勇敢；當我們要鼓勵創造性思維時，我們就不應該反對胡思亂想，而要鼓勵想象力，鼓勵批判性思考；當我們要關注創造性能力時，就不應僅僅灌輸知識，不管這些知識有多么前沿、多么基礎、多么全面，而要注重能力培養。

《財經》：現在，流水線式的教育體制，是不是很容易扼殺人的想象力、降低創造力？

彼得·蒂爾：教育的影響很復雜的，有利有弊。舉一個例子，多讀書不一定有助于想象力發展，但是如果完全不看書的話，想象力可能沒有根基。如果你需要快速看很多書，而且把它們全部背誦下來，就不會有時間去進行想象了。關鍵在于把握好“度”。

錢穎一：正規教育本身，很難避免造成降低創造力的效果。這是因為任何培養學生的過程，尤其是我們傳統的、習慣的、熟悉的一套教學方法、評估方法、選才方法，只要對提高平均水平有效，就會讓“極端”的人或人的“極端”想法變得更加“正常”從而導致“趨同”現象。也就是說，正規教育過程本身有一種自然趨勢，在提高“均值”的同時減少“方差”。

這就形成了培養創新型人才上的一個“悖論”：盡管教育能夠有助于提高創造性，但是這種幫助更多地體現在提高平均水平上。這種應用一旦有效，就可能使得真正的、無法預測的創造性減少。這并不是說創造性是天生的，不需要培養；而是說經過教育過程后，原來具有創造性的人也會變得沒有創造性了。

我們觀察到，蓋茨、喬布斯、扎克伯格沒有讀完大學本科，馬斯克沒有讀過碩士博士，他們受到的正規教育都“不完整”。也許恰恰是這種不完整的正規教育，才使得他們的創造性得以幸存。

《財經》：彼得·蒂爾先生的觀點讓我想起中國古代教育家孔子說過一句話，“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對于受教育者來說，學與思、學與讀應該結合起來。對于教育者來說，應該思考如何建立有利于創造力教育的最佳模式。錢穎一院長多年來一直推動教育變革，在您看來，有利于創造力教育的最佳模式是什么？

錢穎一：實話實說，我們不知道什么是有利于創造力教育的最佳模式。但是，它的必要條件是清楚的，那就是自由、寬松和容忍的教育環境。只有自由、寬松和容忍，創造性精神才得以存活，創造性思維才得以生根，創造性能力才得以發展。任何急功近利、指望靈丹妙藥的快餐方式，都是不利于創造力教育的。

正規人才培養過程都是有缺陷的，不管方法多么先進。在我們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創新型人才培養”的時候，我們要跳出這個固定的思維框子，去關注與“培養”同等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發現”和“保護”那些不尋常的人，那些看上去“極端”的人和有“極端”想法的人。

比培養更重要的是培育，是創造環境讓杰出人才“冒”出來。當他們“冒”出來的時候，我們能夠去發現，去欣賞，去保護。我們從事教育，從事培養人才，要謙卑一些，要善于去發現那些不符合已知標準但有創造力的人，要去給我們看不慣的人提供成長空間。

政府能夠做什么？

《財經》：事實上，近三百年來中國在創新上的成就非常有限，所以有人懷疑中國缺乏創新能力。彼得·蒂爾先生，在您看來現在的中國有沒有創新能力？

彼得·蒂爾：經常有人問我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可以細分為三個問題：

第一個，創新是不是中國想要的？

第二個，創新對中國是不是必要的？

第三個，創新對中國是不是可能的？

創新當然是中國人想要的，但是有沒有必要呢？現在技術創新的速度非常快，中國完全可以利用其他國家所創造的新技術。可是，正如錢穎一教授所說，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在慢下來，未來必須更多依靠創新作為驅動力。

未來是不會自行發生的，未來是一個需要我們共同建立的東西。所以我建議，中國一定要有遠見，一定要親自創建一個最好的未來。

《財經》：其實，中國一直在努力。中國政府提出建立“創新型國家”，許多地方政府也提出要打造“硅谷”。在你們看來，北京或中國的其他城市會不會成為第二個“硅谷”？

彼得·蒂爾：我認為在中期內，中國還是會“復制”發達國家。這是一個理性的選擇，也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方式。但我們很少問一個問題，即如何發展發達國家？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就是技術突破。

北京擁有很多科技公司，可能在世界上是第二大的。在過去，有很多創新都集中在硅谷，但是我認為未來十年，創新不會那么集中了。對于創新來說，并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是非此不可的。

未來，對于企業來說，從0到1將會更可能，而這種趨勢也將更加不分地區，因為現在全球化的趨勢已經減弱了。

錢穎一：美國創新創業集中的地區中，最突出是硅谷/舊金山灣區、波士頓、紐約。前兩者存在很長時間了，而紐約是新興的。紐約作為金融中心，在金融危機以后金融業受到較大打擊，但隨后出現了一批創新創業企業，與紐約的商業中心、廣告中心、媒體中心相關的創新創業，所以跟硅谷是不一樣的。

中國也有三大主要創業創新的聚集地區：深圳、北京、上海/杭州。未來，這六個地區將很可能是全球創業創新的聚集地。雖然，目前中國的這三個地區還沒達到美國的水平，但是未來發展速度會非常快。

《財經》：為了促進創新，政府能夠做什么，政府應該做什么？

彼得·蒂爾：我對中國的體系很不了解。從美國看，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美國政府使得科技在發展的過程中，不用走很多程序，不需要寫課題申請書，當時運行的情況非常好。到了七十年代以后，需要更多的程序，有更多的程序來篩選研究課題申請，情況就不那么好了。

科學家和政客，是有很多深層次區別的。一個好的科學家一定不是一個好政客。但是，現在因為有很多程序，所以說現在得到研究經費的人，往往是是那些最會寫課題申請的科學家，而不是最好的科學家。所以我建議，中國政府在科研項目管理方面，程序不要過于嚴苛。

另一方面，在商業環境方面，也不要讓開公司、創業的人覺得太難。在文化方面，要建立寬松的、容忍失敗的環境。如果一個人失敗之后承受的社會壓力太大，其他人就不想創新了。提供一個好的創新環境非常重要。

錢穎一：從組織形式看，有兩種不同的方式組織創新：一種是從上到下，政府作為創新的主要組織者，美國的登月計劃、中國的“兩彈一星”都屬于這一類組織活動創新比較成功的例子；另一種是自下而上，主要是靠企業家創業帶動創新，硅谷是典型例子。在這種模式中，政府不是主導創新，而是創造適合創新的環境。

由于過去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和習慣性思維，我們比較容易關注前一種，比較容易忽視或者不夠重視后一種，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問題。

目前，中國出現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熱潮，本質上是草根活動。應該主要依靠民間力量，依靠市場機制，同時也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

首先，在創新創業上，政府要給市場和民間留出足夠空間；

其次，政府要創造有利于創新創業的法治環境和創業友好的監管環境，適應新形勢，制定新法規；

第三，政府應創造有利于創新創業的環境。政府并不是直接投資和建立科技園這些“硬件”，而是要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這些“軟件”。

總之，為創新者創造一個好環境，對中國的創新來說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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