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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最大的商業新聞是阿里巴巴股價大漲到140多美元，周五收盤市值3528億美元，躍居亞洲第一，世界第七。股價最高時，148美元以上，市值沖過3750億美元，距4000億美元大關不遠。

以上周收盤價計算，全球公司中，市值在阿里巴巴之上的有1980年上市的蘋果（市值7768億美元）、2004年上市的谷歌（6570億美元）、1986年上市的微軟（5429億美元）、1997年上市的亞馬遜（4676億美元）、2012年上市的臉譜（4336億美元），再加上巴菲特掌舵的伯克希爾哈撒韋（4193億美元）。

這些世界級商業標桿全部來自美國，但未來很可能被“阿里巴巴經濟體”一一超越，如同中國在全球經濟中地位的躍升一樣。當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中國公司成為全球市值最大公司，這是大概率事件。全球投資者對阿里巴巴估值的調高，客觀上也反映出對中國市場增長的信心。

新空間：來自人口和市場的紅利

上周四阿里巴巴股價大漲那天，我在深圳平安國際金融中心采訪。這是全世界單體面積最大的辦公樓，高度接近600米，不銹鋼結構，防臺風防地震做了特別處理。在觀光廳眺望四周，我不勝感慨。因為一個月前我剛去了芝加哥的西爾斯大廈觀光，那里曾是世界第一高樓，距地面442米，鋼結構，特別注意防風（芝加哥是“風城”），天晴時能看到美國的4個州。

1974年西爾斯大廈建成時，深圳在哪里？還沒有出現。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它還是個小漁村。

1990年之前，世界前十大高樓有9座在美國。今天，世界已建成和在建的前十大高樓，中國有7座。

從小漁村到大都會，同一塊土地，幾十年間卻長出了全新的空間，每天都演繹著不同的故事。我被這種感覺擊中了——中國有無數新空間，它們代表了變化和進化。那么，它們是怎么來的呢？

我想到了馬云。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上市那天晚上，在紐約曼哈頓42街的Cipriani餐廳，開上市慶祝宴會。馬云致辭時說，他在創業前到處借錢而不得，為借3000美元，連著幾個月反復被拒絕，所以他下決心一定要幫助小企業，幫助年輕人。這是他創辦阿里巴巴的初衷。在和我們幾位媒體總編交流時，馬云說：“昨天晚上，我們合伙人在一起吃飯，都很放開。說實話，我們沒想到會走到今天，也沒準備走到今天，可能也不應該是我們走到今天。我們這些人的能力是在漫長的過程中，不斷被拉長了。我馬云沒這個能力，是被逼成了今天這個樣子，我們沒有選擇，只能往前走?！?/strong>

我覺得馬云說的很客觀。記不得是美國哪家財經媒體前一段在評述阿里巴巴和騰訊的增長時說，它們的成功可以歸結于中國龐大的用戶所給予的紅利。

更準確地說，它們的成功是在服務如此之大規模的用戶的過程中，被逼出來的。拿支付寶來說，2003年淘寶網之所以提供擔保交易的功能，是為解決賣家擔心貨發出去收不到錢、買家擔心錢付出去收不到貨的問題。由于早期大部分買家還是通過銀行和郵局匯款方式付款，所以支付寶的員工每天要盯著他們在銀行開設的對公賬戶，用手工方式記錄每一筆進賬，根據匯款信息里備注的淘寶ID和訂單編號，在匹配買家的實名信息、核對無誤后再通知賣家發貨。但是有的買家匯了錢沒有備注，有的有備注，經過跨行轉賬到支付寶賬戶時卻不見了，導致無法通知發貨。這樣的困境倒逼支付寶后來推出了虛擬賬戶體系。賬戶體系后來又成為數據積累的基礎。

市值最大，這是一個結果；其過程，則是通過互聯網不斷幫用戶解決問題。以全世界最大的制造能力為依托，幫全世界最大的用戶群體解決了網購問題，自然就成了市值最大的公司。

新空間：來自被忽略的存在

除了這些，還有沒有原因呢？我突然想到，連馬云都沒有想到自己能走到今天，說明阿里巴巴的誕生與成長，主要是自由企業、自由市場、自由競爭、自由生長的產物，而不是政府部門去規劃、國有資本去投資、監管部門去監管的結果。

中國今天最優秀、最有價值的互聯網公司幾乎全部在海外上市，它們所代表的，可能也是中國經濟中最具活力的一大片新空間。

學者方興東曾撰文說，中國政府對互聯網的掌控能力是嚴重被高估的。

第一，1997年組建的CNNIC（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并不在工信部（曾經的郵電部、信產部）等政府部門手中，而放在學術性的中科院；

第二，中國互聯網領軍企業都是VIE結構（可變利益實體，也稱協議控制），走海外上市之路，真正運營網絡空間的主力軍不是政府，而是掌控數億用戶的互聯網企業，其實際行使的權力遠超政府；

第三，互聯網從一開始就不是哪個單一政府部門主管，事實上是“去中心”的。1995年，中央沒有讓郵電部或電子部管互聯網，而是由跨部委的國家經濟信息化聯席會議辦公室牽頭（后改為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制定互聯網管理規定；

第四，政府對于互聯網的管理主要是“底線”思路，應急、救火式的事務為主，只要不是突破底線的危機、失范、違法犯罪等等，中國互聯網的自由度很高。

近年來，中國對互聯網的整體管理在加強，更加注重頂層設計。這是必要的。但我想到的是，如果從互聯網進入中國起，就采取嚴密的、規范的管理，阿里巴巴、騰訊們還能不能發展到今天的格局？舉個很簡單的例子，阿里巴巴和騰訊的第一大股東都是外資（當時只有外資風投愿意投互聯網公司），如果一開始定一條規定，互聯網關系國家主權，必須內資絕對控股，那么中國互聯網能不能像今天一樣繁榮？

互聯網是新生事物，誰都不熟悉。我們既可以說，政府明智地采取了先發展、先探索的包容與促進態度，也可以說，當時互聯網規模很小，在某種程度上被政府忽略了，沒有納入傳統的管理模式。

最近我在研究美國商業文明的發展歷程。我發現美國歷史上財富最多的幾個人，洛克菲勒、卡內基、摩根都出生在19世紀30年代。為什么？因為他們而立之年在商界打拼時，正是南北戰爭結束，北方所代表的城市化、移民、工業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等大行其道之時，鐵路和工廠越來越多，大規模生產和大規模消費并行。但除了這些客觀因素，還有一個重要原因，“聯邦政府在戰前僅有2萬名雇員，無力對工商業進行有效管理。與歐洲不同，美國沒有那種扼殺企業家精神的專制政體或教會特權。政府的軟弱和權力的制衡使美國商人有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美國擁有支持現代工業化所需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私有財產和契約得到尊重；人們既能獲得有限責任公司的執照，也可以申請破產；銀行信貸談不上充足，但在一個銀行林立的環境下還是可以得到的；為抑制壟斷和保護競爭，美國政府會適時修改資本主義所需的游戲規則。不過，在約翰?D?洛克菲勒等人開始聚斂財富時，缺乏明確的規則反而有助于提高經濟的活力?！保_恩·切爾諾《洛克菲勒：罪惡與圣潔》）

在南北戰爭后的工業化加速期，政府的松散管理讓企業家有巨大的空間。這段歷史于今仍有借鑒意義。當然，在洛克菲勒形成行業壟斷后，最高法院在1911年判決他的標準石油公司解體，這是后一段故事。

新的空間在哪里？在我們一開始都不熟悉、風險很大、看不清楚的處女地。這樣的地方，從創業模式到投資模式，到試錯改進、迭代演進的成長模式，到行業管理方法，都和傳統不同。一位投資界的朋友說：“我去過好幾個幾十億、上百億規模，政府牽頭主導的產業投資基金，發現兩三年都投不出一個項目，幾萬塊錢的事情都要審批幾個月，因為國資不能犯錯誤。媒體宣傳的很起勁，今天某某基金啟航了，明天某某基金獲得多少億授信了，實際很難投出去?！?/p>

創新總有風險，試錯就是常態。對于監管者來說，對陌生的新領域，多一些忽略，少一些以制約為導向的監管，反而是明智的態度。歷史證明，被忽略的存在，往往是更容易生長的存在。

新空間：來自讓渡，也來自爭取

西爾斯塔是落成時的名字，今天它的準確名字叫Willis Tower，Willis是總部在倫敦的一家保險經紀集團，2009年因為大比例租用西爾斯塔獲得命名權。查資料發現，Willis成立于1828年，至今已經189年了。

從Willis Tower到平安國際金融中心，我還想到，有29年歷史的中國平安已經是全球保險業翹楚。今天，每1000個中國人中就有一個是平安人，每10個中國人中就有一個是平安的客戶。而29年前，這個公司還沒有出生。

在深圳，我訪問了曾在袁庚身邊工作過的顧立基，1984年1月鄧小平參觀蛇口，袁庚讓時任蛇口管委會辦公室主任的他做好記錄工作。當時，關于特區有一些不同的聲音，有文章甚至以“舊中國租界的由來”來影射深圳。袁庚在招商局蛇口工業區辦公大樓七樓會議室向鄧小平匯報。鄧小平走到窗前，指著蛇口港碼頭問：“碼頭是什么時候建成的？能停多少噸位的船？”袁庚回答后，鄧小平說：“你們搞了個港口，很好。”袁庚還說：“我們有個口號，叫‘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编囬怕牶笥盟拇ㄔ捪蚋赣H提示：“我們在路上就看到了。”鄧小平說：“對。”

這些故事以前也知道。但顧立基對我講了故事背后的故事。碼頭和口號為什么重要？因為當時對深圳有一種指責，就是不好好搞生產，只建了一些樓。而從鋁廠到集裝箱碼頭，讓小平同志看到這里不只是蓋高樓?！皶r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當時也有很多爭議，袁庚為了讓鄧小平看到，讓人做了好幾個架子，在車子經過的路段都放上，希望得到肯定。

袁庚在蛇口創造了很多“第一”，從“大鍋飯”到定額超產獎勵，從干部調配到公開自由招聘，從“鐵飯碗”到聘請制。在袁庚的支持下，1987年，中國第一家股份制商業銀行招商銀行在蛇口工業區結算中心的基礎上成立，1988年，中國第一家股份制保險公司平安保險在蛇口社會保險公司的基礎上成立。

當年要在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人?！保┲廪k第二家保險公司很不容易，前后跑了近兩年時間。雖然有些領導支持探索，但當時中國人民銀行負責保險業的監管，同時也是人保的“婆婆”，人保很不愿意看到有個對手出現。即使后來平安保險成立了，中國人民銀行也給了允許平安做車險的批文，由于動了人保的蛋糕，人保深圳分公司和市公安局聯合發文，如果車主不在人保辦理汽車保險，公安局將不給老車辦理年審，不給新車辦理牌照。“官司”打到公安部，回文是，“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保險事業管理的通知》精神……深圳市平安保險公司在國家沒有新的規定之前，不宜辦理上述業務”。幾經爭取，1993年1月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才同意平安開辦特區機動車輛險。

過去幾十年中國的新空間，是改革開放的結果，是傳統的高度集中的結構向新生事物讓渡生存空間的結果。下放，放松，放寬，允許，本質都是讓渡出一塊天地，可以去探索。像袁庚這樣有資歷的老同志，為了贏得試驗權，也要費心思爭取最高領導人的支持，平安保險的創業者們為了找到一片天就更是要費盡周折。但如果沒有這種為了做成一件自己想做的有意義的事而不怕周折的精神，中國今天可能就不會有招商銀行、中國平安，也不會有股份制商業銀行和股份制保險公司這樣的新物種。

1984年7月30日，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柯茲納在澳大利亞的一次演講中說，企業家需要什么激勵？答案是他所需要的并不是特別的激勵，他所需要的只是保證他能夠去追逐他所覺察到的機會。這就是很簡單的企業進入自由（freedom of entreprenial entry）——就是取消一切妨礙發現的因素。當然，在那些擔心因新進入企業的競爭而失敗的人們的壓力下，也存在著建立這種障礙的趨勢。換句話說，企業家創新活動要想順利展開所需要的只是取消特權，擁有企業進入的自由。

過去中國商界一直有著讓人徒嘆奈何的事，一些不三不四不務正業沒長期打算的人，靠亂七八糟的手段能拿到特許權，真正有夢想有理想想做事的人在“進入”的壁壘前，卻會灑下辛酸淚。1999年，時任國家計委主任的曾培炎視察吉利，李書福說：“請國家允許民營企業家做轎車夢。如果失敗，就請給我一次失敗的機會吧?！?/strong>此前，由于汽車行業沒向民營企業開放，李書福不管找他所在的臺州市還是省機械廳，得到的答案都是“不可能”，“你去北京也沒用，國家不同意，工廠不能建，汽車就是生產出來也不能上牌”。沒有痛楚的經歷，絕對說不出“就請給我一次失敗的機會吧”這句名言。

新空間：來自人民之勤，也來自政府之寬

新空間在哪里？在佛山，我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2016年，佛山的GDP是8630億元，人均GDP11.6萬多元，接近1.75萬美元。

佛山歐神諾陶瓷董事長鮑杰軍曾是江西的一名老師，1992年到佛山創業。他說在佛山最大的感受是，佛山有企業家經營的土壤，大環境特別好?！斑@片土地上的人特別勤勞，每個人都想當老板。我最早來的時候在一個陶瓷廠工作，下班后有技術的工人就去幫別人做第二職業，沒有技術的就去開‘摩的’載客，這種勤勞的精神打動了我，讓我不斷勤奮努力，創新創造，才走到今天?！?/p>

佛山正大力弘揚企業家精神和工匠精神，6月19日市委將隆重表彰一批企業家。我在各地接觸過很多企業家，佛山可能是企業家談到政府最沒有怨言的一個地方。佛山去年出臺了國內首個城市“政商關系”交往守則和指引，以解決個別干部擔心“做多錯多擔責多”，以政策、紀律為借口不見企業的人，對企業的合理訴求和合法權益不關心、不回應、不作為的問題。為出臺《守則》和《指引》，佛山市紀委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調研3個多月，走訪18個鎮（街）、90多家企業?！吨敢芬还?5條，“鼓勵正常交往”有4條，比如：公職人員應多渠道了解企業困難，經批準可以參加社會團體、行業協會、商會及企業在本地舉辦的年會、春茗會、茶話會等旨在交流信息、聽取意見、推動發展的公開商務活動；公職人員上門服務企業時，要提高工作效率，盡可能在工作時間完成服務企業相關工作，確有需要時可由企業提供工作午餐，用餐不超過當地公務接待標準；為加強溝通、提高效率、節約時間，公職人員可以邀請企業人員到政府部門通過工作餐會形式進行商議。

在佛山禪城區行政服務中心，大屏幕提示著企業辦事的幾個簡單步驟，走完整個流程就可以回公司上網看審批過程。目前對外服務有24個窗口可以辦理工商、食藥監、衛計等20個部門共570個法人審批服務事項，6成以上事項可以通過互聯網辦事模式提出申請，做到企業網上辦事，到現場一次辦結。

一位基層官員說，我們對企業并不護短（比如淘汰造成污染的落后產能，力度很大），但基調是愛護和保護，比如一般不允許稅務部門對企業苛責，“企業的稅收如同一棵樹上掉下的葉子，該掉的時候就會掉下來，政府撿起來就行了，不要天天去搖樹。”

政府藏富于民，則人民就會更有動力去創造財富，政府和社會最終也是贏家。

新空間：從問題中汲取教訓，但不是一棍子打死

我回到了上海。聽說我去了深圳，一位做投資的朋友問我：是不是要寫恒大將其持有的萬科A 14.07%的股權轉讓給深圳地鐵？在上周的一次微課中，也有同學問我輸家贏家的問題。當時我覺得，贏家是深圳地鐵和萬科管理層，從財務回報看華潤也是贏家，考慮到和深圳市的一系列帶有“對價”性質的合作交換，恒大也是贏家。那么，輸家真的只有姚振華嗎？

做投資的朋友告訴我，他曾經和姚振華在寶能寫字樓的辦公室里談過幾個小時，從晚上9點到凌晨2點，姚振華對萬科項目的情況非常了解，看得出下了很大功夫。我在廣州還聽一位和姚振華認識的上市公司老板說，姚振華對萬科早已不存控制之心，現在也只能聽“天”由命了。

中國正在進行一場以防范金融風險為目的的全面大整頓，波及到方方面面。很多地方包括以金融業發展見長的城市，現在都停止批準PE機構，過去兩年頗為興旺的境外資產配置近乎停擺。這個大氣候的形成，固然是金融本身的一些亂象和惡果（如形形色色的非法集資）所致，但也和萬寶之爭的巨大影響觸動了領導層的神經有關。如果知道投資投成這樣一個結果，相信姚振華絕不會去碰萬科、格力。

對照保監會今年1月24日“關于進一步加強保險資金股票投資監管有關事項的通知”，姚振華通過自有資金、保險資金、資產管理計劃三管齊下，一致行動，舉牌萬科超過20%股份以上的做法存在違規之處。按通知，應該提供包含保險公司及非保險一致行動人相關信息的備案報告，姚振華一方的幾次報告也不充分。但是，具體到2015年姚振華開始投資萬科的時點，千股跌停，買入有投資價值的藍籌股，并沒有錯。萬寶之爭后，監管專門核查過寶能系的合法合規問題，結論是“總體來看，前海人壽舉牌萬科股票沒有違反相關監管規定，壓力測試的結果表明風險可控”、“舉牌是市場行為，在依法合規的前提下，監管不宜干預”。雖保監會在今年1月24日對保險公司舉牌進行了進一步的規范，但至今無論保監還是證監等相關部門均未對姚振華（前海人壽）舉牌萬科做出違規或違法的定性。

我在過去的文章中質疑前海人壽用“萬能險”激進負債的危險性，對于姚振華一方的收購資金，一直存在爭議。但在吳曉靈、王忠民牽頭很多專家學者所做的《基于‘寶萬之爭’視?的杠桿收購研究》中指出，寶能系在對萬科股權的收購過程中，組織了銀、證、保、信各方面的資金，杠桿率高達4.2倍，在現在有關法規下，資金的組織不違規。不過，資金組織的方式蘊含了很多風險，需要監管方面針對現在監管的漏洞來加以彌補。報告認為，萬能險本身是一個成熟的保險品種，它不應該是一個短期的資金。很多人在合同當中，通過降低提前退保的成本，把萬能險短期化，從而造成把短期資金用于長期投資，加大了流動性風險?，F在監管當局已經對保險產品短期化的問題做出了監管上的一些規定，來防范這樣的現象。

姚振華已經被撤銷前海人壽任職資格并禁入保險業10年。過去幾年，保險業“萬能險”狂飆突進，是相當普遍的現象，而姚振華因為萬寶之爭，所受牽連最大，處罰也最重。

中國的市場監管，一直擺脫不了“籠子模式”，籠子何時大何時小，具有相當的彈性。目前金融領域“籠子”很小，甚至有很多“一刀切”。并購重組是資本市場的重要功能之一，姚振華固然可能激進，但如果因此給并購重組打上“另類標簽”，那就會遏制市場應有的活力和生機。

要找到經濟新空間，更需要的是法治化的軌道，而不是帶有相當大的彈性、人治色彩強烈的籠子。中國經濟需要從籠子經濟走向軌道經濟，讓預期更確定。金融整頓，應該從問題中汲取教訓，但不是一棍子打死，甚至在創新方面舉步不前。

從深圳到佛山、廣州，我對中國新空間有很多思考。中國之“新”，從昔日沒有的空白地帶蓬勃長出，從昔日已有的存量地帶艱難讓渡，從奮斗與創新中噴薄，也從教訓中找到更恰當的軌道。歸根結底，新空間系于富有企業家精神的人們的創造，無論他是商人，工廠主，還是實事求是、進取向前的政府官員。

*本文來源：秦朔朋友圈（qspyq2015），作者：秦朔，原標題：《秦朔：都在談創新，中國新空間究竟在哪里？||大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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